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多久全国大批右派就陆续调回去了，我们那批下去的人也一个不剩地统统回去了，当时自然不曾料到。连我自己都着实纳闷着：组里大多数是五十年代入党的青年骨干，还有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谁都比我改造得好，怎么我倒比他们先回城？组里有些人想不通，甚至不服气，是可以理解的。
在鉴定会上，偷吃、背稻捆偷懒、说怪话，以至穿套裤恶意丑化社会主义等旧帐，都重新翻出来了，我一概默认。只有一位电影专家谈的不是这三年，而是未来。他断言我这个人迟早必然会叛逃到伦敦或纽约。我听了，觉得他未免有些武断。
自然也有人说了些好话，说是在下来的人中间，我年岁较大，又有腰疾，可还是克服了困难，在劳动中是尽力而为的。希望出去以后，不要放松自己，加强改造。我听了自是折服，由衷感激。
接着，我就背起全部行李，去总场集中了。那里还有旁的分场同我一样调回城的人。这回没有人押解了。领了当月的生活费，搭农场的卡车去了车站，然后就各奔前程了。
下了火车，我就照洁若最后一封来信中开列的地址，找到了北小街的一条死胡同。原来最近她已通过换房站，成功地把那间堆房换出去了。按照门牌，进了个大杂院，看到了她在信中所描绘的三间小东屋，却撞了锁。我扒着门缝，瞥见几样熟悉的家具，就把行李撂在门口，和西屋大娘打了声招呼，穿过小胡同到岳母家去了。岳母和三姐早已知道我那天正式调回来，自是欢喜异常，向我祝贺。她们说，洁若请了一天假，上午到车站接我去了。吃了顿饭，再回去，洁若已挑了水，在院中抱着大盆为我洗农场三年零两个月的积垢了。原来她自信准能在车站接到我。及至最后一个旅客已从检票口走了出去，她还不死心，以为我误了一班车，又站在那儿等下一班车，结果白白耽误了好几个钟头。
和那间堆房比起来，小东屋的好处是大了几平方米。间数多了，又刚好位于岳母家和本单位之间。缺点是冬冷夏热，纸棚土地，院中没有自来水。也就是说，回了城还是挑水吃。
然而只要大人小孩能同睡在一个屋顶下，我们就算又有了个家。
四、避风港
经过多年磨练，我找到了一个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使自己知足长乐的窍门：想想比自己更惨的。通过实践，我发现这是不难做到的。不论你倒霉到怎样地步，总可以找到比你更不幸的人。
刚到农场，了解到伙伴们各自的婚姻状况后，我便为自己的家庭居然没被这场风暴摧毁而庆幸了。回城后，当我知道同去的不少人被调往边远地区而我却能留在北京——我的出生地，并且继续搞文字工作，又使我感激涕零。对于降多少级，以及只准搞翻译（但译者不能署本名），不许搞创作，就更不会在意了。怎么降，也比以前在农场领的生活费多，家庭担子总不至再由洁若一个人去挑了。至于只搞翻译，我也是求之不得的。划右之前，我也仅仅当过几个月有名无实的“专业作家”。看到连延安来的都能一夜之间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谁能不胆战心寒！看来写作这一行在这里比干什么风险担的都大。我不但自己今生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希望我的子女们不论干什么都可以，可就别干此行。在我的熟人中间，当时这么想的相当普遍，包括那些幸免于难的。
回城之后的工作环境堪称理想。这家大出版社把我们安顿在一幢新楼里，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这里有几位是历次运动中从未碰着的，但更多的是为了这样那样问题而挨过整的。大部分搞的是各种文字的翻译，包括小说、诗歌和理论。也有个别几位在研究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共同的特点是年事都较高，同时，每个人各抱自己的一摊，相互没有交叉；而且由于不做编辑工作，同外界也了无瓜葛，是个理想的避风港。主持人是一位老党员作家，运动中生龙活虎，日常却平易近人。
这里，除领导有个单间，每个房间各坐上三四个人。大厅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子。工间操铃一响，几个有球瘾的老头就拿着球拍，兴高采烈地大显身手了。有的学张燮林，有的学李富荣，刹那间英雄们真有了用武之地。有时为了一只球擦没擦桌边，老头儿们还会争个面红耳赤。
我的球艺不佳，但球瘾却很大。我好像有意识地让自己忘情于那东跳西蹦的白色小球上，说不准是返老还童呢，还是乐以忘忧。
