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向继东兄之约，从历年作文中选得四十八篇，成此小集，仍循例以一篇名作为集名，就叫《大托铺的笑话》。
大托铺是长沙南郊的老地名，笑话笑的也是路旁酒肆中向壁题诗的陈年旧事，想不到却触犯了一位公余喜吟七言四句的“副省级”。他怒气冲冲地批判我道：“自己划过右派，对待传统的古典诗词，却轻视，鄙夷，左得不能更左……”
“副省级”是读书时的老熟人，不过云泥暌隔，早就生分了。八十年代我在岳麓书社上班，有次他忽然不耻下问，来问他们几个搞的一本旧体诗能否由岳麓印行。我一时忘了“级别”，仍以从前开玩笑的口气答云：“可惜岳麓只能印古人的诗、死人的诗。”话一出口，他即默然不再做声，我自知唐突，但驷不及舌，亦属无法。
《大托铺的笑话》是在十年之后写的，此时建国前“参加”的人包括我和他均已离休，我早就不记得这回事了，他好像也已转移兴趣，开始去研究“西方来的马克思”。谁知他在《文汇报》上读到这则笑话，仍怒从心起，要来批判。批判文章《文汇报》不登，又寄《同舟共进》；《同舟共进》又不登，便面交湖南某报最高主管某主席。某主席也是从前的老熟人，但是官做得更大，乃正省级，将其批给了编副刊的向继东，并有“钟叔河的文章确令人气愤”等语，意思是必须予以批判。下面我就引用向兄九八年发表的《先行者并不孤独》中一段话，作为第三方的叙述：
“认识钟叔河先生是从一篇批评他的文字开始的。不久前，我谋职的那家报纸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钟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我觉得那种批评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经一位要人转至编辑案头，且有总编的签字，不发是不行的。于是辗转找来钟先生的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钟先生说：‘没有看的必要，你们觉得可发就发吧。’后来他读到此文，我说你可以反批评。他却说：‘我还有别的事正忙着呢。’”
其实我当时还讲了这样几句：“我不仅不反对你们发，而且很赞成你们发。马克吐温不是说过，若是觉得谁的文章荒谬不通，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发表出来，广为传播么？”
事隔多年，人也走了，但这个比“大托铺的笑语”还好笑的笑话不写出来让大家都笑一笑，实在可惜。好在向兄两度“作为编辑”，当可证明这笑话乃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就是我原来不“反批评”现在却来旧事重提的缘故了。
甲午正月初八日，钟叔河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