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哲学为何以人性为根基？
政治哲学的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历史几乎一样古老。形而上学探究终极问题，在古代西方哲学家看来最为重要，因而被确认为“第一哲学”。当代人更关心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权力”、“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制度”之类政治哲学命题尤其关注，因而政治哲学被看作当代哲学中的“第一哲学”。在政治哲学的古典时期，“正义”是希腊文化中四德的核心。当时，人们主要探讨相对恒久的问题，对正义的探讨也是围绕如何理解“人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展开的。这种思路与当代正义论不尽相同。可以说，在以规范正义为主要话题的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前，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而走向深入的。
面对资源匮乏与生活冲突，古代哲学家致力于解决人“应该如何更好地生活”之类的宏大问题，这类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但使之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却步履维艰，政治哲学家对这类问题的解析体现了应有的深度。面对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如何调节分配中的冲突，政治哲学家首先要读懂人性，因为“好生活”毕竟是人的生活。居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家探究人性的本来面目，唤醒人们的内心世界，“人应以何种方式生活？”“什么是人的真正需要？”这类问题直指人性，人性论因而成为政治哲学的“元理论”。纵观漫长的政治哲学思想史，其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对人性与政治内在关联的探究，至今仍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
立足于“人性”来思考政治问题，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重要差别所在。政治科学倾注于对政治事实层面的科学把握，对政治存在加以系统研究，通过缜密分析而归纳出某种规律。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具体，包括国家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政治制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等范畴，而且采用社会调查与数据采集等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通过科学证明的，这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不同。政治哲学家致力于探究政治事实背后的价值，思索人性以及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科学无力解答的，当然也是不容易证明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政治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科学提供的结论，但是，政治哲学不能被消解于政治科学之中，政治哲学要确立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目标，这类理论诉求是独立于政治科学之外的。
当代哲学家认识到人类的“起源的退却与返回”实则是不可能的，因为经过了多次思想史作者的洗牌，我们已无法准确获得人类过去的思想境况。但是，在研究人性的过程中，政治哲学家发现人性天然地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人们产生冲突的根由。避免冲突乃至战争，对政治哲学家来说至关重要。为此他们主张规训人性，建构公正且具有政治正当性的制度，使人们懂得合作与宽容，认识到如果不能与外界交往甚至接纳他者，自己的利益就可能受到伤害。这些思路当然提升了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但是，人与人之间合作并不容易，“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政治哲学家解析人与人之间合作问题的经典案例。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但是，指控他们入狱的证据不足，于是在分别审问的过程中使他们面对三种选择的情境。第一种情境是，一个人认罪并证明另一个人同样有罪，在另一个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他将被判处1年监禁，而不认罪的人将被判处10年监禁。第二种情境是，两个人都不认罪，那么，都将被判处3年监禁。第三种情境是，两个人都认罪并都证明对方有罪，那么，两个人都将被判处5年监禁。面对审问，说，还是不说？如果抛开人性，仅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三种情境，那么，选择第二种情境最符合两个人的共同利益。但第一种情境对人性构成相当大的诱惑，因而两个人可能同时进入第三种情境。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来自人性本身的问题不是说几句“相互信任”之类的话就能彻底解决的。
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平等主义（equalitarianism）是由人性问题引申出来的两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流派。顾名思义，前者强调自由，后者强调平等。自由主义诉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化，但是，个人将自由张扬到极致，需要各种条件，当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必然与他者产生冲突和碰撞。当彼此都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时候，必然带来更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且不说海和天的界域是有限的，只说鸟和鱼的飞与跃并不只是个体化的行为，必然考虑到飞与跃的具体情境。民主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民主的好处毋庸置疑，但好的民主需要成熟的社会条件。如果在最坏的专制和最坏的民主之间作选择，政治哲学家宁愿选择前者，因为后者可能带来无法控制的局面。诸如此类的问题使自由主义遭到很大的挑战，平等主义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比自由主义更有说服力。平等主义基于社会平等的政治主张，在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等方面，更具有革命性。“人人平等”是人性的重要诉求。真正的平等主义者始终关心每个人的生活境遇，认为不平等的社会无疑是不正义的，为此，强调起点、机会和结果的平等，防止某些个人的自由对人类平等造成威胁。但是，平等主义可能遭到平均主义的置换，更何况，有些秉持平等主义的人们可能并没有将平等主义的理念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因而质疑平等主义的现实意义。
