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鲁艺的主要特色和贡献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4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综合性的艺术学院，1940年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完全"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新教育制度的综合性艺术院校，它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性，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抗战初期，延安成了人心向往的革命圣地，上海、北平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延安。有人提出，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抗战形势，迫切需要一所培养文艺人才的专门学校。于是在1938年2月间，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联名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决定以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创立一所艺术学院。《缘起》明确指出，抗战急需各方面干部的培养，需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成千成万的有力的干部，这是毫无疑义的。
《缘起》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鲁迅艺术学院在院歌中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从延安鲁艺和国立剧专的院（校）歌中可以看出，两所艺术院校虽然成立时间有先后且各自背景及成立"缘起"都不同，但以艺术为武器，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雄心壮志都是相同的。
从鲁艺的"缘起"及"院歌"中更表明，它特别强调在教学实践中要培养适合今天抗战需要能吃苦耐劳，并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艺术工作者及干部。而从国立剧专的"校歌"及培养方向看，它更强调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学生成为"唤醒国魂"的艺术家。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任命沙可夫为副院长（院长暂缺）。院务委员会由沙可夫、周扬、李伯钊、吕骥、张庚等组成。1939年11月，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副院长为周扬，主持鲁艺日常工作。
在专业设置上，先有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来又增设了文学系。戏剧系主任张庚，教员有王震之、钟敬之、崔嵬、左明等。
鲁艺创立时期起就担任戏剧系教师的钟敬之曾撰写过介绍鲁艺的小册子《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钟在文中说，鲁艺成立后，"教学逐渐趋向正规化和专门化"。学院初建时，课程设置具有短期集训的性质，各专业系的学制（即学习期限）最初规定为6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每阶段3个月，在两个阶段之间须去前方根据地或部队实习3个月，实际共需9个月。后来改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学习，初级阶段分系学习，高级阶段各系又分专业组进行学习，以达到专与用的兼顾，总共为8个月。1940年起，学制一律改为3年（实习在外）。
据葛文骅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介绍，鲁艺戏剧系初建时，学制是9个月，实际上多数学员学完3个月后便奔赴各地参加工作实践。由于形势的变化，戏剧系在以后教学中，学制也有变化，第三届的学制延长到一年，第四、第五届的则延长到三年。教员也增加了舒非、张季纯、邵惟等。
据钟敬之撰文指出，从1940年以来，鲁艺各方面的工作已有显着的改变和进展，各专业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除学制改为3年外，并明确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任务重在"要专门化"，因此，鲁艺的演出和创作更趋向提高的方向发展。如鲁艺与延安文艺界联合演出了曹禺的名作《日出》，鲁艺演出了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史剧《带枪的人》，同时，还由吕骥将郭沫若的着名诗篇《凤凰涅盘》谱成大合唱演出。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对鲁艺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生活，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等重大问题。他特别提醒鲁艺的同志只在自己这个"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认真地向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把立足点逐渐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据此，周扬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在后来的整风总结报告中，特别指出，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他用"关门提高"概括了鲁艺教育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后来周扬根据报告写成专题文章《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在1942年9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经过整风，推动和改进了鲁艺整个工作。
鲁艺一直坚持教学必须与战争的需要密切结合，从战争中去学，从实践中去学。遵照毛泽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的号召，从1939年起，投人生产劳动，开荒种地，以实际行动投入延安大生产运动。同时，鲁艺还组织师生下乡下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由王大化、李波、路由创作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合写的歌剧《周子山》，陈荒煤、水华等创作的四幕话剧《粮食》，由鲁艺从事戏剧、音乐和文学创作的同志共同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等作曲的大型歌剧《白毛女》等。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自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共七年半，期间，培养出各专业系的学生总数为685人，其中戏剧系179人，培养了一大批新一代文学艺术人才。
从以上对国立剧专和延安鲁艺的对比介绍中可以看出，南方的国立剧专，北方的延安鲁艺，虽然地域不同，条件不同，色彩不同，且各自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但他们都是以艺术教育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南北两个高等艺术（戏剧）教育基地，是互相配合的两支兄弟部队，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两朵红花，他们南北呼应，并立争辉！
（三）国立剧专入川，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事业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同时也推动了四川戏剧事业的发展
抗战之前，话剧这种高雅艺术只在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以及南京等少数大城市演出，内地大中城市的话剧活动一向很少。抗战开始后，随着重庆成为战时陪都的局面，大批工矿企业、文化团体大量向西转移，西南地区又大部分集中在四川。国立剧专从1938年2月入川，至1946年7月正式迁回南京，在川共8年多时间，为全国戏剧团体和文化机关输送了大批人才，同时，对四川的戏剧运动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话剧向社会普及和为文艺的大众化做了大量的开路工作。国立剧专在重庆和江安办学期间，经常举办"战时戏剧讲座"或"抗战艺术座谈会"，在介绍如何开展抗战艺术宣传活动的同时，还向当地专业及业余文艺工作者宣讲了话剧的基本知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就为话剧在四川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国立剧专经常在重庆和江安演出中外名剧，培育了一大批欣赏中外名剧的观众，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第三，扶植新生的文艺表演形式，为四川催生出一个新兴的曲艺剧种-谐剧。1940年秋，曾在川南合江县当过公务员的王永梭考入国立剧专第六届高职科，在迎新会上，他表演了自己创作的由一名演员演出的类似独角戏的小戏剧《卖膏药》，他用幽默的四川方言"一个人演一台戏"，即"一人（演员）独演，独演一人（角色）"。《卖膏药》向观众展示了一段轻松而俏皮的喜剧小品，题材来自现实生活，反映小人物的人与事、苦与乐，显露了这种表演形式的平民性。这种小戏在萌芽初期定名为"拉杂戏"，取其"拉拉杂杂，不登大雅"之意。
《卖膏药》在剧专演出后，只有少数学院派观点的人不以为然，把这种小戏看作是理俗的市井文化，但引起了大多数师生的极大兴趣，曹禺评价说："《卖膏药》的表演是白描手法，朴素而准确地塑造了一个流浪者。"余上沅、洪深、陈治策等教授都赞赏这种新的表演形式。洪深先生还为这种被称为"拉杂戏"的演出形式正名，他认为"拉杂戏"寓庄于谐，寓教于谐，其基调就在于谐，因而，将"拉杂戏"正名为"谐剧"。
后来，原剧专第七届学生邓辅治曾撰文称，"谐剧是剧专嫁接的一门新兴剧种"。在剧专的扶植下，四川独有的一门新兴剧种正式面世了。后来，王永梭被舆论界誉为"人民之子，谐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