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具有上述这种深厚的情谊基础，所以曾国藩便想到了联姻的必要。咸丰八年（1858）三月，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表示：“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眼下两家儿女无相当者，将来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与之订婚。兄信已许之矣。”翌月，曾国藩又告知曾国荃：“余前与次青约请两家订为婚姻，以申永好。渠二子皆已定聘，余许以渠若于三年之内续生男子，即以弟本年生女许之。”后来，由于曾国荃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但在曾国藩病逝数年之后，可能是因为他在世时已同李元度相约为姻亲的缘故，曾纪泽的抚子、曾纪鸿的四子曾广铨却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了百年之好，至此才了却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夙愿。
李元度虽未走向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中举以后便从政作官，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治学这一条道路。尽管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际，他也是痴心不改，这可能就是他精力分散，带兵打仗老成败绩的一个原因。正如曾国藩指出：“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文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在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然而，李元度不为自身荣辱、处境难易所影响，仍执着追求学问，终于学有所成，平生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销》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及主纂同治《平江县志》等。面对这一系列著述，人们不得不对李元度刮目相待。曾国藩也曾在奏折中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计”。尤其是对于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曾国藩从内心钦佩不已，称其为“巨制”，推崇倍至。他对郭崑焘说：“次青被蜀帅所劾，闻已引疾谢事，不知果还长沙否？渠所著《国朝先正事略》，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配。对许振韦说：顷得渠函，寄所著《先正事略》索序，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一文中称赞道：“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丰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
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初刻于同治五年（1866），计60卷，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7大类，为清朝同治以前的清代1108人立传。据李氏本人在读书自序中申明他著书的目的是：“清朝开国二百余年，名卿巨儒、鸿达魁垒之士，应运而起者，不可胜数，而其讦谟政绩，具在国史，类非草野之士所能窥，而其遗闻轶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见于诸家文集中，特未有荟萃成书，以备掌故，而为征文考献之助者耳。”因此，他要撰写此书。接着，他又在自序中交代其写作经过说：“每空山月上，一灯荧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臣公才人节士联艺掎裳，亲承其馨亥，而上下其议论也；如临泰、华、嵩、衡，黄河瀚海之高深，莫测其颠委也；如罗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几案，莫敢逼视也……今元度放废归田，得网罗散失以成此编，可谓极尚友之乐矣。”从学术的角度说，该书取材范围广泛，记叙征引详尽，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资料，至今仍有其学术参考价值。该书体裁也有独特之处：一是叙述当代事迹，与一般史书体例不一样，“即专主扬善”，“所录皆粹然纯诣”；二是对清代名儒“不分门户，渊源所在，各以类从”，没有任何学术偏见；三是每篇中对被立传者的著述大都详列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之搜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