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称张宗子为“绝代的散文家”，胡乔木说聂绀弩的诗“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乍一看，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绝了。其实，他们的意思未必是说，从此就再不会有张岱似的文笔，绀弩似的诗才，不过于世道人情了解较多，于文章与世变相因的道理也了解较多，故知如张岱之写五异人之一的燕客：
在武林见有金鱼数十头，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则捞弃之，过江不剩一尾。……一灵壁砚山，数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审视，谓山脚块磊尚欠透瘦，以大铁钉搜剔之，砉然两解，燕客恚怒，操铁锤连紫檀座捶碎若粉，弃之西湖，嘱侍童勿向人说……
又如绀弩之咏女乘务员：
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
主席诗词歌婉转，人民日报诵铿锵。
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
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
都是特定条件下才会有的人和事，纵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后之作者也是摹想不出来的。
我于古人中，独喜张岱的文章。他的风格，我觉得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说自话”，绝不作陈言套语。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如《西湖梦寻序》：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
这样的文章美不胜抄，抄多了也怕人说贪稿费。我只奇怪，如今古人的文集出得滥而又滥，张岱却一直还没有出一个认真的全集，也许这和他亡过国却没有死不无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非名贤大儒的文人和女人一样，总是倒霉的时候居多。国家一旦被实际负责政治经济军事的人弄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或她们就得出来承担责任。晚明的文人和文章从“左联”时代起一直挨骂，张岱自难例外。
我在“文学青年”阶段，亦非林语堂们的信徒，倒是颇为尊信鲁迅从俄国搬来的“文艺政策”的，至今对于“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山人和带着舞女歌童到处献艺的名士亦无好感，并不赞成把晚明的文章和文人一律供到神龛上去。但我更不赞成将他们统统看成“国之将亡必有”的东西，说什么欣赏明人小品便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几篇文章，哪有如此这般的力量？对于“国之将亡”时文人的命运，“五百年犹比膊”，忝为同类，固亦不能不稍具同情。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出身大地主阶级是毫无问题的。但他绝顶聪明，有特别突出的艺术才华和文人气质，生长于三世藏书三万余卷的家庭，少时即与画家陈老莲、剧作家阮圆海、园艺家范与兰、名演员彭天锡、说书家柳敬亭、茶艺专家闵汶水、名妓王月生、工艺名家李仲芳、濮仲谦、甘回子等交游，浸淫于江南士大夫文化中而尽得其精粹。后来经过了翻云覆地的变故，“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像颜黄门那样“一生而三化”，真可以说是“备荼苦而蓼辛”了。天生一颗敏感的心，养成了顶尖的艺术趣味，但又与钱谦益、阮大铖辈不同，他一生不做官，不伺候上司，从来不看别人脸色行事，即使成了穷光蛋时也是如此。我想这就是他能“自说自话”，使我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愿意不断跟他亲近的缘故吧。
黑格尔有言：“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以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前文明垂暮之时代乎？虽然和密涅发的猫头鹰同时起飞的，还有病态十足的夜莺和不利小儿的“暗夜”（见朱翌《猗觉寮杂记》）。但智慧之鸟毕竟不是鸡鹜之流可比的。在世纪末的废墟下，既埋葬着历史文化的遗传病体，也埋葬着提炼精纯了的末代仕女们刹那的悦乐和永恒的悲哀。陈寅恪先生《钱柳因缘诗释证》感赋云，“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可谓深知此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