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感伤哀愁的南唐诗派
南唐诗派是五代时期形成的一个词派，其得名是由于该派的主要作家李璟、李煜、冯延己等，都是南唐的君臣。他们集中在南唐的都城金陵，“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陈世修《阳春集序》）由此可见，南唐词派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酣歌醉舞而发展起来的，以声色游宴为创作的主要题材，与花间词派颇为相似。不过，南唐在中主李璟的后期就面临周、宋的威胁，国势日弱，终至萎靡不振。这些没落小王朝的君臣，不能励精图治，振作有为，即使还强欢作乐，苟且偷安，却不能不流露出绝望的心情，这就构成了南唐词派的感伤和哀愁的基调，与那些依恃西蜀山川的险固而流宕忘返的花间词人又有所不同。
南唐词派成就最高的是后主李煜。他一生经历了由君主降为囚徒的变化。因而前后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前期的词主要表现宫廷豪华生活，实际是南朝宫体和花间词风的继续。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等，没有多少价值。随着南唐内外危机的深化，李煜词中逐渐流露出了深重的哀愁。特别是亡国之后，他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清醒过来，怀着“日夕以泪洗面”的深哀巨痛创作了《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流淘沙》“帘外雨潺潺”等传唱一时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中主李璟仅遗词4首，比较著名的是《摊破浣溪沙》，内容虽是离愁别恨，但境界较阔大，感慨较深沉，不失为一篇佳作。除了这两位君主外，南唐词派中还值得一谈的是冯廷己。他的《阳春集》有词100多首，以十几首《鹊踏枝》最能代表他的成就。这些词摆脱了对妇女容貌、服饰的描绘，而着力抒写人物内心无可排遣的愁苦，读之哀怨动人。
南唐词派在思想内容方面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他们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艺术成就。他们使词摆脱了长期在花前尊下曼声吟唱的传统风格，而成为可以言怀述志的新诗体；他们善于用白描手法来抒写真实生活感受，善于用贴切的比喻将抽象的情感形象化，语言也明净、优美，接近口语，进一步摆脱了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作风，开启了后来词家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9.粉饰太平的西昆诗派
西昆诗派是北宋初期的一种诗歌派别。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人民获得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放松压迫、减轻剥削的措施，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农业、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呈现了繁荣的景象。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廷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样，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乃自然继续发展。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坛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
西昆诗派以杨亿编《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杨亿（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别为太宗、真宗所赏识。《西昆酬唱集》是以杨亿为首的十几个御用文人典型的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他们是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余暇，从“遗编”和“前作”里摭拾“芳润”，以作诗为消遣的。他们或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如《始皇》、《汉武》、《宣曲》等；或咏男女爱情如《代意》、《无题》等；或咏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咏物如《梨》、《泪》、《柳絮》等等。他们自认是学习李商隐，实际只是片面发展了李商隐创作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写出来的诗大都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把几个典故堆砌在一起，杂凑成章。但形式上却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稳，正好为那些生活空虚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种以文字为消遣的玩艺。由于杨亿等在书本知识与词章修养上已超过了晚唐五代的许多作者，和王朝对这种诗风的偏爱，“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西昆诗派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10.争新出奇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流行在北宋末年和南宋之间的诗歌流派。得名于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刊行《江西宗派诗集》，据《诗人玉屑》卷18《涪翁·宗派图》载：“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由于所列宗派人物存有疑义，以后南宋诗人杨万里增补《江西诗社宗派图》为《江西续派》，并为《江西宗派诗集》作序，阐述了江西派的形式及其艺术特点，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使江西诗派从理论到创作，成为一个较为典型的文学流派。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到苏轼而达到高潮，也从苏轼开始而趋向分流。北宋后期诗词作家几乎没有不受苏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苏门诗人黄庭坚、陈师道开创了在宋代影响最人的江西诗派，俨然同苏轼分庭抗礼；秦观、贺铸的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苏轼的影响，而在艺术上又别具风格。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既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芒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
江西诗派在反对西昆体的浮艳诗风方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他们那套强调句法、用事等艺术技巧的主张，对宋元以来许多生活圈子狭小而死钻书本的文人，也有很大吸引力，因此，江西诗派成了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直到晚清江西诗派还荡漾着它的余波。
11.清艳典丽的婉约派
婉约派是宋词两大流派之一。明人徐师曾在《文体辨》中说：“沦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于是，文学史家论宋词便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
