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滞涨：人类社会的分水岭
中东战争，石油价格从14美元每桶狂飙到82美元每桶，暴翻将近6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通货通胀高达两位数，民不聊生，此时被长期压制的极端保守势力借“国难”之机上台，英美等先后进入新保守主义时代，不过撒切尔的改革只维持了短暂繁荣，最终狼狈下台，里根采用弗里德曼的建议也造成了经济衰退，但美国毕竟能人多，供给学派随之出山力挽狂澜，反而闯出一条新路，不过“减税”的损招，贻祸至今，成为进入美国迟迟走不出危机的根源。
二战之后，主要西方国家都进入了福利社会，特别是英国更是福利社会的样板，但是由于上世界七十年代后期处理滞涨方式的不同，北欧和英美开始分道扬镳了，北欧继续坚持了福利社会，英、美则走上了“去福利化”的进程。
大滞涨的原因主要是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涨两倍多，从而触发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经济放缓，与之对应的还有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当第一次石油危机还没结束时，第二次石油危机又爆发了，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政局剧变，伊朗亲美的国王巴列维下台，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此时又爆发了两伊战争，全球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随着产量的剧减，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4美元。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此次危机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了应对史无前例的滞涨，英美进入了“撒切尔—里根”改革时代，1979年，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她是英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女首相，也唯一经选举而产生的女党魁。在撒切尔任保守党党魁的1975年前后，英国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6%，时任政府惊慌失措，为撒切尔上台提供了契机。
反对通货膨胀，成为撒切上任后的第一战。撒切尔逐年降低货币发行量，同时紧缩公共开支和提高银行利率。她撤销了前工党政府的3000多个项目，取缔了一些机构，一系列金融政策最终降低了原料价格，英国经济逐渐走出了“滞涨”困境。198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1983年降至4%，1987年仅为3%。
抑制通货膨胀初见成效，撒切尔随即一鼓作气，同时在财政、税收、福利、工会等方向发起总攻，企图一举摧毁二战后英国工党建立的福利社会。这场战役就是后人所谓的“撒切尔革命”，其内容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颂扬财富创造等。
撒切尔直言不讳地说道：“当履行政治与经济责任发生矛盾时，经济的需要应该占第一位。”因此，尽管失业率节节攀升，她却视而不见，甚至铁石心肠般地宣称：“经济学是一种方法，其目的是改变灵魂。”
私有化确实给保守党带来了新一批新的忠实支持者，因为这些人原先只是企业的普通员工，私有化后成为股票持有者，是私有化的直接受益人，而这些私有化受益者的投资或消费又带动英国经济出现了短期的繁荣。
撒切尔上台18个月后，美国里根入主白宫。里根作为共和党人也反对福利社会，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方面上演了一出“琴瑟之好”，时称“撒切尔—里根革命”。
里根的政策主要是减税，他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
里根执政几年中美国经济大有起色，里根错误的以为是减税政策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紧接着在1986年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所下降，前者从50%降到28%，后者从46%降到34%。这样，美国的边际税率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成为最低的之一。减税的同时美国也出现大量财政赤字，这其实就是美国影响至今的债务危机的源头。
从撒切尔夫人进行私有化和去福利化开始，英国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低收入的平民还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生活在底层的人对撒切尔的不顾一切产生了不满。在其执政期间“英国的社会公平指标倒退了半个世纪”回到1930年的水平，贫困和社会排斥再次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且在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再次出现，政府的紧缩政策导致很多企业破产，七百多万人忍饥挨饿。越来越多加入到反对撒切尔的队伍中，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
在撒切尔登台初期，人们曾认为他是个“温柔”的首相，但出乎人的意料，撒切尔不仅不温柔，甚至接近残忍。最终保守党不得不放弃撒切尔。1990年11月20日，保守党举行了内部领袖大选，经过第一轮的竞选，撒切尔与对手平分秋色。但是在第二轮竞争开始之前，撒切尔递交了辞职信，她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在政党政治中，如果没有政党机器的支持，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再做下去。
撒切尔的做法不仅遭到社会大众的抵制，也遭到了学术界的反感，1985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拒绝给她颁发荣誉学位，而且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时，738名学者投了反对票。撒切尔成为了第一位被拒绝授予这一荣誉的曾在牛津就读的英国首相。
尽管撒切尔最终下台了，但是由于政治的连续性，英国的福利水平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大滞涨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佛利德曼有个名言，那就是“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大师总是留下一些耐人寻味的话，大家注意，佛利德曼的措辞，佛利德曼说的是货币现象，而不是货币超发现象，佛利德曼从来没有认为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超发，如果你那样认为了，那是你的错。
那“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里面包含三层意思，首先，通货膨胀可能是货币增发引起的，其次通货膨胀也可能是货币少发引起的的，第三，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而不是货币本质，也就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以外的因素引起的。
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大家都容易理解，那货币少发为什么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因为货币少发会引起企业开工不足，毕竟企业都是靠银行资金进行运作的，企业开工不足，就会引起短缺，而短缺必然造成价格上涨，比如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通货膨胀大多就是这种情况。
而第三次意思也比较容易理解，现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输入性通胀，国际上的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的涨价，必然会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而农产品自然灾害也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这些都与货币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滞涨的原因也在这里。
就上世纪的经济滞胀来看，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超发货币，但是我们可以想，美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总统，为什么谁都不超发货币，唯有滞胀时期的总统那么坏去超发货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我们稍微看一看当时的石油价格，就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了，世界石油在1973年的价格是14美元元每桶，到了1974年就突然蹿升到了44美元元没桶，一下子翻了3倍多，然后更是一路狂飙到了1980年的82美元每桶，也就是翻了6倍，82元每桶的价格现在来看，并不高，但是我们可以对比198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1980年之后，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最终稳定在了30美元上下，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2003年，而在这中间的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还曾经跌倒过15美元一桶。
