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见
刘余莉教授是治东西方伦理学的专家。她发来《心态即命运：正说传统人生智慧》一书，索予为序，我被书稿中所洋溢的那股真诚所感动，觉得刘余莉教授她在治学中与传统文化精微发生了交道感应，渐入佳境并有所得。她已经认识和体会到传统文化不是用来讲的，是要修习的。讲，只是修习成果的一种大众见证，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渊博。当年程灏说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中国的学问本根，恰恰在这里。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种情形可以名之为体验式回归。就如当年弘一法师听从马一浮先生建议试试佛教的茹素，辟谷。结果就深入进去了，直至成为一代高僧大德。又如当年批判宋明理学甚力的汤用彤先生在真正深入读宋儒的集子的时候，忽然重新发现了理学的博大，由此发出不读容易无知的感慨。
什么是我们的往圣绝学，其实在四书五经、大乘佛典里面都有。又如往圣古贤的集子，其实中间有着很多的有关文化精微的记录。关键在于体认，而不是仅仅将其当做学术资料进行思辨与批判。
我们从刘教授的讲课中能够感受到一种真诚，与这种真诚相匹配的是朴实的文风。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也没有激情澎湃的鼓动，有的只是娓娓道来。讲自己所能体会到的，不作高论，这是她的风格，所以她的讲课往往能打动很多人。
在刘教授的眼里，只有服从于主题思想的论述，而不管她所引证的材料是领袖的话语或主流价值话语，还是乡村贩夫的一句俚语，甚至是古人某本笔记小说里的某个故事，更甚者可能是某种神话传说，只要有利于更简明地论证并让大众知悉，她都会信手拈来，娓娓道来。这种风格往往使我们忘了学术与生活的边界。
而尼采认为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是一种境界，我们从刘教授的书中能看到这种风景。
讲自己所体会到的是一种真诚，就如佛家的不打诳语。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大众需要的是更为超越的一般性指引。现代社会的残酷竞争、身心的交战，使大众充满了对心灵慰藉的渴仰，但真正能如时雨之化的传播少之又少。而刘教授贡献给大众的除了是自己所体会到的正道外，对于古圣先贤所倡导的正道，也不遗余力地宣讲，更可贵的是她能与现在的生活相结合。由此，她的受众日益多了起来。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传统真知的解读。这是我某日在自家南窗下读明朝大儒刘宗周解孔孟所悟到的。其实我们的古人都是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自身的文化生命觉醒和时代的文化生命觉醒。如果只是自己，那只是接通了古圣先贤，如果进而能觉醒时代的文化生命，就能成为一代大家，如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又如佛家诸多开宗风的大德，皆足以千古。
我们处在一个远离了传统文化精微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时代文化对传统没有使命。读《王阳明全集》，见他在那个时代都未免经常长叹古圣先贤之学衰微，常觉知己者少。落落如我辈，在当今之世，岂不更为孤寂。虽然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微是让人自足的文化，而不将悲欣系之于有无交游之伴，但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周遭多是现代文化的刺激，于文化上缺少知己，也不免有时四顾而叹。但当我看见刘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作这种体验式回归时，颇有“德不孤、必有邻”的感觉。
参与并行进在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育中，我渐渐感觉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传统真知的解读的另一种意义，即当今的解读虽然粗疏，却是来源于本根和草根的生活。这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检验中华文化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因为在这个时代，传统文化荒芜已久，也声名狼藉已久，对其心悦诚服的人一定是从个中得到体会并有真切受用的人。当然，传承数千年的东西也有鱼龙混杂之处，对后学者来说，在没有顶礼膜拜心态下，衡量的尺度是当下是否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如果能，那么这一批没有本根的文化游魂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家园。这也是我多年反复读经典并求校正于生活的原因。
我常常想，如果只是培养陋儒，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它，古人为了考功名，我们现在则大可不必。这是中华文化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我们的教育体制教会我们的只是一些对传统文化的结论，我们这一代要返回式学习，体验式回归，如果由此能成就一批承继中国文化血脉、能完成自身与时代双重文化生命自觉的人，则真是时代之盛事，中华之盛事。所以，我们面对传统文化所期许的不止是知识，还是一种生活的情趣和境界，更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与自由。
我与刘余莉教授是同年生人，一个在教育界，一个在出版界，但我们都活跃在国学的正知正见的传播中。以我的学养本该辞此作序之盛邀，但推之再三，颇不自安，乃有了上面的文字忝而为序。
2010年11月8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宇航出版社副总编辑，北京大学传统艺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