婉约派虽然形成于宋代，但追根溯源，晚唐五代温庭筠等人的“花间派”，可以说开了先声。宋初著名词人晏殊、晏儿道、柳永、欧阳修等，作词尚沿袭五代馀风，讲究委婉、绮丽，时见轻清宛转、玉润珠圆的词句。如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儿道的《临江仙》“梦后楼以高锁”，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欧阳修的《踏莎行》“侯馆梅残”，等等，后来，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词人继承婉约派的道路发展，他们的词作使婉约派在艺术上臻于成熟和完美，影响也日益扩大，成为公认的婉约派的代表作家。例如，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一首，把离别的感伤情绪和寒鸦流水、灯光黄昏等凄清景象融为一体，构造成深远迷离的意境。周邦彦的《清真词》也风靡一时，音律更为严格，词句更为工丽，章法也富于变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清照，前人有“婉约以易安（李清照，字易安）为宗”（清王士稹语）的说法，可见她在婉约派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李清照的一生经历比秦观、周邦彦等人更为艰苦曲折，加以她对艺术的力求专精和文艺上的多方面才能，词的成就也超过他们。她后期的词还兼有豪放派之长，如《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及《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等，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为婉约派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婉约派题材比较狭窄，多写男女情爱、风花雪月，词风清切婉丽，纤巧优美，追求“富艳精工”、“缜密典丽”的格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派以“正宗”自居，以“不谐音律”、“变体”来非议豪放派词家，则是片面的。
12.粗犷雄奇的豪放派
豪放派是宋代词派，重要作家有苏轼、张孝祥、张元干、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辰翁等。这一词派发端于苏轼，终成于辛弃疾。他们主张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突破了词法和音律的束缚，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形成一种豪迈奔放的风格特征。豪放派词的内容大都丰富深刻，尤其是那些抚时感事之作，往往具备立功建业的豪情壮志和忧民爱国的强烈精神。也有某些词作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情绪，在艺术上有时显得用典过多，减弱了诗情。该派是词坛上的革新派，对后世词人影响颇深。范仲淹作为一个怀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虽然作词不多，但大多是即景抒怀，表现了开阔而深沉的意境，与婉约派词风全然不同。例如，表现边塞凄清景象和将士忧国之心的《渔家傲》，直书所见，直写所感，境界阔大，感情苍凉，可以说上承唐人的边塞诗，下开了豪放派的先声。
苏轼的出现标志着豪放派的真正确立。他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凡怀古、感旧、游记、说理等诗人惯用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如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山猎》等，可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酒边词序》）。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的作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以清新朴素之感。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词浪漫主义，也是整个豪放派词家的基调。
继苏轼之后最杰出的豪放词人是辛弃疾，他的《稼轩词》600多首，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经、史、子、集，任意驱遣，几乎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他的代表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破阵子·醉里挑灯剑》、《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等，不但贯注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而且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优点长处，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辛词独特的风格。辛词雄奇阔大的意境，比兴寄托的手法、大量运用典故托古喻今，在豪放派中确立了崇高的地位。受辛弃疾的影响，南宋词人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继承了辛词的精神，以一种粗犷豪放的作风，使词作成为反对妥协投降，力争抗金胜利的号角，从而使豪放派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
13.野逸清瘦的四灵诗派
四灵诗派是江西诗派的反响；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一种倾向。
四灵是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个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四灵里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作过小官。他们对于南宋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低气压好像并无反感，反而乐得清闲。
“爱闲却道无官好，住辟如嫌有客多”（徐照《酬赠徐玑》），“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既是这样，他们的创作倾向就必然是“泊然安贫贱，心夷语自秀”（赵师秀《哭徐玑》），“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翁卷《送蒋德瞻节推》）。从这种创作倾向出发，他们选择了晚唐诗人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他们认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为“风骚之至精”（《宋诗钞·二薇亭诗钞》引徐玑语），因此专工近体，尤其是五律。
他们的诗从思想内容看，主要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它们在封建社会中小地主阶层里本来就拥有广大的读者。南宋中叶以后，社会表面上渐趋安定，这些诗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也起了镇静剂的作用，使他们暂时满足于那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他们又能以精炼的语言刻划寻常景物，而不大显露斧凿的痕迹，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人以学问为诗、专在书本上找材料的习气。因此他们的成就虽极有限，在当时的诗坛上却得到了广泛的反应。“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正好说明这种情况。
四灵派总的来看是不关心政治，创作也脱离社会现实，因而作品的内容较贫乏，意境较狭窄，所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是，他们专工近体，尤其是五律，在推动律诗发展方面，以及在纠正江西派诗人“资书以为诗”，即以学向为诗，专在书本上找材料的创作倾向方面，还是有一定功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