因此，深谙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柯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这个问题指出了平等主义的现实困境，柯亨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正义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与“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中，正义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不能画等号”。在此基础上，他的另一个问题是：“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的平等主义者，是否会在其自己的生活中竭尽全力实施他们要求政府制订的平等规范？”这涉及正义在当代得以凸显的原因，而当代政治哲学最耀眼的理论场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围绕正义问题而展开。
政治哲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悄无声息的，但20世纪出现了太多令人困惑的政治现象，也出现了太多科学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政治哲学为此重新出场。可以说，“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多次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对人类价值的威胁”，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政治的关联，而“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致力于审视这些重大事件的意义，分析当代社会结构的诸多特点。置身于弥漫着现代性观念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对问题的思考非常现实，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如何建构促进人的幸福的正义原则，成为政治哲学家最重要的理论努力。
正义因此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从世界局势看，“左右国际社会局势并支配国际社会游戏的基本规则是政治权力规则，而非世界公民的权利正义，因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所能获得的也只不过是某种基于均衡或力量制衡的暂时稳定和临时秩序均衡”。在日常生活中，不正义甚至不道德的现象也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神经。当获取利益与坚持正义产生了矛盾，很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丝毫不考虑“正义”对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有光辉”。它已经成为评价当代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幸福程度的重要尺度。
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是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始的。罗尔斯“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即探索可行的政治可能性的界限”。他以理想的正义面对现实问题，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难以脱离平等而独立存在，对平等的理解直接影响正义论的设计，罗尔斯关心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把个人的天赋看作社会的共同财产，以“公平的正义”抵达“事实上的平等”。问题在于，因为出身和天赋不平等便得到补偿，是否属于道德应得？对平等的理解不能脱离历史积淀，且不论道德人格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仅公平地调节社会的共同财产，赋予因出身和天赋而造成的弱者以补偿，就很难尊重在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进程中的强者，也难以确定补偿的客观标准。
罗伯特·诺齐克
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对政治哲学决策论和知识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最知名的著作是在1974年撰写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他在这本书中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出发，反驳了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
诸如此类的问题遭到其他哲学家的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质疑者是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一样，从康德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但诺齐克捍卫的是“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一康德的绝对律令，他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强调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并在理论上构建了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minimal state），这种国家是“仅限于制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他认为如果不对国家的职能作出限制，功能更多的国家（extensive state）就可能使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关于很多具体的正义原则的设计，诺齐克认为罗尔斯过于理想化，也没有足够的根据，因而是成问题的。
比如在关于机会平等的问题上，诺齐克举了一个例子来反驳罗尔斯。假设诺齐克和罗尔斯同时向一个女孩求婚，这个女孩答应了诺齐克而拒绝了罗尔斯，假设这是由于诺齐克比罗尔斯更英俊、更聪明——当然，罗尔斯也是很英俊的，其聪明毋庸置疑——这里说的是假设，那么，罗尔斯能说诺齐克影响了他的幸福，并抱怨这是不正义的吗？为了达到正义的标准，诺齐克要出钱给罗尔斯整容，并为他安排智力培训课程，从而使罗尔斯和诺齐克一样英俊、聪明，以获得女孩的芳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可以对罗尔斯给予同情，但诺齐克没有义务为罗尔斯埋单，如果指责诺齐克不为罗尔斯埋单是不正义的，那么这种指责本身就是不正义的。诸如此类的质疑还有很多，而且也都非常具体。
