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方国家“去福利”化的问题早就凸显了出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就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由西方社会学权威吉登斯提出，其基础是风险社会理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风险在增加，这是导致福利保障不堪重负的原因，因此主张在保持现有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教育培训，老年就业等以增加人类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这一理论甫一提出，就大受欢迎，得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人的追捧，一时间成为了新的世界模式，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一理论虽然正确，但在现实中可操作空间非常小，教育和培训，老年人再就业等对改善社会状况的影响并不大，第三条道路的效果并不理想，确切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而根据笔者的分析是，风险社会的论断固然正确，但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他们以“风险”的角度来分析，仍然是对传统社会思路的延续，无论是德国率先建立社保制度，英国率先发展出福利社会，还是北欧将福利社会发展到极致，他们虽然没有利用“风险社会”的学术概念，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了减小社会风险，因此“风险社会”概念只能是对前人的总结，对后人的启发意义并不大，仍然是以前道路的延续，而不是全新的模式。
第二，对“风险”本身的分析不对，现代社会确实是风险社会，但这种风险并不完全体现在工作和就业上，而在于“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所能享受到的产品越来越多，在这背后却是生活方式越来越贵，人类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现代社会风险归根结底还是“生存风险”，“生存风险”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是擅长社会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者吉登斯等人所没能认识到的。
第三，解决方法也不对头，没有分析对问题，当然解决方法就效果不大，吉登斯主张的教育和培训，老年人再就业等都很对，但仅仅是提高了人类的抗风险能力，但并没有降低社会风险，吉登斯既然认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那要想让人类生活幸福，就必须想方设法降低社会风险，这才是治本，而提高人类的抗风险能力，只是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