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粤敌支撑不住，开始向后溃退。红军乘胜前进。浈水两岸，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倒下的红军战士和敌军尸体互相枕藉，滔滔的浈江河水，也被染成了淡红色。毛泽东亲临前线部署战斗任务。
水口一战，共击溃了粤敌10余个团，毙敌3000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5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近千具。此战沉重打击了粤敌，打得粤敌从此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5军团第13军就伤亡团长7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1000余名，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右臂挂彩。此外，划归红1军团指挥的第15军第44师师长王鸿章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在水口战斗中，红5军团的大刀杀出了威风，从此威名昭著，声震遐迩。他们的大刀经过一次次刀光剑影的战争砥砺，越发锃亮锋利。
在水口战斗的三四天，正当小暑炎热天气，红军战士与敌人日夜鏖战，十分艰苦。有时候供不上水和饭，战士们渴了，就喝稻田里的水，饿了就嚼口生米。晚上，有的战士口渴，爬到河沟里去喝水，闻到一股血腥味，第二天天亮了一看，只见河水泛着红色。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就地露营，战士们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醒来，才发觉自己同敌人的尸体躺在一起。
后来，据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水口战斗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捷报传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局于7月10日发表了《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对水口战斗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指出：水口战斗“使广东军阀闻风丧胆，并震撼全国的反动统治。”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继续猛进，冲锋复冲锋，掀起中华苏维埃革命的洪涛汹涌澎湃，淹没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血腥统治！”
水口战斗结束后，红5军团路过安源、安西一带。一天晚上，董振堂对高志中说：“部队准备明天从安西出发，奔瑞金，日行程是90里，你给我试着画一张行军路线图好不好？”
高志中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画了起来，画完后，交给了军团长看。
董振堂指着行军图的一处说：“这画得不对，相距5里的村子怎么比相距7里的还远？”接着，董振堂用手指比划着，教给小高用手指量距离的方法。然后，董振堂又说：“你这张图上没有桥。你再看地图上，这一段有没有河和桥啊？河、桥都要标出来，不然一天走到什么地方你没有根据，因为过桥比走平路慢。”
这时，恰巧作战科的同志给他送来了明天的行军路线图。他仔细看了一遍，把高志中叫到跟前：“你看人家画的，什么代表桥，什么代表河？为什么这30里规定走2小时，那20里也规定走2小时？因为这20里地中间有3道河，所以不标出河流来，你没有根据，也就不可能下达准确的命令，这就要发生指挥上的错误，贻误战机。”
这时的高志中哪里知道，绘图是军团长入伍过的头一关，是他的拿手好戏呀！
这以后，红5军团又与红1、3军团先后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第5军团越战越勇，董振堂也在火光闪烁的战场上，迅速成长为一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
四、长源庙痛失赵博生
1932年12月11日和14日，是广州暴动和宁都暴动纪念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通令，要求各方面隆重纪念中国武装革命史上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12月11日下午2点钟，2万余名士兵、干部和群众聚集在瑞金红军学校炮兵操场上隆重举行“广暴”、“宁暴”纪念大会。会上，由参加过“广暴”的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同志报告了“广暴”经过，由参加过“宁暴”的卢寿椿同志报告了“宁暴”经过。
同一天，在战斗前线，红军及黎川工农群众团体向红5军团赠旗。并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嘉奖宁都起义官兵的通令：“宁都暴动是中华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土崩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5军团，这是革命史上伟大而光荣的一页。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举行纪念宁都暴动，并给予领导宁暴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高荣誉的红旗章，并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5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接到嘉奖令，第5军团将士欢声雷动。20000名群众举行提灯游行，鼓乐声、口号声、欢呼声响彻黎川城的上空！
1932年底，国民党周浑元部周士达的第13旅进至黄狮渡地区。其实，这是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积极策划第四次“围剿”的一次试探性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第1、3军团。中革军委决心消灭这股敌人。
该命令以红3军团为左翼第1梯队，红1军团为右翼第2梯队；红5军团为左翼，配合黄狮渡地区的红军作战。
1933年1月4日，战斗正式打响。1月7日，负责战斗指挥的林彪、聂荣臻急命第5军团派一部前去阻击该敌，以保证整个战斗顺利进行。
接到电令，董振堂立即布置了三个团摆在长源庙一线，刚刚伤愈的赵博生则坚持要一同前往，董振堂便劝阻道：“老赵，有王树亚他们几个团，你就放心吧，再说你伤刚好，就不要去了。”赵博生摇摇头说：“不行啊，老董，长源庙一线离我们的主战场太近。我实在放心不下，这次第5军团作为战役预备队，说不准啥时就要拉上去，你的担子更重，至于我的伤，早好了，你不用担心。”董振堂知道他的脾气，再劝下去也无用。遂命令特务连与赵博生一同前往。
赵博生便带领干部们勘察地形，选择阵地，指挥战斗。
在赵博生的带领和号召下，阻击部队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硬是用石头、刺刀和大刀将敌人打了回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令增援上来的敌人始终无法逾越。
战至下午，后方传来捷报，敌已全线溃退。赵博生兴奋地将这一消息转告给其他同志。此时，一颗炮弹飞来，在他右侧爆炸，赵博生不幸右额被弹片击中，当即倒地，战士们急忙将他抬下去，进行抢救。
敌人被打退了，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5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敌人6个团的伟大胜利。但是，一代名将、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5军团的杰出指挥员赵博生，因弹片深嵌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时年仅36岁。