那时候可忧的事还真不少。首先就是住房问题。眼看女儿荔子就要从幼儿园出来了，小东屋已经挤得走不进人去。洁若听说大酱园子里荔子当年的小游伴如今六岁就上景山学校念外文了，就赌气说：“我们的孩子没资格去念外文，就让她学学钢琴吧。”刚拿到一笔稿酬她就如数花在一架钢琴上了。当时，这件乐器给我们造成了莫大困难：钢琴是挤进来了，可学琴的姑娘却没有容身之地了。
这时虽然有两位老友打听出我的住处，跑来看过我们，他们都是自顾不暇的，我们也不会开口。找过单位领导，话里也露出同情，然而爱莫能助。情况是：新单位排不上队，而既已调了工作，原单位就更不予理睬了。
光是挤，我还可以忍受。很快我就发觉，在那个大杂院里，我的身份已尽人皆知了。外院，正对着茅房，住着一家五口人。女的曾因破鞋（暗娼）案被公安局拘留过。也许是成天闻二三十口子的屎尿气味无处发泄，我一上茅房，她就在那间小南屋里边拍打孩子边骂街，嗓门大得坐在东屋里的洁若都听得见：“小兔崽子，长大了你当什么都可以，可就别当右派！”我没得过麻疯病，但那段日子里，我充分体会到了那种人下人或等外人的味道。
那时老大已上了初中，洁若去见班主任时才知道，他以为我回到北京就意味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特别高兴。老二老三始终不知道家里出了事。我们便打定主意，一定要在两个小的入学之前给他们找个安宁的环境。
那阵子常在墙上、电杆上甚至公共厕所见到买卖房屋的招贴。我灵机一动，何不也试试这办法！于是，就连夜写了广告，贴在东四以北的电杆上。
万也没想到，没几天就有了回音。我同洁若一下班就按地址去看了。地点就具有吸引力：离本单位只一站路，骑车用不了十分钟。是一排五间南房，有宽廊，另外还有一间行将坍塌的小西屋。后边茅房旁边还有一间堆房。房周围有三小块可以种点什么的空地。房主住里院，是一排大北房和东西厢房。两家相互还可以有个照应。
房主解释说，大跃进中，这六间房被征去办托儿所了。现在好不容易共产风煞住了，托儿所停办，房子交还原主。他闹不准那阵风还会不会再刮，不如早日低价卖掉。只要街坊合得来，价钱好商量。
这下，我们又有了个家。房子刚买到手，洁若就计划起来了。她说，把小西屋给你修好，当书房。那一排五间真像条轮船。当中两间没有隔墙，正好当客厅，是放钢琴最理想的所在。房子尽管朝北，却有两扇后窗户，阳光可以照射进来。沿窗口在一对老式书箱中间搭条木板，就成了一张长桌，刚好够两个孩子并肩而坐。我们还攒钱把旧式门窗换成西式的，纸顶棚换成灰棚，三个房间里都拉上了自来水管子，装上洗盥槽，只差没搞卫生设备了。
流浪了那么些年，多么希罕有个家呀！从这时起，洁若的三姐常韦也搬来帮我们理家了。
小西屋修好后，我在门前搭了个葡萄架。心想，我先当书房用几年，等岳母年纪再大些，接她来养老吧。
那阵子山货店里有时能买到点民用建材，安定门外又有家木材厂，可以买到些下脚料。那时我还有把力气。一有富余钱就到处转悠，买点砖瓦水泥，并置了一套木瓦工的工具。星期天时常拿着工具到处修修补补。
美中不足的是正对面就是一家塑料厂。一刮风，熬料的气味呛得不敢开窗户，可我们有的只是满足。经常念叨：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个家。
洁若对儿女的教育很重视。大孩子从小有重文轻理的倾向，数学成绩不好。她每个周末叫他演算数学题，一道道地帮他复查，最后考上了重点中学。当时我还在农场。轮到两个小的上小学，她硬是把户口迁到住在一座重点小学附近的朋友家，让孩子进了那家小学。她还真带着孩子搬到那里去住过一个时期。我曾竭力反对，但未能拗过她。及至文革中被揪斗，我又想，倘若两个孩子上的是附近的小学，看到前来抄家的群众当中有同学的家长，孩子们的心灵恐怕会受到更大的创伤。
那时我的工作就是翻译那部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翻译之外，我翻阅两百多年前的洋笔记，一时陶醉在远离现实的境界里。
刚回城，还赶上了“三年困难”的尾巴。我的定量一下子从农场的五十五斤减到三十斤，又没什么副食，饿得叫苦连天。洁若要我知足，说她只有二十七斤。那时，什么朝鲜鱼，橡皮鱼，只要能下肚的，她都成批地往回买，高低也不让我们闹肝炎。
转年，日子眼看就好了起来。不但有了副食，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春节，还举办了灯节，也恢复了厂甸的庙会。夏天，我还曾带孩子们去北海听水上音乐会。北京又成为一座文化都市了。
五十年代初，我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心里就有过看法。1957年有些人就是在“反苏”的大帽子下倒的楣。我自幸没碰过这个问题。当中苏交恶公开化之后，我虽仍守口如瓶，但内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把是非放在利害之前，在忍无可忍的时刻，敢于漠视霸权者手中挥动着的原子弹，坚持民族尊严，敢于挺身出来抵抗大国沙文主义，由衷地感动钦佩。