而石油之重要，其实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的说说，大家就会明白，首先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石油决定，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化肥和农药的价格决定的，而化肥和农药的原料都是石油，而纺织服装的价格也是由石油决定的，因为现代服装的主要原料不是棉花，而是化纤，这是石油加工成的产品，而且即使是棉花的价格也是由石油的价格决定的，因为棉花的价格是由化肥农药的价格决定的，而交通运输更是需要油，总结起来就是紧密关系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四大样中，除了住房对石油的依赖不大之外，其他三大样的价格都是直接由石油的价格决定，所以石油的价格才那么重要。这也是世界各国都将石油作为战略资源的原因所在。而在石油价格翻了6倍的情况下，每年出现10%以上的通胀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如果大家都明白了这一来龙去脉，谁还会相信滞涨是由于政府超发货币所致的阴谋论呢！
既然通胀是由非货币因素导致的，但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还说通胀是货币现象呢，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必然通过价格显示出来，而价格又是个货币现象，两个逻辑合并成一个逻辑，那就是通货膨胀其实是个价格现象。那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当然是供求关系，商品短缺必然引发通胀，那货币短缺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所以弗里德曼的主张就是紧缩货币，让大家都没钱买东西，从货币的角度反向影响供求关系，从而导致商品降价，从而平抑通货膨胀，这就是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的逻辑和秘密，这其实是货币经济学就和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混合运用。总之一句话，弗里德曼是用“人为制造通缩”的办法来治理通胀。
美国里根在上任初期也是采用的紧缩货币的方法来治理通胀，而且也造成了经济的衰退，但是里根随后采用供给学派的主张，通过政府补贴鼓励企业进行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经济才恢复增长，这是与撒切尔不同的地方。所以里根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而撒切尔则成了千夫所指，甚至沦落到了自己的母校都不给她颁发荣誉学位的地步。
“社会投资型国家”与第三条道路为何失败？
以“社会投资型”国家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一种社会建设模式，但是总体效果不佳。
撒切尔—里根新保守主义后，欧美纷纷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主要是指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都是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第三条道路的开创者吉登斯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是最有知名度的西方学者之一。他所建构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社会学界中占据重要一席，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社会投资型国家”就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为推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我们应该树立“社会投资国家”这一理念，逐步洗出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而非简单的财政危机。
吉登斯认为传统的社会福利，是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视角出发，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平等，这是一种在社会公正旗号下的平均主义。而吉登斯认为“对福利国家的压力只有一部分是来自经费方面”，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福利国家“在原则上是不民主的”，因为福利国家是从上到下分配财富的，它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平等。尽管它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在社会投资型国家中，就是要变结果平等为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是“狭隘的机会观念，而是致力于一切的机会平等，即满足不同群体对机会的不同需求”。
首先，失业者服务方面。吉登斯认为，社会投资型国家尽量不提供直接的经济救助，而是将社会财富直接投资于人力资本上。即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对失业者社会福利制度不能仅限于为其提供失业救济金，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重新就业的机会，具体说就是让失业者积极参加培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身就业能力，为重新就业或积极创业打下坚实基础，置于民众身上，就是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这不仅是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竞争力强的人才的要求，且有利于消除因知识贫富催生的新的不平等，同时对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是有利的，是高国家竞争力和整体人民素质的一种战略性选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也认为“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关键在于获得知识和信息。否则，任何个人、企业、整个民族都无法繁荣兴旺”。
其次，老年人服务方面。吉登斯指出，我们应该改变观念，倡导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主张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制度，视老年人为社会财富而不是只享受福利的负担，从他们的实际心理需求的出发，给予社会尊重，并鼓励他们适应社会潮流，学习乐观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想继续工作的心理诉求，不能工作的也可继续为社会服务。如从事抚育幼儿、植树造林等社会公益事业。再次，在解决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该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和潜能，做到以老养老。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全球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会越来越重，成为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问题。
吉登斯认为人口的老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风险，他说，“养老金的领取者实际上专门指的是依赖性的人。福利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有可能会造成政府以法定的形式主动地产生出一批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这些人事实上是政府所不愿面对的；也有可能使得一些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被迫放弃了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还想继续参加工作的愿望受到了限制，或者使那些身体早已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只能等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够退休。
政府所要做的是“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条件”，解除目前有些国家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问题。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社会应该尊重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的意愿，并为他们创造和提供便利的条件，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纳入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规划中，而非把他们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确实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社会投资型国家
“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不仅关心人的经济福利，而且更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而他的这些观念都是建立在风险社会思想上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包含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产生的风险以及人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
吉登斯认为取消管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应当维持在欧洲的水准上而不是向美国看齐，但是，应当把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因为人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威胁，因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应当注重和加强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协作。
