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是内在统一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胡锦涛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要求，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并列，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命题。胡锦涛指出，要“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建设党，不断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辩证统一
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共同交织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着各自具体的内涵。在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它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归纳，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代的特征相结合，回应时代课题，适应并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它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做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它强调马克思主义要走出书斋，走向生活和实践，使之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掌握和运用。
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内涵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因为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影响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是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相对等的概念，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问题。本章在探讨这三者关系的时候，着眼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积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实践的时代化问题。离开了理论自身的发展，也就谈不上理论的时代化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化”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理论，这一理论要与中国大众的实践相结合，既需要中华民族的形式，也需要中华民族的语言，更需要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认知。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中国化，才能适合中国实际情况，才能为中国人民所需要，也才能进一步实现其大众化。而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能，关键的前提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紧跟时代步伐，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才能使自己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对现实世界保持强大的解释力，从而发挥其引导人民大众实践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精神。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反映和体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题、时代的精神。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来看，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反映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时代精神。在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的革命问题。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能够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而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则围绕着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能够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建设经历则从反面说明，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就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一个落后于时代的理论大众化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反映在符合时代精神，而且要系统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围绕着革命的主旋律，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途径、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改革的主旋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不仅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还包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众化，这更需要紧跟时代步伐。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它只有与广大民众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恩格斯曾言：“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广大群众掌握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因此，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会拥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推动社会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源泉。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广大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从理论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既是领袖人物和领导集团积极推进的结果，更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有了亿万群众的实践活动，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有了丰富多彩的经验，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发展与飞跃。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辩证统一的基础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而且侧重点不同，但三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辩证统一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只有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这一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辩证统一的过程。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也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群众改革开放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这一实践过程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辩证统一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这一理论与现实的互动，离不开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把握和运用。正是在不断回答并推进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地存在着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化”什么，二是怎么“化”，三是“化”成了什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要求对上述问题做出科学回答。
（一）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既包含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内容，也包含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理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个首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既要解决“化”什么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较大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至少有5次：第一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和把它初步系统化的过程中的提问；第二次是恩格斯在同伯恩施坦争论中的追问；第三次是列宁在同考茨基争论中的追问；第四次是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生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抗中的提问；第五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思中的提问。拨开笼罩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迷雾，本书认为，要完整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要认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找答案。众所周知，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完整、系统、准确的阐述。因为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恩格斯晚年对《宣言》中的这段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视为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这充分表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之毕生奋斗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目标，在精神实质上，这同历史上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是一致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本书赞同下述说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从精神实质上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