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是他最钦佩的一位好朋友，他总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可是……
中原大战的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正应了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当初，由于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给西北军带来的蓬勃生机使赵博生受到启发，他开始注意部队的政治鼓动工作。1929年，他在西安任第14军参谋长时写下了一首《革命精神之歌》，并请人谱了曲子，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和革命理想，教育和激励部属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歌词是这样写的：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国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
这首歌，在赵博生所掌握的特种兵教导大队中广为教唱，使官兵感于心怀，同情民众，追求革命，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大同而奋斗。
中原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过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部队到达宁都后，他又亲自去了一趟上海，仍未如愿。现在呢，现在第26路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几乎和这是同一时间，季振同也派人去山西、天津找了冯玉祥或鹿钟麟，想通过他们再找党的组织。
孙连仲走前，将第75旅旅长李松崑提为第25师师长，并委以代总指挥的重任。李松崑在第26路军下级军官中名气不大，高中级军官都瞧不起他，更谈不上威信。对他的提拔，众人都不服气，这就形成了第26路军中新的矛盾。孙连仲离开后，李松崑也没有就任。因此，第26路军的一切权力和责任自然都压在参谋长赵博生的肩上，使他成为第26路军的领导核心人物。
五、特支在行动
中共中央根据第26路军中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于8月间指示在第26路军成立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对官长和士兵中的党员分别成立支部，刘振亚兼官长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支部书记，袁汉澄分管士兵支部，王铭五负责文件修改与保存及收缴党费。
9月，宁都城北的一条小街上，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地进了“刘记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两只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带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也沏好了，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
这天秘会的议题是继宜黄讨论后第三次讨论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在军中他不谄、不骄，朴实，不爱财，爱兵如子。大革命时，他受过革命的影响，信任刘伯坚同志，并对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歌曲如《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很欣赏。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作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走了以后，赵参谋长是总领军务，目前第27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去了，第79旅旅长池峰城，第80旅旅长王恩布，第81旅旅长施积枢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宁都，若是能争取到赵博生，是会有很大收获的。还有，第73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中威望很高，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第26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第26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第26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
几天后，罗亚平像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中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笑着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高兴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兴奋地把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党组织及时地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王超亲自出面和赵博生谈入党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第26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第73旅上尉连长李青云，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第74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王幼平）、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第27师第79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据当时在上海任中央兵运科长的朱瑞同志回忆，第26路军特支在报批赵博生入党的同时，也把准备发展董振堂的事报到驻在上海的党中央。当时由于中央在白军中发展党员的路线是“要兵不要官”，认为白军中所有当官的都不可靠。之所以批准赵博生，是因为觉得他作参谋工作，不是实权派，又能起到一些特殊作用。但对于董振堂，则认为他是一个掌握着兵权的实力派，而这种实力派是不可靠的，因此不同意发展董入党。也许董本人对这一切并不完全了解，但“九一八”事变后到起义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工作空前的积极和热情。
