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最完整的理论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大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
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据说，郑观应的爷爷，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
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家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郑观应17岁时，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只得去上海学做生意。从此，他的商业生涯扶摇直上，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直到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相当于总买办）。
买办应该向郑观应学习什么？
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而现在中国的买办阶层，则直接充当着掠夺中国财富的急先锋，甚至有的已经加入外国国籍，比如胡士泰等，试想一下，如果今天高盛、摩根、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盛世危言》的两大思想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不幸的是，他遭受了太多官场的倾轧和挫折，一度因内部政治斗争被囚香港，此后退隐数年。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药。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以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笔者以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一个被康有为继承。
1.孙中山“强国四策”来源于郑观应。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1894年，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该文完整表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4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2.康有为的商战思想来源于郑观应。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秘，危害更大，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他19岁时拜南海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理学，23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些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读到这里时，笔者被这句话深深吸引，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学者们一直陷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沼不能自拔，也白白浪费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时机，如果我们抛弃其他一切理论，只是非常务实地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何至于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