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乃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而变化的结构，是内在于人类群体的人与人之间联系方式的体现。公共生活需要一种普遍有效的、理性的、规范性规则体系来调节和规范人们的交往活动。社会良性合作并不能单纯通过其应然的根本原则自动实现，它需要实然的制度体系在切实的运行中提供现实的体制条件，即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所要努力发现的不只是个体的人之间的合作，而是个体的人之间的合作赖以持久发生的客观保障机制。”（张康之，2007 ）马克思虽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明确界定制度的含义，但在其著作中从不同角度使用了制度概念，并对制度进行了社会视阈的深刻分析。
第一节 异化社会的批判路径
从异化角度来考察人的本质和批判宗教，是从费尔巴哈开始的。赫斯（ Moses Hess）则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从宗教领域推进到政治经济领域，强调金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私有制则是异化之根源。这些观念深刻影响着马克思。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非人状况，即人的发展的片面化、物的发展过程中人的自我丧失，这种现象用“异化”或“物化”概念来概括。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马克思， 1995：122 ）
一、劳动异化：异化关系的社会表象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乃是表征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悖论的历史形式。马克思认为，异化“明显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马克思，2000：130 ） ，此即所谓“异己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由于古典经济所带来的异化问题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其次，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再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最后，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1985：51-52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私有制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劳动的异化又是一种根本性的异化，二者相互作用导致社会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顶峰。
（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成社会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1995：204 ）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在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社会条件的逼迫下，出售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劳动能力。资本主义剥夺了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及其控制力的过分膨胀，人的感性发展受到了压抑，人们无法按照其内在本性去生活，而是听从于“机器技术理性”的召唤，人沦为物役，成为机器的奴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厂房等，雇佣工人虽有人身自由，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并被资本家购买以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才能结合起来。生产的整个过程都是由资本家一手确定，资本家处于主动地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都由资本家支配。雇佣工人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也就是说，雇佣工人在生产活动中完全听命于资本家。
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被赋予了特定的资本形式。这种特定资本形式产生的前提就是劳动力和劳动的实现条件（生产资料）所有权之间的分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前提是这样一种财产形式：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土地财产，没有劳动工具所有权，也没有生活资料所有权。资本家对劳动实现条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工人失去了作为商品生产者对所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换的条件，工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对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为了生存，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这种非物质的生命机能作为商品，作为换取继续生存的生活资料的条件。工人实际上失去了是否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
劳动者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因而在同资本家交换劳动力的过程中遵循了商品交换的规律。但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权在资本家手中，所以在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手段，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资本家对价值的贪婪使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力或工人的监督权和指挥权。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部门明显体现出劳动环境的不安全性。劳动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结果只能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马克思，2004：102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者在经济上受生产资料的垄断者支配，是一切奴役及一切社会贫困、政治依附和精神屈辱的基础。人的生活世界里只剩下一个单调、冰冷的理性世界，人成为可怜文明的动物，生活在异化状态中。
（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形成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中，表现在工人与其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和劳动活动本身上。劳动不仅是公民获得财产的最基本途径，也是公民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和自觉的活动。”（马克思，1979：96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1979：38 ）“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 1979：50 ）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生产活动带有人的族类的全部特征，人的族类特征就是自由自觉地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聪明才智和肉体力量都体现在劳动产品上，因此在劳动实践中会有创造的幸福和愉悦感。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谈到这一点，他说：“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马克思，1979：51 ）人的这种能动的、类的生活对自然界逻辑上的主动性就是人作为“类”的社会性的最本质体现。
马克思指出，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最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应该超出谋生活动的外在强制性的自然概念，从而上升到一种生命表现的内在需要的自由范畴。劳动是人的本性和第一需要，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从本质上来说，劳动应是劳动者“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马克思，1995：28 ） ，是“自我享受”和“生活的乐趣”，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却变成迫不得已的苦差使，变成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自16 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劳动者和他们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便日益分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于劳动者，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来说，“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马克思，1995：52 ）。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就是“本质”和“生存”的分裂。马克思特别强调这种作为生命表现的劳动具有一种主观性规定，“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1995：38 ）。劳动实践只有当其仅仅以自身为目的时才是本真的、合理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人作为类本质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存在的，表现为劳动只是其产品的手段和工具，劳动者只是非劳动者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劳动的自我异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露了劳动异化所导致的颠倒。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认为它构成人的“类生活”。在后来的《资本论》第1 卷中，他进一步指出：“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马克思， 1972：681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为物质利益而劳动使人变得异化了，这种异化的递进表现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进而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相异化。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在本质上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变成了动物般的受物质利益或谋生需求所限制的不自由的劳动。但资产阶级学说根本看不到这种限制，因为它们不理解人的自由本质。他们的学说的基本共识是：这种自由竞争是有些不够人道之处，但这毕竟符合等价交换原则。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剥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马克思，1975：295 ）马克思关于所有权和劳动分离的思想，揭示了商品所有权规律，体现出来就是工人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变成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规律。“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成时期，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马克思，1995：486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劳动异化的一个明显表现是，一旦对劳动的强制力度弱化甚至消失，劳动者就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就造成了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样，人就丧失了人的类本质而变成非人类的存在物，人类就丧失了自己，从人类异化出去而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变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
（三）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异化劳动，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的本质，就在于这种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产生异化现象的劳动。它集中表现在劳动的产品同它的创造相离相违。对劳动者来说，它既是劳动者的创造物，又是劳动者异己的存在物；既是劳动者劳动行为的后果，又是劳动者树立起来的对立面、敌对力量、统治者或上帝。这种异化性质就是异化劳动的本质所在。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劳动问题没有得到重视，但是马克思认为，“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2000：54 ） ，因而没有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的原因在于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所以它“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马克思，2000：74 ）。马克思指出，这种情况是工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全面异化，是“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马克思， 1995：511-512 ）。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异化是阶级产生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而广大工人阶级则迅速积累起巨大的贫困。对于工人而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他们的劳动属于别人（即资本家）的活动，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1985：47-48）。工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
一切劳动产品都是由劳动者生产的，劳动者本应是它的主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却被资本家所控制，成为劳动者的异己物。生产资料已经被资产阶级掠夺了，“贪得无厌的人……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马克思，2004：845 ）。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也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形成劳动的对象化。转化到现实中，它就显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也就是劳动商品的外化以及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异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