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著名文学家
1.屈原：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期，为了掌握渊博的知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有关天文、地理、历法、农业、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努力钻研写作，二十多岁时，他根据楚国祭神的歌词改写的《九歌》，传遍了全国。屈原的学问和才干，博得了楚怀王的赏识，任命他担任左徒（比丞相小一些的官职）。
屈原走上从政的道路以后，极力主张实施变革，任用贤能，富国强民，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但变法刚开始，就遭到以子兰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的仇恨和排挤，他们在楚怀王面前造谣中伤，昏庸的怀王，误信谗言，把屈原降职为“三间大夫”（管理皇族事务，主持宗庙祭祀的闲职）。屈原虽然降职了，对楚国的命运仍十分关注。当秦国为了破坏六国联盟，派特使张仪来楚国游说时，屈原冒死进宫劝说怀王不要上当。当怀王轻信秦国，要去与秦王会盟时，屈原流着泪进行劝阻，但都遭到子兰一伙的阻拦。后来怀王被秦国软禁，死在咸阳。屈原悲痛之余，希望刚即位的顷襄王能变法强国，洗雪楚国的奇耻大辱！但顷襄王比怀王还要昏庸，亲秦派依然得势，他们唆使顷襄王把屈原赶出朝廷，放逐汉北。秦国攻破楚国郢都后，楚国濒临灭亡，屈原悲痛之余，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25篇。《离骚》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是继《诗经》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另一个高峰。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文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司马迁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受到历代文人的景仰。汉初贾谊被贬，渡湘水时，写下《吊屈原赋》，抒发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唐代大诗人李白用“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己”（《江上吟》）的诗句颂扬屈原的不朽；杜甫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名》）的诗句，表示愿以屈原为楷模。屈原作品亦为世界人民所倾赏，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各国人民的隆重纪念。
2.李白：口吐天上言，迹作人间客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生于碎叶（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幼年随父迁居绵州彰明（今四川江邮）。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蜀中生活日寸期。李白自幼博览群书，学剑游仙，陶冶心灵，在诗中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诗句，显示出过人的才气。同时受到儒、道、释等多家思想的熏陶，为后来豪放不羁、纵恣奔腾的诗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去蜀漫游阶段。他胸怀济苍生、安社稷的壮志遍游大江南北，与高适、孟浩然等人交往密切，写下了《度荆门送别》、《长干行》等作品，声名远播。
第三阶段李白经吴筠引荐，受诏入朝授翰林供奉，受玄宗宠爱，终因蔑视权贵，不久即被赐金放还。此间，李白创作了名篇《蜀道难》、《行路难》、《古风》等。《蜀道难》凭想像人笔，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惊险而壮丽的山川，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现实的忧虑。
第四阶段李白出京漫游，在饱览名山大川的秀丽景色时也对现实的黑暗有所识别，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有《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诗人通过对梦境的描写，与现实的污浊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蔑视权贵、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全诗围绕梦境结构，在想像夸张的基础上穿插神话传说，使全诗呈现飘然出尘、奇幻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五阶段李白因永王兵败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后病卒于当途，时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
李白一生创作丰富，众体兼备，写下了大量优美的作品，想像奇特，感表真切，意境壮阔，文辞华美，善于夸张，比喻新颖，形成了“神”、“奇”、“逸”、“横”等艺术风格。并且善于从民间和神话传说中汲取营养，题材广阔，手法巧妙，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这两句诗是他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慨括。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社会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浪漫主义的又一座高峰，浪漫主义涛歌在他身上发展到了极致。晚唐皮日休在《七爱诗》中是这样描述李白的精神世界：“口吐天上言，迹作人问客。”说得准确、生动。
3.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世称杜少陵，生于河南巩县城外瑶湾村。他毕生酷爱诗歌创作，被后人誉为自有诗人以来最伟大的“诗圣”。
杜甫年轻时就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雄心。20岁那年，杜甫南游江浙，饱览名胜，凭吊遗迹，观赏壮丽的江山，增长了实际知识，为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杜甫虽有治世的雄心和博学的才干，但他的仕途却很不得志。他想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一个官职，一直未能如愿。他出人权贵门下，希望得到引荐，结果也处处碰壁，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过着“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生活。
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贫困，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听到他们的呼声，从而了解了人间的黑暗，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大诗人。他写出了《丽人行》、《兵车行》等大胆揭露封建王朝腐朽，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代表了诗人这个时期创作的最高成就。当时诗人刚好从京城回奉先探亲。在长安街上，冻死的老人使他惨不忍睹；路过骊山时，华清宫里笙歌声声，深深刺痛他的心。想不到一进家门，他的心爱的小儿子已经饿死床上。于是诗人满腔悲愤地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名句。
