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是纳粹潜水艇来袭了吗？”
大副回答说：“比那更糟糕。”然后扬声宣告：“诸位先生，刚才领队舰上打来灯语：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啊呀！”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晚会就那样黯然结束了。蛋糕还完整地摆在那里，我们各自都垂着头，无精打采地回到舱里。
次晨，桅杆上悬起了半旗。
船队经过新斯科舍之后，那位海军军官告诉我们，现在可以说已摆脱敌军潜艇的威胁了。第二天，船队就驶进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火车要五个小时以后才开。
五年来生活在物质匮乏的英伦，第一次来到这样一片乐土：头上没有嗡嗡的轰炸机，橱窗里挂着整只的肥鸡和品种繁多的香肠火腿。我们这二十几个饿鬼就钻进一家家餐馆。啊，菜单足有一尺长，不用交任何配给券就可以吃上一盘牛排。在我的印象中，它厚得像一块砖，而且味道比船上的好多了。
饱餐一顿之后，就去逛街。各式各样的衣料，堆积如山的金山桔、南美香蕉，还有菠萝、芒果。大家都把绅士架子丢到一边，在人行道上一面走一面吃，夸说加拿大得天独厚。
现在都兴坐飞机旅行了。我却十分怀念由哈利法克斯到旧金山那五天的旅行。我们乘的普鲁曼卧车，舒适而宽敞。沿途在魁北克、蒙特利尔、芝加哥和盐湖城分别停上一两个小时。火车添煤加水，我们则到处串街走巷。在加拿大，我还参观了一座专陈列中国乐器的博物馆，并看到用男女人皮制成的马头琴。在芝加哥，乘电梯上了座摩天大厦。在盐湖城，进了靡尔门教堂。火车旅行不但舒适安全，一路还能见见世面，增添点知识。坐飞机即便中途停一下，眼界也只限于那千篇一律的机场候机室。
一过芝加哥，就听说旧金山一周前就已成为禁区，去那里的车票只售给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参加者。旧金山市本身更是全部面向这个空前规模的国际会议。市场街两旁到处飘扬着星条旗。店铺橱窗都贴有“欢迎与会各国代表”的标语。在旅馆下榻后，每天早晨都有免费报纸从门缝里塞进来。邮政局赠送每人一本贴了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邮票簿，酿酒公司送来一篮篮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圣弗朗西斯广场上成千只鸽子事先都捕进笼子里。当地许多太太小姐自愿充当代表团的义务司机和向导。
旧金山的大旅馆一时成了各国代表团的住所。东道主美国代表团住凡尔蒙，法国和苏联代表团住圣弗朗西斯。中国和英国代表团住在对面的马可·哈布金斯，记者则一律住皇宫饭店。代表团下榻的旅馆门前，成天围着一些妇女，想瞻仰一下国际名人。有家报纸搞了个噱头：当以英俊闻名的英国外相艾登踱出旅馆时，一个妙龄女记者跑上前去说了句大概相当肉麻的话。艾登十分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这情景立即被埋伏在一旁的记者收入镜头。第二天见报后，就成为桃色新闻了。
更可怕的是有些美国记者编造的访问记，内容不外乎大捧美国，大骂苏联。中国代表团中的董必武先生就这样被编造过。我是新闻系毕业的，教我的大多是美国密苏里来的，受的可以说是美国新闻教育。讲课时，他们着重地谈了新闻道德，可在实际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却大相径庭：为了增加版面趣味，有些人竟然什么道德也不讲。
后来我明白报馆调我去旧金山的用意了：我既是记者，又要当胡老板的助手。所以除非有记者招待会，中晚两餐我们都在唐人街杏花楼碰头。代表团成员中，胡老板同董必武先生最接近。于是，每天我也跟这位中共代表同桌而食。陪同董老的是章汉夫和陈家康。可是桌面上谈论的，无非是些会场上的花絮，很少涉及国内政治。我坐在末席，不大插嘴。
联合国成立大会是4月25日上午9点在旧金山歌剧院正式开幕的。头一天我就获准去看了一下会场，这样就预先了解到会场布置，并且向人打听到开会的程序。清早，歌剧院一带就断绝了交通，只放行那些佩证的人员。全市悬满了万国旗。大戏要在下午四点半开场，可天公不作美，午饭后天色转阴，接着就淅淅沥沥掉起雨点来。三点半左右，太阳又露了面。雨后，旧金山的街道格外光亮洁爽。离开会还有一个半小时，歌剧院就已满座。三个入口分别吞进三种身份的与会者：代表、专家和来自全世界的记者。这拱顶的建筑里，这会子已一层层叠满了人。每个楼梯拐角都有美国海军哨兵检查证件，会场里则由短打扮的女童子军维持秩序。她们散发着程序单。台后乐队，奏起轻音乐。气氛既隆重，又愉快活泼，像是为人类办着一件大喜事。
