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学与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余上沅重视实际操作，强调教、学、做合一，注意通才和专才的有机结合；毕业时高度重视毕业公演，学生不分专业都得参加前后台的演出实际工作，如灯、服、效、道、化，换景，宣传，前台服务等等。当时教师给学生上课，教师并没有现成的教材课本可供选用，也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讲义可供参考，教师们都是全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通过戏剧书籍去参考、吸收、消化各国戏剧理论和戏剧技巧，自编自写教案讲义；学生也就主要依靠在课堂上记笔记，课后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和看笔记来理解、消化、加深、掌握所学知识理论，并在演出实践中去体会、提高、升华，教和学都是困难艰苦的。当时学校内部各方面条件是比较差的，教学上的师资和图书资料也相当缺乏。余上沅为了弥补这些不足，竭力为学校聘请到了当时戏剧文学界和大学中一些知名学者、专家到校做专兼职教师和作学术讲座，从而大大改善了办学的软硬条件，为学校增添了不少光彩，实现了当时戏剧教育中的最优组合。
虽然在当时的教学中，各位教师对各国戏剧理论和戏剧技巧讲得还不够那么完整和有系统性，但可以说，当时那些名师们教给学生的都是经他们提炼出的中西方戏剧艺术理论、技巧的精华，都是那些名师们对中西方戏剧艺术融会贯通、神明变化的成果，这对当时求学于戏剧艺术的国内学生说来，已是十分难得而可贵的了。在诸多名师、前辈因人施教，谆谆教诲下，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演出技巧很快得到了提高。
新生入学后，便在加强基础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正规表演训练。作为主干课程的"表演课程"，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表演实习"，就是在导师的具体指导下直接参加具体剧目的排练和实习演出；另一部分是"表演技巧训练"，这部分包括音乐、舞蹈、国语发音、表情技巧等课。通过舞蹈课，进行形体健美，练就四肢的灵活和协调，同时也培养节奏感和舞美素质。在音乐课上，导师弹钢琴，学生听音乐，随钢琴音阶升降练声，培养学生对音律的识别能力；学唱中外名歌，锻炼声带使用方法和音色音量的变化技巧，也锻炼对节奏感的掌握。
国语发音课，不仅教吐字发音，纠正声韵、方言，还锻炼呼吸技巧，要求声音嘹亮，吐字清晰、抑扬顿挫有力。表演技巧课，要求表演者要与角色的外表行为、内心世界合一，在表演上要达到"把自己的表演变成剧中人物在舞台上的行动"。对人的喜怒哀乐和各种感情的表现方式，乃至哭和笑的形态，都要分门别类研究它的规律性，并加以反复训练，都要让学生们熟练掌握。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先生们排戏，因人施教，讲、做、评、用结合，编剧、导演、表演融为一体，总是使排演场内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氛，感染学生，产生激情。有时对一场戏的处理上丝丝入扣、恰到好处，令人叹为"神来之笔"。
余上沅在教学上主张实践与课堂并重，在实践中强调注意借鉴各国演剧实践的经验教训，他上课时多次讲到莫斯科小剧院等的演剧情况，要求学生们学习借鉴，他认为一个人的舞台经验越多，他将来的成就才越有把握，所以在国立戏剧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是十分注重实习演出的。在人学的半年中，导师们就为学生选排、实习演出了《母亲》（高尔基原着，田汉改编）、《赵阎王》（洪深着）、《回家以后》（欧阳予倩编剧）、《兵变》（余上沅着）、《戏剧家之妻》（马彦祥编导）、《王四》（陈治策编导）等剧，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舞台演剧能力。