噩耗传来，红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董振堂手捧烈士的遗物——一副变形的镜框，呆呆地站立在山冈上，心如刀绞，眼里噙满了泪水。赵博生不仅是他多年的老战友，更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赵博生平日里沉默寡言，俭朴笃学，功不自居，过不诿人，重信义、负责任，廉洁多谋，建树可嘉。他的牺牲，令董振堂陷入了长久的自责与悲愤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5军团，吊唁赵博生：“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永远光荣于中华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
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赞赵博生同志是“坚定革命的人”。
五、痛歼“围剿”之敌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于12月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来到江西，置日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山海关的严峻形势于不顾，坐镇南昌，指挥“剿共”。时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总兵力约40万人，中央苏区红军总兵力约7万人。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趁敌部署未定之前，先敌发起攻击打乱其进攻势态，以求作战之主动。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1方面军向南丰进发。以董振堂的红5军团和罗炳辉的红22军为右纵队，以彭德怀的红3军团为中央纵队，以林彪、聂荣臻的红1军团为左纵队。12日晚，红3、红5军团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攻南丰城。守敌是国民党第8师6个团，激战一夜，红3军团仅夺得大小碉堡9个，歼敌1个营；红5军团夺敌5个碉堡，俘敌一个连，战果不大，红军各部均未突破敌之主要阵地，且自身伤亡很大。
2月27日清晨，寒风细雨中，左路的林彪、聂荣臻在宜黄县黄陂的山岭中正打得热火朝天，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敌第59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有些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第59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第52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易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22军先敌占领黄陂西北高地，红15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第13军第38师占领黄陂以西高地，独第5师集结黄陂作预备队。
当天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15军在鹿梯一带与敌第59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第15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鼓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第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59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22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第11师的增援。命令第13军第39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15军和第38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5师与第22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8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第59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4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皇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1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陂战斗，红军干脆利落地歼敌2个师，俘敌约1万人，缴枪1万余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在歼灭敌第59师的战斗中，红5军团第13军第39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王树亚是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13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第39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在歼灭敌第59师的战斗中，他带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陂大捷，使红1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此时，敌已重新调整，企图搜寻红军主力，以寻求决战。3月20日，敌第11师由黄陂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1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以红5军团、第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1、第3军团、第21军和独立第5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9师与第11师的联系。第22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立即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各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第11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1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4军的第10师、第11师轮番攻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5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第66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11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第11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乾，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担任主攻任务的红5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出发前上级交代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