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人的秉性是难移的。三十几年来，我就亲眼看到了洁若性格的显著改变。1957年之前，她原是个大气不出的腼腆人。成为右派臭婆娘之后，她一天天地变得泼辣。整整十年的浩劫，她就是这么挺过来的。
我拿岳母的情况和自己对比了一下，逐渐地打消了自寻短见的念头。她的子女都长大成人，无牵无挂，而我的一个高中，两个还是小学生。我死不得，这点社会责任心我还没丧尽。
文革中没有批斗那么轰轰烈烈可有时比批斗更为残酷的，是外调。前者是响亮亮地挥起大鞭，后者却如用小刀剜肉。我的好几位友人在批斗后仍若无其事。经过几次外调的折磨，却寻了短见。
批斗的材料大都来自“内查”，外调则不定来自何方。正如三反运动中“老虎”乱咬人一样，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可怕的方面：自己倒了楣，就尽量拉上几个。因此，甘肃某人的交代材料中说你曾叛变，海南岛又有什么人说你投过敌。这类材料就都送到你所在的单位的革委会来。有时是革委会责令你交代，有时甚至是掌握该材料那个单位的革委会派人前来，直接审讯。方式大都相同：一、不告诉你是谁指控的。二、连控告内容也不透露丝毫。只拍着桌子喊“交代”。老友范长江在已经得到解救并下了干校之后，竟又碰上这么个情况。他投井自尽了。
这方面，我算是幸运的。我没诬陷过谁，也没被谁诬陷。一次对我的“外调”，却是以喜剧形式结束的。这倒不是因为我长于辞令，而是由于前妻王树藏对我的保护；同时，也由于派来的是一对饭桶。
一天我正在锅炉房添煤时，忽然喊我去见外调人员。我一路上好不嘀咕。一进门，两个年纪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岁的小伙子就拍桌子要我交代：1938年我在拒绝去延安时，对王树藏曾讲过什么话。我反复回忆，怎样也想不起这件事，更无从交代我对树藏说了些什么。
最后，他们摊牌了（一般外调是不露底的，这是他们饭桶处之一），说我曾告诉王树藏：“我不愿接受周扬的领导，所以不去延安。”我听了，冷笑一声，问他们可知道周扬今天是何许人也？（他们愣了。）“难道你们不知道文革一开始，就把他作为文艺黑帮总头目揪出来了吗？如果我那时就曾拒绝过接受他的领导，那么今天我就不但不会是黑帮身份，反会成为革命的先知先觉了！”（这回更证明他们是饭桶了。）
两个嫩娃娃听了，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就挥手打发我回锅炉房了。
当然，我遇上的是一对善良的饭桶。不然，他们一恼羞成怒，很可能不容分说，把我打成一摊烂泥。每想起此事，就庆幸遇上的是这么一对天真烂漫的可爱青年。
文化大革命开头有点像掷骰子。一只无形的手摇动骰子，往桌上一扔。然后，啪的一下用碗扣上了。
6月到8月间，骰子扣在碗下，也不知道这回要搞的是谁，所以就抓已定性的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当时街道上遭殃的多了，我们还亏了有个机关。
9、10月间，扣着的碗慢慢揭开，逐渐露出底了。这显然是一场夺权斗争。右派再老，人也早已臭了，手中也从来没有过权；是渣滓，是垃圾，说什么都成，然而不可能成为发动者的主攻方向。
原来的领导班子被认作黑线的主要成员，动辄被揪去，大会斗，小会斗，忙得不亦乐乎，属于黑五类的我们，倒闲了下来。成天坐在办公室（如今成了“牛棚”）里，桌上摆一本《语录》。翻累了，就对着天花板发呆。偶尔飞进只蜜蜂或花大姐，还会引起不少兴味。十几双眼睛跟踪着它忽而攀上天花板忽而撞在窗玻璃上的飞向。不然，就闷坐在那里。倘若心理学家把那时我们头脑里的活动记录下来，必然很有趣。
重要的是晚上可以回家。尽管所谓的家，除了人还在，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它还是十分温暖的。世态如此炎凉，家就更加温暖了。
