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末年（1850）以来，四川号称极乱之区。曾国藩困顿时，胡林翼曾为他谋四川总督一职，后事未成。骆秉章到四川后，大张挞伐，形势有所改观。后刘蓉协助骆秉章，残酷地杀害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其部众，成为他的一“大功”。
同治二年（1863）二月二十八日，石达开率主力由巧家厅渡金沙江。五月初，败清军于安宁河，由西昌入冕宁。因与赖裕新军失去联络，“恐大路有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并以重金赠松林地番族土司王应元、田坝彝族土司岭承恩，请允让路，皆获承诺。同时寻得彝民二百余人为向导。石达开不疑有它，既不分军沿赖裕新部所走的宁远大路作呼应，也不作任何应变准备。而是把主力三万余人全部由冕宁出发，走小路经大桥、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向北推进。他根本没有想到：杀害赖裕新，拼死阻拦中军前进的，正是岭承恩等土司头目！
五月十四日，石达开率军进抵大渡河与松林河交汇处的紫打地。其地四面高山，悬崖陡壁，绝少路径。大渡河由山间自北南流，至紫打地折向东方流去。水流湍急，暗礁、险滩与漩涡甚多。紫打地前临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走十余里，有南丫河、老鸦漩。后边是一列高山关锁。石达开在紫打地扎大营，并在营后的马鞍山设了粮库。全军将士，多露宿在山林草野之间，人多地狭，十分拥挤。太平军进驻紫打地时，大渡河沿岸并无敌人布防。不料晚间漫天大雨，大渡河、松林河皆“暴涨丈余”。石达开以“山洪陡发，其涸也可立而待”，不以为忧。谁知第二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即檄调各路兵勇向紫打地扑来，迅速形成包围阵势。
同时骆还命人解银一千两，并以“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为条件，收买了土司王应元、岭承恩，要他们协同周歧源、杨应刚、王松林等在南岸作战。于是，王应元斩断了松林河上的铁索桥，以士兵一千八百人截断了上走泸定桥之路。岭承恩则于五月十七日用巨石、古木堵塞了南边山隘，切断了太平军的退路。他们都彻底背弃了让路的诺言。
意外的山洪暴涨，贻误了太平军渡河的时机，使清军得到了调兵合围的时间。五月十七日，山洪稍退，石达开命战士数千人从上游抢渡，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没有成功。二十一日，复命将士用船筏各数十只，每只载数十人，用挡牌护身，衔刀挺矛，冲锋争渡。清军凭河开炮轰击，太平军船筏多被急流卷没，伤亡颇众。两日后，石达开变更作战计划，调兵猛攻雅寨至磨房沟一线，希望冲过松林河，上走泸定桥，但几经苦战，仍“不能如愿”。七天之间，三次抢渡，劳而无功，将士死者数以万计。二十四日，清军都司庆吉在岭承恩配合下，从新场进犯太平军后路，并攻陷了马鞍山营盘、粮库。石达开自知陷入绝境，于六月三日怒斩彝民向导二百余人以祭旗！第二天，命战士二百余人走至河岸，丢弃武器，希望用诈降迷惑敌人，然后趁机亲率部众，分途抢渡，但“复被唐友耕、蔡步钟、王应元凭河截阻，仍难践越。”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痢流行，死伤枕藉。”五日，石达开向王应元隔河射书，再许赠以“良马二匹，白金千两”，作为“罢兵让路，敦义讲和”的条件。并声言：如竟称兵抗拒，定加选三千虎贲，誓渡小河，予以痛剿。但王应元不予理会。第二天，再度射书致王应元，请允卖给粮食，亦不应。石达开失望之余，当即奋笔题诗云：
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我江定不降。
同时激励将士曰：“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渡江湖如履平地……今不幸受土司诳，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可是，经历二十余日的昼夜血战，石达开损兵折将四分之三以上。在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敌人步步进逼的危急关头，他带领余部七、八千人东走利济堡、老鸦漩，“复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英雄末路，思绪万千。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他给骆秉章的书信里。
首先，他明确声称：“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何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倘若“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吾主，虽斧钺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分裂，义亦无辱”。石达开虽然远离天京，见疑于天王，但他对太平天国的忠诚，对天王的怀念，对部众的眷爱；忠臣志向，义士情怀，都在这些铿锵有声的语言中表露无遗了！它不但是石达开一生思想、性格和为人的写照，而且也是他亲入敌营，勇于赴死的基本指导思想。
其次，当他面临全军覆没的险恶处境时，悲观失望、无能为力的思想情绪也膨胀起来。他不禁仰天长叹：“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他把自己所导演的这一出悲剧，统统归究为命运和天意。说是“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天命如此，人将奈何？”既然天意难违，往昔统兵数十万，征战十余年，备尝艰苦，已属徒劳；如再以饥疲病弱之师，继续拼杀，也是无望的。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讲义气，早为众人推崇为“义王”的石达开，决定用一死以尽忠尽义，成全余部。但他根本不懂得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和地主的一场大搏斗。反动派不但要消灭倡首者，而且要把所有的造反者“擒尽杀绝，不留根株”，根本不存在什么“胞与为怀”、“推恩以待”，“赦免杀戮，禁止欺凌”的“仁义”、“大度”。