总的来说，吉登斯的福利主张是在分析和概括左右两派的社会福利分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介于左右两派的中间主张，也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其实也是有理念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折中。
这也正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写道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经济管理既不是左翼的问题，也不是右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发展。
布莱尔指出，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总得设法以公正来缓和市场的影响，确保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利于人民。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鼓励独立，而不依赖别人的经济社会政策。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为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德文版作序中写道，好的选择应是一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潜力，而不只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文章”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应当不再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不应当是预防风险，而应当是利用机会。
吉登斯主张将经济增长放在首要的位置，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只有这样，所有公民才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另外，吉登斯认为社会保障领域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社会福利的改革只有一种消极的内涵，即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
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公民所享有福利是一种政治权利，“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所得、营养、健康、住房、教育水平，对于国民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权利而非慈善”。
吉登斯认为当个人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能使他们感受到幸福感的是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在一定时期内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一个真正关心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其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便利的条件。传统的福利政策措施是对外部风险采取的一种事后风险的重新再分配，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的是“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社会和个人就采取防范的措施，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这里必须提到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是吉登斯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吉登斯打算用提高社会投资，来抵抗社会风险。
什么是风险社会理论？
“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
这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一种通俗表达，“风险社会”是社会学界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定性，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由此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实，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1956年就在德国出版了，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接受。以后贝克、吉登斯等人都是这一理论的构建者。特别是吉登斯的著作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吉登斯则是继凯恩斯之后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学者。贝克、吉登斯两人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
吉登斯认为，“在中世纪，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而危险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危险能够控制，也能够保险；而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无法估计。在近代之后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因此也出现了“风险社会”的雏形。
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后工业时代，人为风险渐发展成为主导。人为风险是是现代制度成熟的结果，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此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现代风险其实很多是由制度引起的，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而无论是鼓励冒险还是提供安全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差异，首先是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来区分的。”在“人造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会出现风险管理危机，生活在高度现代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其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现代性”，因此我们没必要对风险社会过于悲观，因为这些新的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够对制度变革产生推动作用。
其实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风险社会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债务危机，包含早期的美国次债危机和后期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信息革命导致的借贷便利化，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民众或国家的信贷都不可能这么便利，也就是没有电脑的发明，人们不可能进行如此复杂的债务交易。所以这也是新科技给社会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方式，社会学只能解释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需要经济学。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人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人口生育与养老，这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都能以社会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一种更加难以预料，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即“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
正是因为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福利社会都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是风险管理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布莱尔、施罗德、克林顿都是吉登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而且在这几个人的任内，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尽管如此，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危机重重，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几下几个：
首先，西方政治没有连续性，经过撒切尔、里根等人的“去福利化”，英美等国家都已经不再属于福利社会，当年撒切尔、里根这些右翼势力可以借滞涨这样的危机大幅削减福利，而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左翼势力显然没有那么好的时机。西方政治其实就是危机政治，只有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才能实现大更大变。在他们任内，尽管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社会福利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而等他们这些左派势力下台后，这些纲领就被束之高阁，没能彻底执行下去，比如克林顿下台后，小布什又走上了削减社会福利的老路子，布莱尔和布朗下台后卡梅伦开始削减福利等。
