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言若反。
正面的东西表现出来的现象就像有其反面一样。
所谓“正言若反”，是老子辩证思维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老子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思维表达方式，表现了老子逻辑思想的特色。黑格尔在评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思维时曾说：“理性在他物中认识到此物，认识到在此物中包含着此物的对方。”老子的辩证思维也体现了这个思想。
老子概括出，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有时候条件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乍看是相反的，而实际是一致的。这对缺乏辩证思维的人来说，似乎是悖谬之论，但是无数的实践证明了这是真理。而且这种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能体会到的，只是大多数人从未思考过这类问题。
作为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者，庄子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表现出了和老子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唐注释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就曾说庄子是“辞趣华深，正言若反”。例如在《庄子·秋水》中，说风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以手指挡之，风不能折指，指却能胜于风，以足踏之，风不能折足，足却能胜于风，然而风能折断大树，掀翻大屋，这就是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从许多局部说，是小不胜，但积聚许多局部的小不胜却能够整体上大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悖论式的语句，实际上是巧妙地表达了局部和整体相反相成的辩证性质。
而在《庄子·山木》中则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君子的交往是出于志同道合，虽在物质利益上淡薄如水，感情上却能够亲密无间。小人的交往是出于蝇头小利，虽在物质利益上美如甜酒、却会在感精上导致决襄断绝。这是庄子总结的交友之道，其表达形式也是正言若反。
老庄“正言若反”的辩证思维方法与表达形式在现代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切启示，值得仔细品味。
在生活中，可能我们时常觉得生活像是在和我们唱反调，想达到的目的总是达不到，想得到的东西总是得不到，似乎总是在遭遇挫折和失败，所以人说“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如老子所说“正言若反”，儒家的孟子也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同样是靠着“反面”的艰难而达到正面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见那些让我们感到挫折的反面的环境是为了增加我们面对困难的韧性。
有许多人正是因为经历过反面的逆境，然后才体会到正途何在。
司马迁的父亲名谈，是一位太史令，“掌握秘籍，职司记载”，博学天文、史事，通晓诸子学术。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10岁时，他随父来到长安，诵读圣贤之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文化历史资料。20岁以后，司马迁开始周游各地名山大川，他游历淮河、长江一带，深入乡野，探访古迹，采集传说，考察风土人情。
他曾到过刘邦起兵的沛县等地，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的故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事迹。他曾登上会稽山，去寻找民间传说已久的禹穴。为了勘察舜帝所葬的地方，他又登上九嶷山。他考察过屈原的遗迹，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赢曾经看过的夷门。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近下层人民，了解人民的疾苦，为后来写《史记》积累了大量资料。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当了太史令。在他42岁的时候，开始了《史记》的著述。
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冤而遭大祸，司马迁在狱中受到奇耻大辱，本想“引决自裁”，但为了完成《史记》，他不得不“隐忍苛活”下来。在狱中他想起以前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时候，曾推衍出《周易》的卦爻。他想起了孔子在陈、蔡二国遭到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江南而作《离骚》，鲁史官左丘明双目失明而编撰《国语》，孙膑受到髌刑而作《兵法》……这一切给了司马迁极大的鼓舞。在狱中他效法这些不朽的名家，发奋而作，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心愿，忍辱含垢，发奋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2年，以极大的毅力和雄深雅健的文笔，完成了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说明了一个人在困境面前要学会忍耐，从而才能更加坚毅。就像在《圣经》里所说：“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伤财、害病、失业、遭难，逼我们比以前更会运用信心。”这便是一种“正言若反”的方式，所以当我们觉得环境不顺，期望和事实背道而驰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在借助环境造就自己的机会。
《论语·雍也》中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体现了颜回安贫乐道的品格。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安贫乐道，首先是因为他已经窥知了“道”的妙处，既然体会了“道”的境界，那么世俗的贫困又怎么能够困住他那颗快乐而安然的心呢？
正言若反，在世人眼中看到的贫困生活，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不安乐，这个道理只有真正身临其境的人才能够细心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