舞台背景是天蓝色的，中间立着杏黄色的台柱，交叉着47个参加国的国旗。幕帏是深灰色的，台上的桌子是淡蓝色的，后面四把椅子又是黄色的。大通讯社人员坐在包厢里，一般记者们则散坐在池子里。代表团入场时，摄影记者争夺有利角度，镁光灯的光束从四面八方朝国际政治舞台的明星射来，咔嚓咔嚓声响个不停。
四点半整，音乐戛然而止，会场上鸦雀无声。台上左右齐整地走出着制服的男女青年，他们代表美国海陆空军作战单位，排成一字形。接着，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偕同加州州长、旧金山市市长以及大会秘书，步上讲台。国务卿手握木槌，当当当敲了三下。于是，在国际联盟失败后，全世界集体安全的又一次试验就正式开始了。
在一个个代表团就世界和平唱完高调之后，第二天就为了谁当大会主席争个面红耳赤。接着，几个大国都为自己的仆从争起会员资格。三周前，华盛顿还把阿根廷骂得一钱不值，甚至逼着英国同它断交，可为了壮大美洲集团的声势，美国又出面为阿根廷争起入会资格。一个下午，二十几个美洲国家在美国倡导下，又一齐唱起阿根廷的赞歌。可大会刚闭幕，美国对阿根廷又变了脸。难怪苏联也提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入会资格。
5月2日，我正在旁听一个发言时，忽然消息传来，在意大利北部的纳粹军队首先向盟军投降了。和平的曙光出现了。接着就是希姆莱、戈培尔等纳粹头子相继自杀的消息——戈培尔还先开枪把妻小打死，然后自己才饮弹而亡。随后又听说希特勒本人同他的女人伊娃在地窨里自焚。当晚，丘吉尔宣布欧战的终了。这一天就是所谓V.E.日。
美国政府为了防止酗酒闹事，采取了预防措施：规定次日，酒馆一律不许卖酒。这可是在兴头上给了一棒。这天下午，记者们都抢先抱回几瓶几瓶的酒。兴奋、激动啊！旧金山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狂欢的人们。歹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从今以后，做父母的再也不必送儿子去前线了。然而世界从此是否就将像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百慕大所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所许诺的那样，享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再有匮乏、不再受迫害的自由呢？还得拭目以待。
这一天，我身在这个太平洋商埠。欢庆之余，心里总还有点不对劲。东方的战场上，最早被侵略的，也即是战斗最久的中国，仍在那里浴血奋战。重庆还在挨轰炸，特务横行，继续在抓自己人。战后中国的局面呢？依然是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战后的世界，我也抱有隐忧。
十天来参加联合国大会，我不啻上了国际政治的一课。它使我认识到：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时兴许会出现利他主义，但国与国之间，则只有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连标榜“工人无祖国”的苏联也不两样。在歌剧院讲台上，只见争，绝无让。争的还不仅是个平起平坐，而是都想称霸。大英帝国被这场战争消耗得大伤元气，甚至支离破碎了，美国则十分露骨地要把战后世界变为以美国为盟主的天下，成为“美国世纪”。苏联在争夺霸权上，当然也不甘人后。
作为一个东方人，一个来自受过列强压迫的中国的人，我当然巴不得战后的世界尽量为被奴役者松松绑。然而我看到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而是重新得到了承认。南非订有六十项歧视黑人的法律，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美国代表（罗斯福夫人）竟认为“那是法律问题，与人权无关”！弱小国家争来争去，只争到“限令南非设法终止种族偏见，并具报结果”。至于“托治”问题，更加令人沮丧。这个委员会的原旨是要使战前的殖民地在国际监督下，过渡到民族自决。既不是改变一下名称，更不是转手。但是花样出来了。有些殖民地交给联合国监督，而具有战略价值的，则划为“防御区”，联合国不得过问。这样，那些民族也就永世得不到“自决”。
在旧金山，我并不是唯一的中国记者。国民党中央社曾把其英文部精锐十几员大将都调到旧金山来。他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可以随时接近以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们有电传，并有摄影记者在会上活动。我则孤家寡人，谈不上什么竞争。
然而一次偶然机会，由于老记者胡老板的精明机警，我们竟在一个意义不小的问题上，抢到了一件独家新闻。这大概也是我从事报业以来唯一的一遭。
