对传统充满敬意的读书人，恐怕都会在心头想象过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书房。桌几明净，宽敞明亮，中国的传统文具：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还包括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房器玩，如笔筒、笔洗、水注、臂搁、诗筒等多达几十种，一一陈列其间，统称文玩。
文玩不但是实用之物，还是艺术品，制作都是那么讲究、精工，有艺术内涵，为人们所欣赏，直接影响着使用者的心境。一个人在房中读书，研墨，濡墨，写字作画，摩挲它们，应用它们。这便是斯文之事了。
而女子闺中，也会有这样的书房。
说起识文断字，女性自古以来就是能与男性相颉颃的。历代女才子不少，精通文翰，出现了经学家、文史学家，汉代班昭、蔡文姬，宋代李清照等是第一流的学者。还有吟诗作词、作书画的许多才女。但是如宋代才女朱淑真所说，“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女子做学问，吟风弄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女人的本分啊。女人本应只管侍奉公婆、丈夫，生育儿女、忙碌家务吧。
不过，闺阁中还是要以诗文往还，结诗社，作书画，慰藉自己的心灵，也堪与男子争一番短长。男性终究不能完全垄断斯文。唐宋时就留下不少女子诗词，明清更盛，以沈宜修、叶小鸾一家母女最为著名。女子书法、绘画家中，卫夫人、武则天、吴彩鸾、管道升等都是大书家，文？、仇珠是名画家。这些自有专史论述。即使不是书画家，女性写得一手簪花小楷，绘得一笔精雅绘画，体现女性情怀，总是令她们自豪，也会引来男子的一些艳羡的。女子也因此要准备一间书房，使用文玩，让它们本身就成为书香弥漫、与男士相并肩的一种象征。
如唐太宗之女长乐公主李丽质，陕西礼泉昭陵有其陪葬墓。其墓志铭称赞她：“散玉轴于缥帙，悬镜惭明；耀银书于彩笺，春葩掩丽。是以遐观遗篆，俯寻蠹册。”她和其父亲一样喜爱书法，所喜欢的是一方瓷质的辟雍砚，并用以为随葬，在墓中出土。辟雍是周代贵族子弟的学堂，由天子亲自讲学；据说四周环水，圆如璧，大形作圆形。古人以此形为砚，当含有表示道德文章高贵、高雅之意。公主用此砚台，约略可使我们感受其与男儿比照的风采。唐代是有女皇的年代，女皇武则天、杨贵妃都写得一笔好字，公主也一律积极练字，写得一手好书法，这不奇怪。可是宋代之后，女子是不提倡作文写字的了，却仍有那么多女子在耕砚田，在努力延续墨香一缕。
宋代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一记一件传婿砚，乃是佳话：“晏元献（晏殊）夫人王氏，国初勋臣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献婿，富郑公（宋朝名臣富弼）也。郑公婿冯文简。文简孙婿蔡彦清、朱圣予。圣予女适滕子济。俱为执政。元献有古砚一，奇甚，王氏旧物也。诸女相授，号传婿砚，今藏滕氏。”这件在母女、女婿之间传递的砚台，如石般坚牢，象征着书香绵延不衰。但这象征却是寄托在夫婿身上的，依附于男子的，与女子自身使用的意义不同罢了。
诚然，写字、绘画的笔墨纸砚等文具，男女使用的都是一样，都讲究用端砚、湖笔、宣纸、花笺、徽墨等。唐代才女薛涛曾作诗《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煤而黯黯，入文亩而休休。”指的就是砚台、笔、墨、纸。但文艺修养很高的女子对于它们也自有独特的需求，要求符合女子自己的志趣喜好。历代宫廷、文士所应用的文玩，各有其富丽或清雅的特点，女子文玩则与之很不相同。
南宋女诗人张玉娘有《咏案头四俊》诗，分咏马肝砚（色如马肝的端砚）、凤尾笔、锦花笺、珠麝墨，就写到文具的精美彩绘花纹与香气，体现女性特色。
宋代女子使用的笔、墨、砚台等也有出土，其中有凤凰纹墨，似为女性专用，因为一般宋墨是装饰龙纹，而凤凰多是女性的代表（1991年3期《文物》有文章介绍）。到明代，有制墨名家方于鲁的双鸳鸯墨，圆形的墨锭上用涂金金字写出“文彩双鸳央（鸯）”五字，另一面绘有一双鸳鸯，情意绵绵，交颈而望，披着红、翠、金彩羽毛，与现存的《方氏墨谱》中的图形很像。
明代程君房（即程大约）也有双鸳鸯墨。《程氏墨谱》也有图。
还有百子图墨，以百子图为图案。清代胡开文也有龙飞凤舞墨，六方柱子形，龙凤盘绕，涂着金粉，都带着爱情、繁衍的主题。