为了提高演剧水平，力争公演的成功，在公演前学校导师们总是要对演剧学生们作大量的精细指导，充分地排演，为增强排演效果，有比较有促进，导师们还专门推行了A、B组试演制。余上沅为了提高同学们的表演技艺，广泛吸收不同流派的优长，他特别邀请了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到校作专题讲座。梅兰芳在《论表演艺术》的讲座中，边讲边唱，伴以动作舞姿，引人入胜，给予了剧校师生们极大启迪。曹禺为了排练好公演剧，还特邀了当时戏剧界大名鼎鼎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亲临排练现场和他一块指导学生试演。大师现场面对面的亲切点评、示范，学生倍感受益，终身难忘。在导演风格各异和方法巧妙不同的名师、严师的精心指导下，学生们的实际能力很快得到了提高。开学不久，同学们就在学校小舞台上演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十多个大小剧。凌颂强的《狱》，严恭的《开演之前》，黄若海的《从夜半到清晨》等都是较成功的。
国立戏剧学校（剧专）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修与分组专修，通才和专才有机结合的教学，使教、学、做紧密结合起来了，使学生的积极性和潜智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利于学生熟悉、掌握戏剧的方方面面，尽快成才，也利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发挥不同学生的不同特长，真正做到因人施教，实现人人成才；普修与分组专修，有利于使通才经过反复地实践锻炼，逐步成为专才，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专才，更利于专业的发挥。
实习演出，是国立戏剧学校教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自始至终坚持的"重头戏"。建校初，学校就设立了由校长余上沅亲自兼任主任委员的演出委员会，负责主持学校内试演及对外公演事宜。南京阶段的二年，"排练公演课"在教学安排中，占了教学时数总量的25%-30%，是大家讨厌的"公民课"的10倍以上。在学生人学仅接受了四个月学习训练后的1936年2月27日，便在南京举行了首次实习公演。
为什么国立戏剧学校这么急迫的就举行公演呢？余上沅在《为第一届公演致辞》中讲得很清楚："因为，研究戏剧艺术不是可以单从书本上着手的，实用戏剧人才的养成更需要舞台上的经验，在观众的合作、督促、批评之下，戏剧艺术才容易得到进展。不但表演技艺离不开观众，就是研究戏剧理论，编制剧本，以至于剧场的经营管理，也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观众。一个人的舞台经验越多，他将来的成就才越有把握。""话剧的公演在中国还差不多是件偶然的事。......话剧的提倡，目下已是刻不容缓，因为在辅助教育上，它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余上沅的讲话，体现了余上沅的一些办学思想，至少可概括出四点：一是，为了学生成才，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让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成才。二是，戏剧艺术必须与观众（民众）融合在一起，戏剧艺术必须使观众（民众）满意；观众（民众）是戏剧艺术发展的源泉、动力，是戏剧艺术最高的评判者。三是，为了提倡话剧，推动话剧的发展，需要公演这种形式的宣传。
四是，话剧是辅助社会教育的有效工具，提倡、发展话剧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提高民众素质，唤起民众，发展话剧已不能从从容容的等待了。余上沅的这些思想体现在了国立戏剧学校的教学之中。
国立戏剧学校始终把实习公演视为是戏剧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学校的实习公演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行为，而是年年届届都需要坚持下去的，年年届届的实习公演是不可能只依赖于过去的一些老剧本，它需要大量的、新颖的、优秀的剧作支撑。剧本的创作，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冷落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是编剧者难以以编剧为职业，编剧者编出剧本收人甚微，也难有好的表演者，以致出现了"剧本荒"。表演与编剧是相辅相成的，表演得越勤，编剧者获利越高，编剧的兴致自然就越高，新剧本的产生就越多，表演者也就越容易找到可表演的材料。