每逢读报读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我就联想起我们被赶到的那个“家”。那是旧社会专门为了收房租而盖的偷工减料的“半壁房”。和后面的西屋合用一堵山墙，进深只有二米多。檐太浅，一下雨，水就透到纸窗，流得满屋子都是。冬天灌寒风，夏天晒成火炉。被轰到乡下去的原住户在窗外留下了半截破布帘。洁若说：“这个局面还不知能维持多久呢，不必买苇帘了，我自己缝一个吧。”一个工作惯了的人如今整个闲了下来，就老得找点什么干。她把劫后残余的旧衣烂布，缀在一起，挂在檐下，简直像是沙漠上支起的帐幕。我又用木条和油毡在窗下搭起个“厨房”。街道把三姐跟我们分开了。在那小厨房里，我为全家做了整整三年的饭。我一向不认为家务是妇女的天职。1957年以后，我几次向洁若表示，准备当个家庭妇男。1966年至1969年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时我们还有三只热水瓶，我在上边分别挂了牌子：“刚开”、“开过”和“未开”。绝不用“开过”的水去洗脚。我干得很起劲，并十分得意自己的精细能干。
没有书可看、可译了，然而搞惯了文字工作，还是手痒。那阵子常见到《毛主席诗词》的各种注释本。我参考各种版本，重新编了一部。她把小时练的蝇头小楷的本事也拿出来了，就一本本地抄写。老二也抄了一本，老三管装订，好像开起一个家庭出版社。1966年8月以来，洁若也进了“牛棚”。她不甘心像我那样成天望着天花板发呆，就把注释本带到“牛棚”里去抄。这还不算，一天心血来潮，她又把一套平装的《毛选》四卷带去，用块橡皮去擦写在页边上的学习心得，那是1956年我在中直机关脱产学习时写的笔记。她想擦干净了给老二用，省得另买。上头密密麻麻地还真写了不少，忙到下午她才擦完第一卷。没料到同牛棚的女伴早已盯上她，并给她汇报了。突然，革委会勒令她把那四卷《毛选》以及《毛主席诗词》手抄本全部交出去，还限她次日早晨把家中所存的也上交。
这下一家弄得很紧张，坐等大祸来临了。荔子已把她亲手抄的那本送给了级任老师。洁若连夜带她去学校，向老师索回。不料那位教了几十年书的老师被诬为“漏网富农”，正受隔离审查。
荔子和她弟弟，在学校里一直是五好学生，少先队中队长，但“复课闹革命”后，他们因家庭的缘故，连红小兵也没当上，回家倒在床上大哭一场。
那时当政的革委会还讲理。抄去的诗词注释本和《毛选》，经过专门小组反复审查，始终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又全都退了回来。
这场虚惊之后，我们一家仍旧闲不住。荔子和桐儿画了几百张幻灯片，晚上在院子里放映，画的当然都是雷锋事迹之类的革命宣传。我还教他们画世界地图，画中西历史对照图表。我要让他们晓得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文革只是历史上的一瞬间。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一种慰藉。
智育之外，也得让孩子们有点体育活动，况且星期天闷在小东屋里也不是办法。当时不敢去公园，我就骑车把小桐带到农业展览馆后身的窑坑里游水。带点干粮，一呆就是一天。
一回，归途被曾经是炊事员的一位革委会成员瞥见了，第二天我就被叫到办公室去。当时，我们那个革委会对黑帮分子有一种很文明的惩罚办法，就是如有过失，在早晨排队请罪时当众掴两个响亮的嘴巴。文明，是因为既不拳打脚踢，同时又起到了惩一儆百的作用。组里已经有两位受过这种惩罚，当时我估计自己也跑不掉了。然而办公室里的那位管“牛棚”的同志（原美术统辑室编辑）很讲理。我一再解释，去那里是为了孩子，而孩子是无罪的。听了我的话，他点了点头，放了我。至今，我仍为此而感激着。
有一天，我到出版社对面去修鞋。那里一溜儿坐着三位修鞋师傅，个个胸脯上佩戴着毛泽东大像章。其中一位死死盯着我。突然，他像是对自己小声呢喃道：
“这不是乐子吗？”
我听了一愣。谁会晓得我的奶名呢？我起先装作没听见。可那人继续盯着我说：
“不认得啦？我是二秃子呀！”
这时我才朝他偏过头去。果然挺面熟——他姓安，是我的一位姨妈的儿子。我凑过去同他打了招呼，一边纳闷着怎么分手将近半个世纪，他竟然还记得我的长相。我也依稀忆起几桩往事。（其实并不怎么体面！）一回我跟这个小伙伴一道去偷打邻居树上的枣，被人家撒出的猛犬咬了一口。另一回，我家揭不开锅了，姨妈带着这个二小子给我们送来了一碗棒子面。
他约我当晚六点到东四牌楼路西一家小饭馆门口等他。我准时去了。
缝鞋时，他穿得很旧，这会子却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藏青新制服。那时我不啻在受管制，生怕给出版社的革命群众撞见，又得遭殃，所以不免鬼鬼祟祟。他呢，挺着胸脯，领头上了楼，选了个僻静的座位。