为了回应诺齐克等学者的质疑，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修订了《正义论》表述的两个正义原则。修订之后的这两个原则是：“（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他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这两个原则分别被称为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前者优先于后者，或者说前者应得到充分满足。“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的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不难看出，罗尔斯归纳出处于强应然与现实之间的一般应然。两个正义原则排列次序的原因在于具有不同功能且分属于不同阶段，前者适用于宪政的实质问题；后者适用于分配正义制度，且应在满足前者的制度之内操作。
当代政治哲学有很多流派，比如功利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对自由主义的质疑被看作当代政治哲学最为耀眼的景观之一。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有些相似之处，它将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转向对共同体的强调，“这种转变将个人自由置于共同体情感的支配之下；在此过程中，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受到质疑”。社群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没有得到高度重视，以“共同体取代对正义原则的需求”，“对共同体价值的恰当尊重要求修正我们的正义观”，是社群主义者关于正义问题的两种态度。与诺齐克相似，当今的明星学者桑德尔也以批评罗尔斯著称，但他的批评秉持鲜明的社群主义立场。桑德尔不同意罗尔斯关于“权利优先于善”的观点，他强调社群优先于个人，因为缺乏社群支撑的个人是没有多少现实性可言的，相关观点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桑德尔认为，罗尔斯将个人理解为“混沌无知的自我”，而“我必须是一个主体，我的身份的确定独立于我所拥有的东西，亦即独立于我的利益、目的及其和他人的联系”。桑德尔的质疑围绕正义展开，“我们的时代需要怎样的正义原则？”可谓争论的关键环节。而关于社群和个人的争论显然回到了政治哲学关于人性的探讨，这再次证明人性论是政治哲学的元理论，而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性”及其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兼而由于回应当代正义论的需要，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和发展脉络，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迈克尔·桑德尔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哈佛大学公开课“正义”和他1982年所著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2005年，其课程视频被放到网络上，他的影响力从哈佛课堂扩大到全球。他在课堂上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和辩论，而且这些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英国的《卫报》称他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二、正义何以成为政治哲学的价值主题？
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是当代哲学家重要的理论努力，如果我们在哲学史上追寻这种努力的思想源头，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哲学。那时灿若群星的政治哲学家们同样思索形而上的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却是相对形而下的政治生活。他们的研究路径当然是古典的，主要表现在以“人性”（humanity）为思辨根据，人性论的政治哲学关注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命运，试图建构公共时空的规则，形成体现公共意志的政治生活样态，因而影响深远。
进入现代生活之前，政治哲学始终游弋在对“人”和“政治”及其关系的理解上，“人性”始终是政治哲学的“幽灵”。但是，现代生活使政治哲学遭遇危机，尽管政治哲学不像形而上学那样理想化，但它对未来政治的论述同样没法得到证明。于是，几乎与形而上学的命运一样，政治哲学也一度黯淡，但政治生活领域的现实问题始终召唤政治哲学重新出场。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以《正义论》开启了政治哲学的当代理路，围绕正义（justice）展开的学术争鸣蔚为大观。复兴的政治哲学“回到苏格拉底”的时代，思索正义在当代凸显的内在成因，进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论域中确认人性与正义的关系问题。
《正义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所著。自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之后，受到热烈讨论，被列为很多大学课程的必读著作。由它引发的各类争鸣或研究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表示：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三、如何确认人性与正义的关系？
罗尔斯反复强调人的两种道德能力，一个是正义感，一个是追求善的观念。他认为人们既非自私自利，也非无私利他，而是在主观利己的同时客观利他。“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当他的行为原则是作为对他的这一本性的可能是最准确的表现而被他选择时，他是在自律地行动的。”罗尔斯设定政治生活中的人们不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归属、天赋气质及“善”的观念，不清楚所处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模式和文明状况，只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罗尔斯对人的说明，并不像近代契约论学者那样从某种抽象的‘人性’观出发，而是从西方民主社会公共文化所隐含的理想公民的直觉观念中概括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个人观念。”他为此营造“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就是把参与政治生活的人们聚集到一个幕布下，像话剧表演一样，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幕布上台之后扮演什么角色，在这种语境下，大家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从政治家到清洁工这些社会角色，因为不知道自己将来做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既得利益，所以人们都同意保护最弱者获得足够的利益，这样就避免了起点的不公平，因而这种选择是正义的。