后据时为学兵连学员的蒋耀德回忆：学兵连的士兵多来源于劳苦群众，军阀统治的军队，士兵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了残酷的压迫。每天哨音一响，就得起身下床，动作稍慢一些，班长就是一棍子。加之到江西后水土不服，驻宁都时士兵们经常发牢骚，一次，蒋耀德也插了一句：“真不如开小差当红军去！”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走，咱们一块当红军去，离开这座活地狱。”可见当时广大士兵情绪非常激愤，矛盾非常突出，就像一只火药桶，一触即发。
蒋耀德说：在旧军队里，长官打骂士兵，剋扣军饷是司空见惯的。当初，学兵连连长孙锡就是一个民愤极大的家伙。第73旅开赴江西宜黄后，孙锡一反常态不打人、不骂人了，还假惺惺地装出很关怀士兵的样子，原来他是把士兵们在河南修武上交给他的那些便服等东西卖了给贪污了。士兵们非查个水落石出，孙锡恼羞成怒，立即吹哨子集合，故意找士兵们的茬，打骂士兵泄私愤。士兵们这时已经受到红军和连里共产党人的宣传影响，不由地想，红军对士兵不打不骂，官兵一律平等。大家议论纷纷，恨不得插翅高飞，到苏区当红军去。
蒋耀德把孙锡的暴行和士兵的思想情绪向刘振亚作了汇报。之后，按照刘振亚的要求，又继续搜集孙锡虐待士兵、残酷捆打逃兵、士兵的情绪日趋高涨、要当红军去的劲头更加迫切等情况向刘振亚汇报，刘振亚听后非常高兴。不久，这个恶棍孙锡真的给调走了，很快就调来了一位关心爱护士兵的李青云连长。士兵们高兴得都跳起来了。
六、寻找新的出路
这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如火如荼，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处于绝望中的董振堂，想起红军并不是偶然的。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和大革命时的情景，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当他试图寻找新的出路时，这些记忆便像潮水般地激荡起来。特别是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和苏区土地革命的情形，给了他更为直接的启发和教育。于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寻找共产党，找刘伯坚。
据时任董振堂警卫员的高志中后来回忆：董振堂从南昌回来不久，有一个陌生人来找董振堂。这个人高个子，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约摸40岁上下。他每一次来，都要与董振堂对弈一番。两人边下棋，边喝茶聊天，往往一坐就是半天，看起来感情十分融洽。此人和刘振亚、郭如岳也时有接触。有一次，他俩正在下棋，赵博生来了。那人对赵参谋长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赵参谋长说：“水流千遭归大海嘛！”
他是个什么人呢？高志中曾问过董旅长，董旅长只是说：“你不要问，这是我的朋友。”后来，在第73旅旅部召开的研究暴动的会议上，这个人又露过一次面。
董振堂自从和这个人接触以后，情绪有了明显的变化，说话、谈问题比过去直率大胆多了。
一天，苏进又来找董振堂。进门后，他发现董振堂比以前胖了，情绪比较好，就把第74旅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告诉董振堂。董振堂听了以后，问道：“第74旅有没有组织？”
苏进明白董振堂所说的“组织”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一般是不用“组织”这个政治术语的。苏进很快反应过来，并回答道：“没有发现过有什么组织。不过，第74旅有个叫卢寿椿的营长，以前曾被怀疑过是共产党，因为部队过去在华阴驻防时有个被通缉的共产党逃到他那里以后再找不见了，后来就怀疑上了他。听说卢寿椿过去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
正说着，赵博生没有敲门就进来了。他一边笑，一边和董振堂打招呼说：“绍仲，咱们到城墙上转转去吧？”
董振堂和赵博生一边沿着北城下一条巡逻时踩出来的小道走着，一边低声说着悄悄话。
“你觉得红军怎么样？”赵博生问道。
“红军挺能打仗。”
“共产党呢？”
“政治上很强。”
“还有别的方面呢？”
“你说呢？”
董振堂见赵博生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而且大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一时还摸不清他的真实用意，便以守为攻地反问了一句。不想这一个反问，却把赵博生给提醒了。常言道，隔墙有耳，草中有人。在野外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万一被谁偷听去，传到孙连仲和蒋介石的耳朵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他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尽管话题转了，但还是三句话离不了本行。
“你对目前时局怎么看？”赵博生问道。
“我看用四个字可以概括。”
“哪四个字？”
“山穷水尽。”
“难道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吗？”
“也许还有那么一条路，一条光明的路！”
“在哪里？”
“我已经苦苦寻求了十来年啦！”
说到这里，两人相视沉默了一阵，都觉得心里十分沉重。过了许久，赵博生长叹一声，又接上刚才的话茬，继续谈起来。
“你为什么如此悲观呢？”
“因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隔着一堵比宁都这城墙还厚还高的墙！”
“难道我们就不能推倒这堵墙吗？”
“我看要推倒这堵墙，并不那么容易啊！非得有人帮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