1962年的气温升得好高啊！虽然右派已称不得什么知识分子了，可听说有人主张为这号人摘掉资产阶级帽子，还是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在那开来开去的神仙会和向党交心会上，我和洁若几乎天天都在相互提醒，绝不可信口开河。其实，我内心很希望党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之余，也反反三十年代中期他们那里搞的那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的暴行。幸而我丝毫也未露口风，因为历史即将在中国重演，悲剧正在朝着同一方向迈进。
果然，反修的矛头忽然转过来，枪口对内了。一时又找起碴儿来，这也修，那也修。眼看火苗又将烧到我们那个避风港。反右中间当过靶子之后，我很可能又成为反修的靶子。戴着右派帽子居然还买了钢琴又买房，真是修到了家！
可是这时我也受过点革命锻炼了。在农场期间，难免不从个人的遭遇以及对周围的观察中做些反省。看来阶级斗争躲是躲不开，只有力争上游。一个人私下里即便买古玩藏春宫，只要革命嚷得响，反别人的修反得坚决，照样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平步青云。何况我们买房子是实在出于不得已，关键在于：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再也不可躺倒挨打了。不当猫，就必然得当老鼠。当了那么多年的老鼠，我也想学着当只猫了——甚至想当一只张牙舞爪的猫。回想起来既可笑又可悲。在我们那堆老头儿中间，我——一个不知深浅的老右派，也跟着打起反修旗子，批判会上竟然也学着给人上纲上线。那自然是出于战略性的防御，是怕由于买房，火又烧到自己身边来。
然而已经戴过右派帽子，尽管1964年总算摘了，也仍然是个“摘帽右派”。经过实践我认识到：原来猫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1966年夏天风暴真正来临时，仍旧立刻就被揪出来，并且遭遇要远比1957年惨。
五、又没家了
人们常用“挂羊头卖狗肉”来形容外表与内容的不一致，我一直以为不甚恰当。因为这种比较并不突出，甚至也不包含对照：羊头不但在味道上并不比狗肉更好，身份上两者也相当。在有些地方，对有些人，狗肉也许更为罕见，因而身价也更高一些。
现代史上，有些招牌写的既高尚又响亮，而其内容则既肮脏又丑陋。洋的，比如臭名远扬的纳粹主义。原文“纳”既民族主义，而“粹”则是社会主义的简写。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最得人心、最受人们拥戴的两个字。然而实际上它包含着怎样血腥的内容啊！
同样，我第一次看到“文化革命”一词时，就立即联想到拥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把文化革命化了，必然意味着人的进一步解放。万也没料到，它原是封建加法西斯的双重奴役。尤其令人迷惑的是，这场革命一开始，就先公布了十六条纲领。实际上呢，声称只触及灵魂的运动，却成百万地屠杀肉体；表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最后却搬出了机枪和大炮——倘若不是客观上起了骤变，使它戛然打住，原子弹也很可能登场。在权势欲的驱使下，人的残暴凶狠是无止境的，对同胞、对同类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
1957年那场“六月雪”是骤然自天而降，1966年的浩劫却经过了相当一段时日的酝酿。开头还真未越出文化范围，左不过是挑挑某部电影或话剧的眼，把古装人物硬从舞台上赶了下去，换上拿锄头穿干部服的。反正我也不看戏，觉得文化革命几乎同自己毫不相干。就是喜欢看戏的，也犯不着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争什么古装新装。
家里三小块地，正面的种了些花草。我找到几种罕见的牵牛花，有大而雪白的，有紫色带纹的，爬了满墙。一位诗人朋友赠我一平板车热带植物。岳母把她珍藏多年的大鱼缸送了来，种上我喜爱的睡莲，摆在院心。
上高中的老大钻研起古代神话了，老二、老三都在全市少年宫讲革命故事，还得了优秀奖。星期天，我用自行车驮着老二去三条学琴，洁若则领背着画箱的老三去写生。他的画在电视台举办的儿童画展上也得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