罗尔斯认为，“无知之幕”能成就人类共识的契约，因为这种简洁、清晰而合理的“弱条件”比由“爱”出发的强应然境界更具有实现的可能。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体验无知之幕的机会呢？没有。这是肯定的，尽管罗尔斯的设计出于理性的严谨，但存在着难以还原到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此外，具有“公共理性”的人们达成意见的“重叠共识”，在罗尔斯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选择。但是，由于营造了“无知之幕”，“原初状态”的表格排除了正义之外的所有理念。“无知之幕”使人们的社会角色趋于简单甚至同一，人们的社会条件和理智状况在这里似乎没有太大差别。罗尔斯将《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这三本书的核心理念分别确定为“作为伦理的公平正义”、“作为政治的公平正义”和“作为万民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认为“人民”具有三个特征：“服务于其根本利益的合理正义宪政民主政府；由穆勒所谓‘共同感情’结合起来的公民；最后是道德的本性。”这三个特征分别对应着制度、文化与正义原则。在乌托邦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间，罗尔斯试图通过“现实的乌托邦”融合两者，使“政治自由主义”关注现实而具有理想境界。但是，这种试图融合乌托邦和现实的理论遭到多方面的批评，各种乌托邦理论和现实思考几乎都没有接受罗尔斯融合双方的一厢情愿，尽管这种乌托邦并非完全凌空于现实。罗尔斯觉得“现实的乌托邦”使“应当成为能够”，但是，如果不具备历史和现实的根基，任何“应当”都只是一种可能。换言之，正义的合理性仍要以人性及其发展为根基，真正正义的理论必然是符合人性的。
个人在任何时代都要考虑自己的归属问题，以避免自己成为无根的浮萍。美国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记录着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一段警世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说话；然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无人能留下来为我说话。”面对法西斯的追杀，如果“我”不为“我们”说话，当“我们”没有了，“我”孤独而无助。马克思之所以关注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推动人的解放，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马克思对“偶然的个人”通过“现实的个人”而抵达“有个性的个人”的人学归纳仍然是我们考察当代政治哲学“人性”基础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没有规范的政治哲学文本，没有严谨的政治哲学理论框架，甚至也没有对以往的政治哲学观念进行系统的归纳和评述，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在一百多年来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力，得到绝大多数政治哲学史或政治思想史写作者的关注。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生活世界，在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时，确立人类发展史上的价值坐标，在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体认时代精神，使之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这种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创造”，马克思“让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无产阶级普遍而外在的生存关系服务于一种复归人性的革命的决断”。他始终从现实的人性角度着眼，认为所有不能使正义得以实现的理论诉求都是很成问题的，这类理论诉求的正义目标也是不值得相信的。
尽管当代政治哲学家的阐述一般都不以“人性”为出发点，甚至在理论研究中对“人是什么”之类宏大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但仍然蕴含着对人的问题的根本理解，这不仅因为当代政治哲学家无法摆脱政治哲学的历史血脉，还因为忽略当代人的命运与时代精神的政治哲学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人性”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可以说，正义论将人性原则具体化，因而在当代显得非常重要。正义论的政治建构不能缺失人性根基，无论良好抑或糟糕的政治秩序都基于具体的人性事实，思考人性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十分必要。在当代政治哲学家诉求正义的过程中，人的价值始终“在场”。利用人性资源提升正义的境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仍然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根本运作方式。
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家无不致力于解决人在政治生活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始终游弋在对“人”和“政治”及其关系的理解上。由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为现实，朝向永恒应然目标的政治哲学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宏大叙事，而遭遇近乎消解的境遇，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召唤政治哲学重新粉墨登场。当政治哲学家致力于探究如何在社会分配的过程中遵循实质正义原则等问题的时候，政治哲学的复兴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事件。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主题，围绕着自由与平等、自由与社群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人性论这个政治哲学的元理论。马克思使政治哲学理论具有实践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使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成为政治哲学的现实归宿。政治哲学尽管关心人的命运，但这种关心是从人性与政治的关系角度立意的。确立安身立命的哲学境界，需要在人生哲学方面领悟当代哲学的幸福观念与生活情怀。
推荐阅读书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3.[美]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美]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英]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