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当中国的人文思想进入欧洲之后，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印刷术可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圣经，教会慢慢失去了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
启蒙时代，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先声。
欧洲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人类唯一的宗教，基督教只占世界很小一部分。中国有5000年历史，3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享受“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吃苦，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既然中国人可以按理性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启蒙运动开拓了宝贵的阵地。
理性取代神的启示
1624年，英人赫伯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思想，反对超自然力量，否认有“神的启示”，认为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感悟写成了《真理论》，该书在理论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础。
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最纯正的自然神论者。这一观点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问题。在整个18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事实，开始了向基督教的不断进攻。
自此之后，欧洲人更热衷于中国思想的介绍与传播，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发表了《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神学”的不合理，认为应予以清除，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书中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这些话出自天主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下令禁毁其书，可其思想早就传遍了全欧洲。
1721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与人类理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人将培养道德看得至关重要，中国不以敬神为基础，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以道德才智出名。
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给政治指引了方向，可为治世表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深表景仰。他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4年，这对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罗马逗留期间，又结识了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莱布尼茨推崇中国道德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他的学生沃尔夫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道德的本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前，莱布尼茨的学说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崇拜孔子，对中国的道德及政治制度极其向往，不遗余力地抨击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说，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因此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不幸。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主张欧洲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农奴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