女子们使用的砚台，据说有凤纹砚、水晶砚等，在纹饰、材质上首先就追求美观。
历代才女、美人之砚，深受好古书虫们的热爱。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随笔·眉子砚》就记明末著名的女诗人叶小鸾使用的砚台：“（陶绥之）酷好风雅，尝得叶小鸾眉子砚一方，腰圆式，面有犀纹，形如半弯新月。”张中行先生在《玉楼中砚》一文中，写到叶小鸾以及别的明代才女薛素素、柳如是都有砚留下，他认为“推想十之九是砚工作伪，是骗男书呆子的”。但他应该也理解男人的这种心理，他自己就珍爱一方“玉并女史小像砚”，是经过考证的。
近代大收藏家张伯驹留有一夜间获得钱谦益（钱牧斋）的玉凤朱砚与其夫人柳如是的蘼芜砚的佳话。他曾夜访友人溥雪斋，求得一方柳如是砚。砚上镌着云纹，有星月状天然石眼，刻着“蘼芜”二字小款，又刻有阳文“如是”长方印。相传这是端砚中的水岩名品（一说此砚乃仿制之物）。到了第二日清晨就有古董商拿来一方白玉凤凰砚，是钱谦益用来调朱砂用的，铭文后有小字篆书款“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张伯驹也不说破，连忙买下，使得夫妇砚合璧。
萧山朱氏则捐赠给浙江博物馆一方柳如是写经砚，是白而微带黄色的白端砚，质色极为纯净，砚池深邃，池头雕有一马形纹。观赏它，给人带来静雅的感受。相传还留存有朱孔阳藏柳如是“绛云楼扫眉镜砚”，即碾眉黛以画眉的眉砚。又有清代沈焯、余子絗铭柳如是小像端砚。
藏砚家阎家宪先生的《家宪藏砚（上卷）》介绍有明代秦淮八艳中的顾横波梅花小影洮河石砚。所谓梅花小影，就是观赏梅花时留下的小画像。砚是淡青的制砚名石：洮河石制作，琢作羽觞形，砚背面浅浮雕出数枝梅花疏影和顾横波像，顾横波头挽着松鬓扁髻、衣装是穿着直领披风，都是明末女子常见的式样，斜倚于梅花树干上，眉目间流露温婉气息。虽然在石头上不可能如工笔画那么细致，但也刻画出她的形貌，让这砚台成了一帧美人像的载体。
清末况周颐《眉庐丛话》还记载秦淮八艳中的马湘兰，曾得到一方绿玉般的宋代洮河砚，背面刻阿翠像，马湘兰说：“眉目似妾，面右颊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苏翠，果尔，当祝发空门，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怀疑是宋代的美人苏翠的砚，却又眉目如自己一般，真是巧缘。
著名的女儿家使用的砚台还有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评论者“脂砚斋”所提到的脂砚，是明末名女薛素素之物，曾经过张伯驹鉴赏，后已遗失。砚台石质略带有脂状红晕与鱼脑纹，刻铭篆文“红颜素心”，盒上盖内刻有薛素素像，凭栏立独帷幕前，有篆文“红颜素心”四字，左下刻着“杜陵内史”小方印，传为仇英之女仇珠所画。砚背刻文士王稚登的行草，是一首五绝诗：“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写出了女郎使用砚台的美态与芳心之思。
清代苏州的顾二娘，则是又一位和砚台大有缘分的女子，是一位著名的制砚家。清代钱思元《吴门补乘》等书有记述，她本姓邹，嫁入制砚为业的顾家，继承了技艺。她名气虽大，但从不粗制滥造，非端溪老坑佳石不用，制作上讲究圆活而肥润，清新自然。曾为文士黄任制砚，黄任十分喜爱，写《赠顾二娘》一诗加以赞美，刻于砚背：“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这用来操作布机的女性的手，如今却割剖端州佳石，制作出了瑰宝。文博家朱家蟳先生曾介绍其制作的一方菌砚，将石材雕琢成蘑菇般的形状，富于野逸之美。还有一方云凤砚，因为石上有石眼，就加以巧妙构思，石眼用作凤凰目，再刻出凤的头部，身体，凤身遮以流云，凤凰尾翎则绕到砚台背后，意态生动。都是顺其天然之形，再加人工，而不过为雕琢，以得其真趣。
女子和砚台的情缘就是这么绵长。明代蓝瑛、徐泰合画的《浴研图》中，绘芭蕉怪石下一位穿长袄的妇人在一水盆中洗涤着研（砚），也正说明了女子与砚的亲近。砚台多是石制的，有坚实牢固的象征，书香延续的嘉义，女子珍爱砚台，是自身文艺修养的证见，含有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又用砚来写佛经，或碾胭脂、眉黛化妆，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美的追求。同时也带有对男子的爱与期盼。
