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板拍板
一个兼任旅行记者的副刊编者有个苦恼：每逢外出采访归来，先得处理积压的信稿。早来的那些，办公室公务员还能给装进抽屉里，后到的就只好往桌上堆。倘若出去超过一个月，就能堆成一座小山。1939年我预编完副刊之后就去了滇缅公路工地，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回到香港皇后道的《大公报》编辑部时，连桌底下也塞满了信稿。有本港的，有来自敌后的，有上海孤岛的，甚至有从陕北寄来的。这些，我都一封封拆开来，初读之后分了类。能用的马上就登记入册，按照字数编排好。
有一封公函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说一个月前他们曾有信致我，这第二封是催我的答复。这没头没脑的信自然引起我的注意，也使我感到困惑。我搜遍了书桌各个角落，也没找到最初的那封。好在那时香港同伦敦不但邮路畅通，而且往返只需一个星期。我立刻回了信，说第一封来函是在我离港期间寄到的，可能已遗失。请他们再补一封，把内容重复一遍。
从回信我得知：该学院中文系有一讲师空额，在该校任教的于道泉推荐了我。1926年我参加C.Y.时，于道泉曾经当过我的领导。可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我被捕后，他就进了雍和宫，同喇嘛们研究起藏文来了（他成了我国首屈一指的藏文学者，至今仍在中央民族学院执教）。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去的英国，但他显然是《大公报》的读者，从报上得悉我的行踪。
年少时我曾怀抱过远走南洋的梦想。我也盼望过去美国镀金，却又坚决拒绝了罗锤子为我设计的那条路。去英国——我确实从未想过。
然而我毕竟读过几年英国文学，老早就从狄更斯、哈代等人的作品中神游过英伦三岛。中国之外，那也许是我最熟悉、感情上最相通的国家。更何况在1939年，这趟远行对我还有着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当时我正陷入感情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撇下一切，一走了之，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是伦敦大学信中开列的待遇未免太苛刻了：年薪二百五十镑，而且还只先签一年合同。尤其使我裹足不前的是：旅费自备。我上哪儿筹这么一大笔款子呢？即便筹到了，万一一年后合同不续订，我又拿什么偿还呢？何况了解英国情况的朋友都摇头说：“二百五十镑，还得交一大笔所得税，太狠了！”相熟的“英国通”，个个都给我泼冷水。
岂料事情很快就给当时主持香港《大公报》的胡霖（政之）社长听到了。他在编辑部里必是安了耳目，对伦敦大学邀我的经过和细节，他都一清二楚。他特意把我叫到他那间办公室去，笑吟吟地朝我眨眨眼说：“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你还犹豫什么！当然马上回他们一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
当他看到我还迟迟疑疑时，就替我分析开了：“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如今又进占捷克。这小子胃口大着哪。他这么一点点蚕食，列强就能眼睁睁地望着？大战注定是非打起不可了。从咱们干新闻的这一行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我就是想出钱派个记者过去，英国也未必肯让入境。如今，他们请上门来了，你还二乎什么？我通知会计科给你买船票，叫庶务科老徐给你办护照！”老板就这么拍了板。
于是，我就回了伦敦大学一信，接受了聘请。接着，英国内务部签发的入境许可证也寄到了。庶务和会计接到胡老板亲自的指示，立刻就忙活开了。那时手续真简便啊！不几天，护照、船票就都到手了。老板怕到了英国得等月底才发薪，还为我准备了几十英镑生活费和过境时使用的法郎。
当时报馆宿舍设在半山坡的罗宾臣道。我住在那幢楼房的第五层，和相隔一条马路的一幢高楼遥遥相对。动身前一天的下午，我打点起行装，用的是1935年我在燕京毕业时斯诺夫妇送给我的那只贴满各国轮船公司标签的牛皮箱。里面，他们馈赠的那些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古脑儿丢在汉口法租界了。我一边整理，一边好奇地端详那叠洋钞票：英镑上印着议会大厦，法郎上是艾菲尔铁塔。