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主要是来叙叙旧。他点了几个菜，一壶酒，蛮有气派，他告诉我，由于多年来免费为军烈属补鞋，新近他被选为东城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经常被邀去讲用。
当他问起我来时，我深深叹了气说：
“当初要是把地毯织下去，别当什么臭老九，也许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他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
“兄弟，你肚子里那点墨水还用得着。”
我感激他的鼓励，可那时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前途。
到了1969年9月，肚子里有墨水的统统都流放了。临行前，我和洁若在那间小南屋里回请了他一次。他告诉我们，鳏居多年后，他刚刚和一位寡妇结了婚，并留给我们南锣鼓巷的一个地址。可惜在以后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我再度和这位童年的伙伴失去了联系。
这里要补充一点：文革后期，不知哪位英明领导发现，把黑帮及其子女一塌括子划为敌人不上算，于是黑帮了女就获得一个特别称号：“可教育的子女。”当然，这实际上是划为次等小公民，但待遇就强过他们的黑帮父母了。
风暴之前，洁若为《文艺报》写过一篇《〈红岩〉在日本》，因而跟在上海青浦县教书的中学同窗张通了信。1967年秋天，家里忽然来了一位红卫兵，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是那位老同学的外甥谢天吉，一个有头脑的青年音乐家。
自从老大去大西南串连，来信说要同藏族人民闹革命以来，两个小的就嚷着也要出去。由自己的房子被赶出来后，他们在精神上受了不少打击：有人骂他们作狗崽子，动不动还以再度抄家相威胁。两个娃娃都急于跳出那个牢笼。小荔常嚷着要去边疆参加兵团，小桐则闹着要去长白山当猎户。为了让他们变换一下心情，洁若问天吉能不能带他们到青浦去转一趟，没想到他满口答应下来。两个小的兴高采烈，我怎么拦也没能拦住。
当时我们都没估计到那是多么冒险的一次旅行。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青浦一下车，正赶上两派在武斗，当场就活活打死了五个人，孩子们第一次见到真刀真枪，第一次见到死尸。归途，在徐州又碰上了一场武斗。这些都无疑在他们幼小心灵上打下深刻的印记。
报上一登出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我就预感到形势要有变化，连那个用破布帘子遮起的家也将保不住了。
果然，要下去了。从公布出来的名单看，并不限于黑五类，这回是“一锅端”，就是说，把知识分子统统赶下去。这样也好，我同洁若就不再分开了。这是一喜；然而又得同孩子们分手了。姥姥已经不在人间了，只好把他们丢给三姨常韦。
走之前，我骑车带小桐去了趟香山。一路上我们两人一道背诵着《老三篇》。在半山亭下，我搂着依依不舍的孩子，默默地遥望着灰云下的北京城。
“爸爸，咱们还会有个家吗？”他猛孤丁地问了这么一声。
“会的，”我把他搂紧，“而且会有个很好的家，一个再也不用搬的家。”
这么宽慰着孩子，我心里其实十分茫然。孩子没再问下去。他知道我讲的是一厢情愿的空话。
六、五七道路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1969年9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只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不分老少，统统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一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声鸡鸣犬吠，到处都是一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控参加过特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