上述种种，看来十分复杂矛盾，却正是面临“穷途末路”的石达开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所以，当周歧源、杨应刚、王松林一伙共同“划策”，并于六月八日前后，以“为国家息干戈，为生民造福命，为汝等寻生路”的动听言词，多次出入石达开军营，劝石达开“牺牲一切，保存部下生命”时，正与他“舍命以全三军”的志向吻合。经过杨应刚之流“贻书约誓，待以不死”，且一再“指天誓日”之后，石达开“视死如归，毅然许之。”六月十二日，他先叫王妃五人，怀抱两个幼子“投河以殉”。宁可被老鸦漩的滔滔恶流所吞没，也决不忍辱偷生，遭受敌人的玷污凌辱。然后，石达开以坦然的心情，带上五岁幼子石定忠，偕同宰辅曾仕和，恩丞韦普成，中丞黄再忠，于六月十三日骑上战马，与杨应刚同过凉桥，径赴洗马姑清营会晤周歧源。反动派经过一番“争夺贼俘”的纠葛之后，决定先由唐友耕差人把石达开等辗转送至富林，而留其余众三千人于对河之大树堡寺庙里。十八日，再将石达开一行“由富林护送成都”。但第二天晚上，骆秉章却指使蔡步钟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对石达开的余部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太平军将领二百余人，战士两千多人赤手空拳，奋起抵抗，除极少数拼死突围外，大部分悲壮地牺牲了！那时候，期望“舍命以全三军”的石达开，正奔波在前往雅州的古道上；几天以后，他到了成都。敌人把他以及随行者统统监禁在科甲巷臬台衙门的牢狱里。以胜利者自居的骆秉章趾高气扬地问他：“尔欲降乎？”石达开天真而又毅然地答曰：“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
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士卒早被刽子手抛到血泊中了！
据周询《蜀海丛谈》记载：在公堂上，石达开盘腿端坐，昂首怒目，侃侃而谈，把负责审讯的清朝成都将领崇实吓得顿时“气沮语塞”。骆秉章故作姿态，又对石达开说：“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大笑，毅然答道：“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
骆秉章哑口无言，忙命左右把石达开捆绑起来。石达开昂首举步，缓缓地走下台阶。曾仕和、黄呈忠迎上前去，侍立在他的两侧，并且说：“主帅请前”。石达开遂放步先行，从容走向刑场。
六月二十六日夜，在科甲巷臬台衙门的牢狱里，骆秉章用极端残酷的凌迟大刑，仓促地把石达开与曾仕和等秘密杀害了！石达开在临刑之前，“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刘蓉也说：石达开“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悲，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并自言：“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
石达开二十岁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受封为翼王。他“谋略甚深”，战功煊赫，声威震敌国。天京内讧、率军远征后，六年之间，转战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十数省，最后兵败大渡河，幻想舍命全军，终至丧师身死！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在成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说石达开被困大渡河后，决定自赴清营，舍命全军，在这千钧一发之即，他的义女四姑娘径入后帐，问丈夫马德良：“父王待你如何？”德良答曰：“父王与小姐待我恩重如山。”四姑娘又问：“大军被困绝地，全军事大，还是保全尔我性命事大？”德良慨然答曰：“能使父王及全军脱难，万死不辞。”于是，效汉将纪信替刘邦诈降，争取时间，使刘邦率军从荥阳突围之举，化装成石达开，入清营受缚。因此，在成都被害的，是假扮石达开的马德良，而真正的石达开早已混在乱军中突出重围，远走高飞了。
而在大渡河与长江两岸民间，至今仍流传说着这样的传说：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不久，涪州乌江有一位老艄公，在一个风高雨急之夜，接待了一位陌生的客人。艄公把他渡过乌江以后，才发现客人遗下一把铁杆的雨伞，伞把上刻有“翼殿石”的字样。而这把伞的主人就是石达开。这说明他并没有被敌人抓住，而是兵败时秘密化装逃走，渡过乌江，削发为僧去了！
上述种种传说，当然是虚假的。但它们很快就在民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使封建统治者也真假难辨，忐忑不安。同治三年，曾国藩一伙在秘密拘讯李秀成时，竟郑重其事地提出“石达开死否”的问题。
同治二年六月，湖广总督官文奏言：“刘蓉晓畅戎机，勇于任事。刻下石逆被擒，川省军务得手，即于滇、黔各匪环伺川疆，得骆秉章指挥调度，想能次第荡平。应令刘蓉独当一面，俾资展布。如蒙天恩予以疆寄，令督办陕南军务，与荆州将军多隆阿各张一帜，必能绥靖边疆。”疏入，七月，命刘蓉督办陕南军务。后授陕西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