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杜甫做过参军的小官，但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又开始了流亡和逃难生活。动乱的社会和不平凡的经历，进一步把杜甫的诗歌创作推向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先后写下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诗篇。苦难的生活使杜甫熟悉了人民，写下了许多对劳动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寄寓着诗人对劳动人民和贫寒知识分子的深厚同情。
杜甫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艰难，身体越来越衰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相反，越足贫病交困，诗作越多。在成都，他一度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在此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占了他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二。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僵卧在破船上写出了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念念不忘国家的灾难。这首诗写出不久，这位被后人誉为“诗圣”的大诗人就在湘江上游的一只破船上去世了。
杜甫的思想主要受儒家的影响，“穷年忧黎民”、“济时肯杀身”是他一贯的精神。他的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内容极为广泛深刻，多方面地反映了唐代中期社会的急剧变化，被人们称为“史诗”。
4.白居易：为民请命的平易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从小刻苦学习，十几岁就能写出很好的诗，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曾得到当时大诗人顾况的好评，从此进入仕途。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使诗人立志要“为民请命”。池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写成《策林》75篇，向朝廷提出了改革意见；同时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秦中吟》和《新乐府》等一批讽喻诗，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这些诗像弩箭射向黑暗的现实，刺痛了权贵们的心。
有一次，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首先上书皇帝，要求严厉惩治杀人凶手，权贵们则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白居易越级奏事，干预朝政，在皇帝面前造谣中伤，最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自己也很清楚，他得罪的真正原因是那些“为民请命”的意见和讽喻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白居易以后又历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做了许多有益于当地人民的好事。如在杭州任刺史期问，发动人民，筑堤浚井，治理西湖，深得人民拥戴。今天西湖上的白堤，据说就是以他的姓命名的。
白居易一生留下了诗作近三千篇，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主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批判现实，大胆揭发封建政治的黑暗现象。所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谴责宦官和藩镇互相勾结，危害人民和国家的罪行；所作《观刈麦》、《卖炭翁》、《红线毯》等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所作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是流传千古的名作。白居易的诗歌一直以平易通俗著称，诗歌大都深入浅出，表现形式上采用直言其事的方法，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划人物神态维妙维肖，连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儿童都能听懂。
5.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昌黎是韩家郡望，故又称“韩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3岁丧父，自幼好学，25岁中进士，却久不得官。后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因指斥朝廷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818年），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作乱有功，被升为刑部侍郎。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得裴度等力谏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期，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故人称“韩吏部”，谥号“文”，世人尊称他“韩文公”。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艺术观点，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自身真情实感的流露，这是对古代散文创作理论的进步认识，使散文创作更具现实性和斗争性，对推动古文运动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韩愈的古文创作内容丰富，成就显赫。《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
韩愈的政论、祭文、墓志铭等，具有雄健浑厚、文气充沛、语言精炼等特点。宋代散文家苏洵说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概括了韩文纵横恣肆、气势磅礴的特点。后人评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文章巨公”，这与他出色的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群》、《早春呈现水部张十八员外》等，诗风雄浑，气势纵横，才气洋溢，形成“以文为诗”的特色。但是，韩诗有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的倾向，有损于诗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