其次，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缺乏实质性创新，更多是理念创新。其实在没有这一理论之前，福利社会中的大部分福利本身就是社会投资，比如免费的大学教育，免费的就业培训都是社会投资，公立养老机构也是投资，这些领导人上台后，也并没有想出太多具有投资性质的新福利举措，这是因为以前人们已经做的很好了，另外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还主张去掉那些不符合投资理念的福利，这导致了去福利化，比如推迟退休就是去福利化。另外吉登斯认为现代福利社会的危机不是财政危机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国家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现代公民越来越依靠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来生活，比如免费的教育、医疗、公共道路等，这些都给现代政府造成了非常大的财政负担，英、法、德等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基本上都占到GDP的40%以上，北欧更是占到50%以上，负担不可谓不重。
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这都严重威胁到了富人的利益，因为这些人是纳税的主体，所以高福利一直就遭到富人的反对。
第三、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这个理论是有正确性的，但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并不好，吉登斯主张加大社会投资，比如加强就业培训，比如鼓励老年人就业等，这些并非上策。
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失业人口增加，领取救济金的人增多，而这最终还是要通过缩短工时来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时间一直就是不断缩短的趋势，将来工作时间还会更短，这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工人还按原来的工人工作，必然造成一部分人失业，当前世界出现的无就业型经济复苏其实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人的寿命逐渐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医疗费用增加，使人人都能享受的健康保障体制成本增大。这些都使福利国家在财政上走到极限。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养老金缴纳比例来解决。老龄化不是猛虎，是有极限的，人类只要将现有的养老金缴纳标准提高几个点，对付老龄化一点问题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不宜过分夸大。
风险社会理论，毕竟是社会学理论，但吉登斯提出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问题，从具体上说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大学教育的例子，在德国、北欧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而在战后很长时间内接受大学教育并非必要的事情，因此政府的负担不会很重，而现在接受大学教育几乎是每个国民所必须的，因此随着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政府的教育成本肯定越来越高。在医疗领域也是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的药物越来越多，治病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的医疗成本也在增加。
而医疗、教育、食品等的改善和提高，如果由个人来负担，那就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如果由政府来负担，那就是福利成本升高的问题，因此现代社会出现“福利超载”一点也不奇怪。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就是这种“福利超载”所致。因此只有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有希望，这在后面我们再介绍。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富人减税、鼓励信贷消费、长期低利率、向穷人放高利贷，小布什几乎采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利近害远”的经济政策，因此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发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毫不稀奇。
学习历史最好的方法是观察其长期趋势，从长期趋势来看，社会福利肯定是不断增加的，只可能形式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数量的变化，倒退没有出路。小布什模式的失败就在于走到了历史倒退的路上。
现在的美国的确是一个大国，但早已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美国模式曾经是成功的，但现在失败了，美国模式从成功到失败其间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成功的，不仅仅要看其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要看其是否能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其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模式都不是成功的，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效果并不显著，而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美国经济模式在20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可以定义为罗斯福模式、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一般来说，以国家的名字命名的模式，应该是使这个国家成功、走向强大的模式，而不是使这个国家失败的模式，而使美国走向成功强大的是罗斯福模式，那个时代的美国才是最强大的，而里根模式则是美国盛极而衰的模式，里根模式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了小布什模式，最终导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罗斯福模式和里根模式，在学术界早就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极其细致的研究，但小布什模式因为最近才失败，而奥巴马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新的模式，因此人们对小布什模式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模式，其实就是小布什模式，中国的学术总是比美国慢半拍，中国总是学习美国旧的东西，等我们学会了，人家早就转变了。
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同样是共和党的总统，他开始效仿里根，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1.35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有群体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士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有群体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减税风潮是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根源，首先富有群体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的同时无疑加大的社会的贫富差距，事实发展情况也是这样，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减税风潮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明显的加大，其次减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而贫困群体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因此美国和西欧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占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减税的客观结果是使那些本来可以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了贫困人口，而那么原本就属于贫困群体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就更加的边缘化，因此说减税是导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最主要的根源。
北欧模式的成功反证了美国减税政策的失败
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是在加税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减税的基础上消亡的，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就指出，“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的原因。里根时代走出经济滞涨，关键是靠“提高利率，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相反的是，在美国及西欧大幅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的时候，北欧国家则逆向而行，继续加大税收和福利开支，结果北欧经济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发显得强劲，比如瑞典、挪威都是典型的经济强国，也是人均拥有跨国企业最多的地区，北欧案例可以算作笔者“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原因”这一观点的一个反证。