女子制作毛笔，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六载：“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书用。笔心用胎发。”今天仍有人用婴孩第一次理发时的胎发制作成毛笔，虽未必适合写字，但留作纪念，仍觉得很有意义。而这位姥姥作的毛笔只是在笔心内使用胎发，大书法家萧子云也爱用，可见必是很实用的了。
与笔相配的有笔筒、笔架。笔架也叫笔格，用来搁架笔的。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记笔格“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名画家唐寅所画的《红叶题诗图》，绘一位深宫中的宫女持笔欲在红叶上题诗，一旁的小几上有圆形砚台，配的就是红珊瑚笔架，在伸张的枝丫间搁着毛笔。
红珊瑚，来自海底，古人是视为珍贵宝物的。女子用珊瑚制成镜架、发钗，在古代典籍中有记。珊瑚笔架，也早有制作。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有著名的《珊瑚帖》尺牍，写朋友赠送他一件红珊瑚笔架。在尺牍后边，他还随意画下笔架的形状，并附诗：“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唐寅画出精美的红珊瑚笔架，只是实录而已。
明代吴伟绘的《武陵春图》，是写实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当时著名的女郎武陵春，手持书卷倚着一张石案独坐。武陵春，是江南名女，原名齐慧贞，与傅生相恋，傅生因事获罪，被流放他乡，慧贞侠骨义胆，全力营救，仍无法挽回傅生，最后悲伤成疾，抱恨而终。吴伟此画中，陈设简洁，石案上放着七弦琴、书册、山形笔架、砚台、水注，加上一盆水旱盆栽梅花，衬托出了女郎非同寻常的才情、素养与孤高、忧伤。
明代女画家薛素素，作有一幅白描仕女图，绘一位女郎坐在书案旁的绣墩上，正展开一幅笺纸，沉浸在阅读之中，不知道这笺纸上是友人寄来的诗歌，还是她自己创作的文章。书案上少不了陈列文房四宝，有笔筒、砚台、笔架，还有成卷的彩色诗笺，一只瓶子里插着两支孔雀翎毛作为装饰。这是仕女画，但又可能正是素素姑娘的书房实录。
清代女画家范雪仪作有《吮笔敲诗图》，绘一位红衣女画家坐在书案前，眉目清秀，气质高雅，正举笔而吮，欲在铺开的、用镇纸镇着的笺上书写。案上可见到瓶花与供果，书籍，当然还有红色、绿色的成卷的彩笺，蕉叶形砚台，与镇纸、水中丞、水注、印泥盒等文具，小巧可喜。
女子使用的文具，还有诗筒值得一提。诗筒以竹制成，或以象牙、香木、纨素之类制作，日常诗稿可投入筒中贮存，免得遗失。《红楼梦》二十二回写到贾妃元春叫人从宫内送灯谜出来，让贾府诸人猜，猜中的每人奖励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这宫制诗筒自然是更精巧的。扬之水老师在《终朝采蓝》一书中也有所考证。
印章，也是文房用具，还叫作图书。女子作书画、写信后同样要盖印章，可标明自我的身份，彰显自我的意识。汉代连云港凌惠平墓、长沙马王堆辛追墓就已经出土了女子用印。凌惠平使用的是边长2．5厘米的青铜印章，印钮为龟钮，印文为“凌氏惠平”四字。汉代有一方著名的白玉印藏于北京故宫，印文是“婕妤妾！”，大雁形钮，玉质莹洁，印文以秀逸的鸟虫书镌刻，富于女性气息，曾被误传为汉代赵飞燕的玉印，其实是当时一位婕妤留下的。这几方印在当时要配上绶带随身佩戴。
除了名章之外，女子也使用闲章，寄托情怀。如明代才女马湘兰有寿山石印，镌“浮生半日闲”；花乳石印，镌“听鹂深处”。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记载，沈复刻下“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一阴一阳，自己执朱文（阳文）的一方，芸执白文（阴文）的一方，以为往来书信之用。这便是爱情的象征。
拜匣，原是用来盛放拜帖（名片）的匣子，花样颇多。扬之水老师《终朝采蓝》一书中已经有精彩叙述。女子所用拜匣较为细致，如明代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的拜匣，是“湘妃竹攒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