余上沅从解决戏剧学校的实习公演能有更多更好的新剧本可供选择这一现实问题出发，站在发展戏剧艺术教育，实现"艺术繁衍艺术"的高度，1936年2月，他率先在中国创建了"上演税制"，以鼓励编剧者编写出更多更好的新剧本，来支撑起戏剧教育这个大业。"上演税制"即表演者在排练上演了编剧者编写的戏剧后，表演者须给编剧者报酬。具体规定，对新编剧本按售票收人给以编剧者3%的报酬，对改编剧本者致酬2%。陈治策先生第一个获得了上演税。"上演税制"的首创对促进编剧与演剧之间的互动是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确实是"艺术繁衍艺术"的好办法。它不仅能对戏剧学校的实习公演提供更多的可选剧本，而且对整个戏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1936年2月27日，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借用公余联欢社剧场举行首次实习公演，至1937年8月疏散迁徙到长沙止，不包括巡回镇江、援绥、美展演出，在南京二年举行实习公演13次。
公演的剧目主要有：《视察专员》（陈治策根据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余上沅导演）、《说谎者》（琼斯原着，朱端钧译，马彦祥导演）、《爱人如己》（［俄］安特列夫着，陈治策等改编及导演）、《回家》（余上沅编、导）、《上太太那儿去》（［英］巴雷原着，熊式一译，王家齐导演）、《狄四娘》（［法」雨果原着，张道藩改编，王家齐导演）、《群鸭》（仁法］贝克着，王维克译，陈治策导演）、《东北之家》（章泯编剧，应云卫导演）、《还乡》（[美]奥尼尔着，马彦祥改译、导演）、《秦公使的身价》（「英］巴雷着，顾仲彝改译，王家齐导演）、《走私》（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戏》（［英］米尔恩着，万家宝译，马彦祥导演）、《自救》（张道藩着，王家齐导演）、《视察专员》（张道藩着，王家齐导演）、《母亲》（［俄］高尔基着，田汉改编，马彦祥导演）、《镀金》（[法]腊皮虚着，曹禺改编、导演）、《红灯笼》（王思曾着，陈治策导演）、《青龙潭》（洪深着，马彦祥导演）、《国民公敌》（易卜生着，张彭春、万家宝译，王家齐导演）、《争强》（［英］高斯华绥着，张彭春、万家宝改译，万家宝导演）、《黑地狱》（凌鹤着，马彦祥导演）、《日出》（曹禺编、导）、《走私》（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原着，梁实秋译，余上沅改编、导演，该剧为第一届毕业公演）、《怒吼吧，中国！》（铁捷克原着，罗稷南译，应云卫导演）......数十场次。这些演出不仅有世界名家果戈理、琼斯、巴雷、雨果、易卜生、高尔基、奥尼尔和莎士比亚的名剧，更有中国戏剧家洪深、曹禺、余上沅、梁实秋、章泯等的剧作。国立戏剧学校的公演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起了积极作用，而且演出的一些名剧在中国属首演，有不少的被载入了中国话剧的史册。国立戏剧学校一届学员陈永倞在《怀念》一文中描绘得好，"......薛家巷里新戏子，艺海儿女来九州。新艺事，醉人眸，日积月累冀丰收。时文时武台前后，古今中外任遨游。" ；早期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办学近二年，共招收了三届学生，到南京学习的只有一、二届的正科生和一届特别班学生，共有112人；在南京毕业、结业的63人，其中一届正科毕业生44人，特别班结业19人。二届学生在南京学习一年后，即因日本侵华战事危及南京，学校奉命迁长沙，二届学生到长沙后学习不到半年，又因汉口危急，日军飞机对长沙的不停空袭，被迫再迁重庆，毕业于重庆；人学时的34人，到毕业时坚持到底的仅有13人。三届招生张榜后，不少学生还没来得及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学校报到，学校便奉命迁长沙了，第三届新生只有拿着人学通知书奔长沙去报名了，好不容易寻奔到长沙稻谷仓，然而到长沙学习不到半年，又随母校辗转迁徙了。
冒险下湘江，从临资口人洞庭湖，经杨林寨、沉江、汉寿、安乡，过藕池口、公安，漂江流穿港岔......人长江，再逆水行舟经过沙市、枝江、宜都、宜昌、三峡、万县、涪陵抵达重庆，重庆这个战时陪都也无法避免日军飞机的空袭轰炸，最后避难去了江安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