一天，在杏花楼午膳时，胡霖关照我说，当晚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要宴请中国代表团，因而我就不需去马可·哈本金斯旅馆找他了。换句话说，我可以有一晚的自由活动。
那晚英国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邀我去一家男扮女装的剧院，说在美国只此一家，且与中国的京剧相似。我谢绝了。还有个加拿大记者要我陪他去夜总会，我也推掉了。前两天，我刚陪胡社长去过一次，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夜总会。那晚表演的不但是脱衣舞，而且表演者竟然是个中国姑娘。舞毕，她跑来向我们解释说，她是为了“半工半读”才干那营生的，并且告诉我们她读的是新闻系！过惯了剑桥那种半乡村式生活的我，并不向往大都市的夜生活。我的自由活动是冲个淋浴，然后钻进被窝好好睡它一觉。
没等我睡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是胡社长的声音。他用短促的四川口音说：“你务必马上来——马上来，一切见面再说。”
我匆匆穿上衣服，下楼喊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到他的旅馆。刚跳下车，就瞥见胡社长已经焦急地等在大厅入口处了。他气喘吁吁地说：“刚才莫洛托夫向宋子文碰杯敬酒的时候给我听到了。翻译出来就是：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着他得意地告诉我：“我赶紧装作解小手就溜出来给你打了那个电话。”
说罢，他挥了挥手便向电梯走去了。我一个箭步蹿上人行道，又喊了一辆出租汽车，就朝着大西方海底电报局疾驰而去。我给重庆《大公报》发了一个特急电。这消息就加上花边，排在次晨重庆《大公报》要闻版的头条了。
倘若估计能在联合国大会采访到点值得报道的东西，即便它拖得再长，我也愿意以守株待兔的精神坚守在那里。但是会越开越疲塌。大会小会，多是在一些程序上你争我夺，而真正的“政治”却在桌面底下——在密室里进行。于是，我向胡老板提出与其成天泡在那里，不如让我到美国各处转一遭。然后，赶回英国去采访大选。那毕竟是我的岗位。
承蒙他首肯了。我就向美国新闻部（OW1）提出个计划。他们很快为我做了安排。我就告别了老板，告别了旧金山，搭一列名叫“夜鹰”的夜车，来到洛杉矶。
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是在1921年，记得是卓别麟的《淘金记》。1930至1939年间，我几乎逢片必看，不但能哼有些片子的主题歌，甚至背得出其中的对话。我是以朝圣者的心情去访问好莱坞的，看了华纳兄弟公司正拍摄的三部片子。记得印度诗圣泰戈尔曾说过，人之一生要坐在舞台前看戏，不要去台后探头探脑，否则会感到幻灭。及至参观影棚里的设施道具，看到惊涛骇浪的海景原来是大水池子里拍的，我便担心今后好莱坞惊险片再也不能使我提心吊胆了。
那天的午饭是在影城的快餐厅吃的。我翘首望着走进来的一个个明星，而坐在我邻桌的恰好是我十分崇拜的贝蒂·戴维丝。她边吃边同一位像是导演的男人在争辩什么。我很想跟她握握手，但看到他们谈得那么激动，不便去打扰。
当晚我是在影城一位叫路易斯的导演家里度过的。他请了女明星琼恩·费沃尔作陪。他们问了我些中国电影界的问题，我大部分都只能支支吾吾，甚至干脆答不上。路易斯先生则由戏剧的节奏谈到国际政治，说双方越是拍桌大吵，越不必担心。戏剧的紧张场面向来有起有伏。当高潮真正到来时，倒往往来得十分沉寂。什么时候消停下来了，武戏也许就快开演了。
由洛杉矶南行，经过辽阔多山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以戴宽沿帽的牛仔闻名于世的得克萨斯州，遂来到把着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这是一座富于十八世纪法国色彩的古城，悠闲潇洒，像是摒弃机械文明的世外桃源。我走访了当年拍卖黑奴的场所，还去了一家酒馆，据说那是个醉鬼不断出没之地，时常酒后出人命案子。方场周围是林立的棕榈，树荫下徜徉着歇凉者，沿着墨西哥湖边，戴巴拿马帽的人们在钓鱼。晚饭是在一家螃蟹馆吃的。上过甜菜后，电灯突然灭了。黑暗中只见一缕绿烟。灯再明时，一杯掺了白兰地的咖啡已经摆在面前了。
从这里，沿阿巴拉契亚山脉北上，来到赫赫有名的田纳西水利工程（TVA）的中心。三天来，我踏访了九个水闸中的两座，深深叹服科学的威力。曾经为患这一带的大河，驯服之后，如今大量生产廉价电力，变祸为福了。
然后，乘车穿过烟山——据说，这里常有熊出没，可惜未能遇见——就来到首都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