这时，显然被对面楼上一位梁上君子瞥见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哎呀，护照、入境证什么的散了一地，再一看床下那只皮箱，早已被人撬开了。那些可爱的洋钞，一张也不见了踪影。
那是我生平头一遭儿失盗，真是身子凉了半截。当时杨刚已经从上海孤岛来到香港，准备接我的摊子了。她也替我发愁。
可是胡社长听了，关心的只是：证件丢没丢？没丢就好。他带点哲理味地宽慰我说：“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照样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
去英国的事打一开头就存在一个问题：谁来接我那个摊子——编《文艺》。自从我将赴英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向老板举荐我的继任者。近的有香港当地的——这，老板根本不考虑，因为《大公报》一直是份全国性的报纸，远的甚至提到了一位当时正在北平伪北大任教的。现在回想起来，从1935年进社后，胡社长对我一直是充分信任的。他从不向我推荐什么文章，只是放手让我编。无论是天津巡捕房下的警告，还是由于副刊登了抗日剧本，使得报馆在上海吃了工部局官司，以至在香港接连开天窗，他都没有抱怨过一句。其实，在谁来接手编《文艺》这个问题上，他尽可以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了。可他从一开始就对我说，一定要找一位能照你那样编下去的人。
我呢，始终只向他提过一个人：杨刚。我说：“只有她能。”
这时，我揣测他一定在承受着各方的压力，对这个问题一直举棋不定。我的行期已近，而杨刚那时还困在上海孤岛上。我只得催他早些发话。他眯着眼睛朝我连叹气带摇头说：“可他们（大概指报馆上层几位大亨）都说杨刚是共产党。”我说：“她属于什么党派，我不清楚。即便是共产党，现在不也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吗？杨刚是打我接下副刊这个摊子以来，最经常的撰稿人。她不但了解副刊的传统，也熟悉给我们供稿的所有作家。不是她接手，摊子可就散了。报馆就会失掉一大批作家的支持。”
老板是位精明的事业家。转天，他发了话：“打电报把杨刚请来吧。”
尽管早些时候我曾去信向杨刚打过招呼，对在上海孤岛上的杨刚的一生来说，那封电报必然是个挑战。从她的地址（上海红十字会一位医生转），我意识到她在感情上已不再是无牵无挂的了。果然，等到第三天她才回电说：即来港。
从我离港那天发表在《文艺》上向读者辞行的《自白》，可以看出我对那个刊物的依恋之情。它曾经是我在创作上的摇篮，也是我平生头一份独当一面的工作。四年来，在我的经营之下，为许多同一辈的朋友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坚信这把火炬将在杨刚的掌握下，更能发出光亮，壮大抗战的声势。
第一次离开故人故土，而且朝着那样一座转瞬之间就要爆发的火山行进，一切都是渺茫的。
1939年9月1日清晨，是杨刚陪我渡海去九龙的。她揣给我一份刚从机器房取来的当天的《大公报》，我那篇《自白》占了副刊的全部篇幅。我们来到阿米拉斯号轮停泊的码头时，穿一身紫的雪妮早已等在那里了。我为她们介绍了一下，三人就分头提着我那点行李，上了舷梯。
船身移动之前，先长啸一声，像是叹息，又仿佛是个走夜路的人为自己壮胆。它恰似由这座距烽火还很远的岛屿，航向一座浓烟滚滚、即将爆发的火山。
我最后瞥了一眼港九海面，望着远远站在码头上的人影，觉得自己是从一个感叹号驶向一个问号，从已知的多难的祖国，航向一个未知的陌生的异国，带着辛酸和惆怅，走向战云密布的远方，走向不可知的未来。
二、朝着火山航进
从1928年我就开始坐船。可我只坐过那种跑沿海的小货轮，而且坐的总是统舱。这是我头回坐上远洋客轮。那么大，那么豪华，我不啻是从荒僻的小乡村来到了大都会。这里，船员都穿着白制服，还有金丝领章。坐的虽是三等舱，舱里倒也宽敞干净。床单、枕巾都是洁白的，小桌上还有饮水设备。同舱的除了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白种青年，其余都是中国人。两个广东口音的，一个去新加坡，另一个去哥伦布。我特别感到亲切的是睡在上铺的那位姓王的山东人，三十四五岁，长得肥头大耳，讲话爽快。他自我介绍说是在鹿特丹开北方饭馆的。这趟回来探亲，天天看报，心里总不踏实。看光景欧洲也要打起来，所以赶紧买票回去，照看自己那份小本生意。尽管萍水相逢，由于都是黄河以北的，彼此语言相通，仿佛就是乡亲了。他听说我这是初次出远门，就豪爽地说：“这条航线俺不晓得往返跑过多少趟了。既然要一直同路到巴黎才分手，就交个朋友吧。”接着他就老弟长老弟短地叫起我来。乍出远门，我也暗自庆幸自己逢上这么一位一见如故的旅伴。