如何才能拯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拯救美式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共识，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敢不敢正式现实。
华尔街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美国模式的危机，这一模式曾经一度引领社会风潮，部分欧洲国家都对这种模式进行过一度程度的借鉴，因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其实在紧张的危机处理之后，西方的精英们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地“会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弊病。第42届达沃斯论坛上就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制度反思”风——这是西方第一次直面问题。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他们反思的论题包括，“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以及“改造资本主义”、“重塑资本主义”等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用旧制度解决新问题，只能陷入新一轮危机，造成经济螺旋式衰退，现行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必须对其进行革新。
其中美国私募股权巨头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就表示，领导人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克服当前危机，否则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例如亚洲和拉美国家正在践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就会大行其道。此次衰退持续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而且可能再持续几年。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
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年会开幕前夕也表示：“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而略览本届达沃斯，你还会看见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哲学的星光。
确实，资本主义制度诞生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其间经历了多次危机，也伴随着许多改良。“取代资本主义”出自资本主义圣坛的达沃斯论坛创始人之口，并且直戳宪政民主心窝，而他“人才主义”、“合作主义”的“设想”也并无新意，“人才主义”其实就是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而他“合作主义”的提法，则是取自北欧、德国模式。
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引发社会大动荡，而当前世界的民主制度既不能“将权力锁进笼子”，也不能改变资本的政治属性。“自由资本主义”已变成赌场资本主义，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在新兴经济体已出现一种以政府企业为外形，运作上完全依照资本主义规则办事的新“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在西方轻视甚至鄙视的态度下勉力成长，由于它自我证明有效，几乎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如中、印、俄、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流行，特别是资源国家已理解到自主性的重要，不再被名为私有化，其实是被外国垄断化的论辞所惑。
其实在人的本性中一直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世纪的新型资本主义需要对此进行调整，通过市场的力量以及制度创新，来服务穷人。显然现有资本主义是不直接服务穷人的。
其实世界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未来还会更快。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人类还将拥有惊人的力量，比如拥有更强大的软件，更精准的诊断手段，更有效的治疗药物，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人才贡献出解决问题的创意想法。但伟大的进步总会加剧不平等现象。丰衣足食的人可以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而贫苦困顿的人却获益很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了，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就增强；而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减少，则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就减弱，直到完全消失，这就是市场经济，它是残酷无情的。
比尔盖茨的新型资本主义创想能成功吗？
对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痼疾，资本家们也有自己看法，而他们的看法显然没有施瓦布那样的高度。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认为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让资本主义为有钱人服务的同时也能够帮扶穷人。也就是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来让“自利机制”为整个社会发挥作用，他称之为“创新型资本主义”。这种模式主张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钱赢利，二是赚钱的同时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这一模式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
盖茨认为，创新型的资本主义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相结合，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一直存在，只是没有企业去开辟。有些时候，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需求，或是他们缺钱，而是企业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该市场的需求。普拉哈拉德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一书中对此有相当精彩的论述。
举例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非洲扩大脑膜炎疫苗的接种范围。但它没有直接和生产疫苗的厂商接触，它先是到非洲了解人们的支付能力。该组织了解到如果要让非洲的母亲为她们的孩子接种脑膜炎疫苗，那疫苗的价格不能超过50美分。随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合作厂商按这个价格标准组织生产。事实上，一家印度的制药企业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售价降到了40美分。世界卫生组织允许该企业在未来十年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2.5亿支脑膜炎疫苗，同时允许它将产品卖给私营医疗机构。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家荷兰的制药企业拥有一种疫苗的产权。该企业对在发达国家生产该疫苗的企业收取专利费，而免除发展中国家生产该疫苗企业的专利费。结果在越南生产这种疫苗的成本还不到1美元，而且这1美元当中还包含了运费和免疫宣传费用。
因为今天许多重要产品的边际费用已经很低了，软件、医药、媒体作品等等都是如此。这种分级定价的做法能够让没钱的人也可以买得起一些有价值的产品。这种定价方式其实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另一个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政府的直接参与。政府最能够调动的资源就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为改善贫困来做出努力。
还有个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办法，那就是帮助贫困国家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帮助非洲农民进入上等咖啡市场。目的是要让这些农民种植咖啡的收入能够增加一倍。它帮助非洲农民种植优质咖啡，帮助他们与需要购买咖啡的企业建立联系。最终计划将使咖啡种植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这种做法其实与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类似。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的企业家不论性别都可以把他们改善生活的想法转化为人们可以购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比尔盖茨将这个看做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每一个人来加速推动这个进程。无论你们是来自企业，还是政府，或是非营利机构，一同从事创新型资本主义的活动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