我一边布置那个将要住上一个月的窝窝，一边同老王攀谈，问他这么大船，准有电影看吧——那阵子我最迷美国电影了。他很同情我这个乡巴佬的好奇心，说：“老弟，等会儿俺带你走一遭。”
说它豪华，倒一点不假。大餐间里地板漆得锃亮，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吸烟室里一张张皮沙发宽大舒适，花瓶里插着各色鲜花。使我惊异的是，偌大一条远航轮，却空荡荡的没几个乘客。甲板上有个穿短裤的中年男人叼着烟斗在对海发呆，过道长椅上坐着个褐发妇人，怀里抱着个娃娃，一脸的愁容。
开饭前就传出：三等舱客改在头等餐间用饭。原来这条可以搭上千名乘客的巨轮，眼下客人统共还不到两百。大部分旅客看到欧洲局势紧张，都临时退了票。这样打破等级界限，其实是为了厨师的便利。老王听了高兴得恍若中了头彩，眉飞色舞地说：“这条航线来回跑了这么多趟，俺可是头一回捡到这么大便宜。”
这时，甲板过道正围聚着几个西方乘客，个个面呈紧张神色，专心致志地倾听着无线电广播。我只听到喇叭里说：“纳粹德国的飞机，今晨俯冲轰炸波兰首都华沙……”
有些不懂事的娃娃还在捉迷藏，打打闹闹，可成人大多紧锁双眉，在想心思。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能地预感着不祥。可我们舱里那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青年，却泰然自若地吹着口哨到处转悠。
开饭了。
走进餐间，我同老王就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四下里打量着。我们两个不期而然地都在默数着黄皮肤的乘客——将近五十名。餐间里灯光是灿烂的，气氛却是沉闷的。
老王兴致蛮高。他告诉我，坐法国船最大的享受就是喝他们的波尔多——管够！果然，他喝完一瓶又招呼茶房再添来。我喝了不到半瓶，人就已经醉醺醺的了。
我也是有意这么放纵自己一下。我需要把每根神经都麻醉了。让脑子放放假，心里勒得很紧的结子，顿时好像松开了。我趔趄着踱回舱房，倒头就人事不省了。
那时，船大约正沿着海南岛向北部湾驶去。
第二天早餐前，无线电果然播出英法相继对德宣战的消息。下午船长贴出布告：
本轮船现已为法国国防部所征用。船抵西贡后。请乘客携带本人全部行李下船，等候公司另派船来完成全部航程。特此通告。
对于船开向战云密布的欧洲，大家都有思想准备，然而这个挫折对船上的人（包括船员）来说却是个意外的打击。
舱房门口、吸烟室以至甲板上，到处都是三五成群议论着的人们。有的女乘客还搂着自己的男人哭哭啼啼。这时，那位亚麻色头发的青年却还在同一个艳装金发女郎说说笑笑。原来她是个去南非结婚的姑娘，未婚夫在那里开钻石矿，是战争圈外的。
老王看出我有点心慌——我很怕这么一折腾，会误了东方学院的开学日期，闹不好根本到不了伦敦。他把握十足地宽慰我说：“外国轮船最讲究信誉了。下了船，他们自会管俺们的吃住，用不着担心。法国轮船有的是，等上一两天，准会有船来接。俺们趁这机会正好逛逛西贡呢！”说着，他眉开眼笑，小声补上一句，“西贡的妞儿可浪哩。”对他来说，这倒仿佛是意外的收获。
自幼害怕梅毒的我，听了这话，开始对这位旅伴起了戒心。
船驶进西贡港口，远远地有一条小汽轮朝我们开过来，随后一名法国殖民政府官员率领几个安南下属攀着舷梯走上甲板。茶房趾高气扬地嚷道：“中国乘客全到头等吸烟室去集合！”老王又蛮有信心地说：“你放心，这大概是为了分配旅馆，让俺们华人住在一起。”我也就茫然地同他一道朝吸烟室走去。只见有几个穿西装的黄肤色乘客这时依然倚着船舷悠闲地观赏西贡内河那九十九湾的景色。幸亏我们没过去招呼，原来是和我们命运迥乎不同的日本人。
四十几个华人有广东口音的，有打闽腔的；有像我同老王这样的三等客，也有比我们还不如的四等客。还有一位穿着阔绰、口叼雪茄的头等客。此时此刻，“华人”这个身份把我们联结到一起了。
当时大家都还蒙在鼓里，不知命运将怎样摆布我们。老王也仍陶醉在他那桃色好梦中。及至按照茶房的通知在头等吸烟室集合后，气氛变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船的美国、荷兰、瑞士、挪威、日本以及印度乘客都提着大包小包，由吸烟室的窗口经过，朝登岸的舷梯走去。那个殖民官和他身后的几个叉腰的安南人狠狠瞪着我们。这时，西贡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凑过来要同我握手。安南人立刻尖叫一声，予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