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小王搀着我上了火车。这真是一件扫兴的事儿，没想到，游览美丽的桔子洲头，却崴了脚脖子。
长沙火车站是非常宽绰的，规模之大，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站。往返于北京——长沙的特别快车，也被铁道部门列为全国客车的第一次、第二次。据说这在当年都是有政治意义的，而且至今有些湖南人还引为骄傲，“全国车站，长沙最代（大）！”幸亏如此，在这宽绰、平坦、灯光明亮的站台上，小王和小李左右搀扶，我的伤脚才没有被别的旅客踢着、踩着。现在，我安然无恙地坐在洁白松软的铺位上，心里颇感内疚——要不是崴了脚，再熬十年，我大概也不够资格乘坐这“软卧”车厢吧。
小李没上车，正通过窗口把一篓橙黄色的无籽蜜桔和我的旅行箱递给小王。目前正是湖南的“十月小阳春”，按阳历来说，已是十一月底了，气温仍有十六七度，这两个小伙子累得额头冒了汗。
用铁路上的术语来讲，我今天乘坐的这种车厢被称为“软卧包房”，一小间里有四个铺位，上下各二，比“硬卧”的六个铺位松宽些，票价却几乎贵一倍。此时，深夜十点半了，即将开车，这个小间里还挤满了送亲友的人，以至小王和小李只能站在门外的窄过道上。
“你俩回去吧，快开车啦！”我叫着。
也不知他俩听见没有。站台上的电铃响着，扩音器里也传出了招呼旅客上车的声音。
女列车员在过道里催促送亲友的人赶紧下车。人们穿梭般地进进出出，利用这临别前的几分几秒，重复几句“一路平安”之类的祝福话儿。我只好把伤脚缩在铺位底下，不敢动弹。忽然抬头，从人缝里瞥见小王还没走开，他拽住女列车员的胳臂，指着我说：“这位作家伤了脚，请你一路上多照顾点儿！最好给他换个下铺……”
女列车员则气急败坏地推搡着小王，用长沙官话尖声嚷着：“晓得啦！冒得（没有）下铺调换……你再不下车我就关门罗……你克（去）补张车票，自家克照顾个架（这个）跛子噻！”
“咯咯咯！”我身边响起了一阵爽朗的女人笑声。这是谁在笑？
火车缓缓开动了，站台上的白炽灯向后移退。小王并没回来，这说明他还是麻利地跳下了火车。
列车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说她小，是个头儿长得小，又生着一张稚气的娃娃脸。这时，她走到我们包房的门口，红着脸，揉着自己的胳臂，气呼呼地对我说：“送你老人家的那个后生子，硬是力蛮，把我的手都扯痛了……”说到这儿，大概她自己又觉得好笑，就扭过头去“噗嗤”两声，换过一张笑脸比较和蔼地告诉我：“卧铺全都满个哒，冒得下铺调换……等一哈子，我搀你老爬到上铺克！”
“咯咯咯！”我身边又响起了那个女人的笑声。她真是个爱笑的人！
列车员把包房的门拉上，小房间里清静了，只剩下我们四位乘客，开始了正式的旅程。这时我才看清楚，对面坐着一胖一瘦的两位男人，全都是老干部的模样——衣布鞋，半新半旧，肥肥大大，以“土”为荣，表情严肃，守口如瓶。胖的五十多岁，生得肥头大耳，头发浓密，下巴光滑，肚子鼓鼓的，把原本肥大的毛式上装拱成个半圆球形状；瘦的六十大几岁了，满脸皱褶，泪囊松弛，双腮下垂，脸皮和手背上都生着显眼的老年斑。
我转过身来，多少有点儿惊奇地发现，身边坐着的竟然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就是刚才两次发出轻松笑声的女人。现在又以她与众（三人为众嘛）不同的年纪和外表，给这小小包房里平添了一片“亮色”，吸引着我们三人有点奇怪的目光。
这有什么奇怪呢？年轻女人就不能坐火车吗？不，我立刻想到，这里是不同寻常的“软卧包房”呀。按照规定，只有行政十四级以上的、或者文艺六级以上的高干，才有资格“享受软卧待遇”；否则，就拿我来说吧，虽然工龄与共和国同年，好赖也算个作家了，却是没有资格钻到这洁白车厢里来“软乎”一次的——明天回到北京之后，十之八九要吃会计的白眼，“嗯，啊，这张车票只能按硬卧的价码儿报销四十六元；超出的部分——这四十一元嘛，嗯，啊，你自己掏腰包吧！”
我又偷着瞧了她一眼。难道她……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儿，竟然是个十四级以上的高干？不会！决不会。就算她是这两年破格提拔起来的新秀，提职不提级嘛，论资排辈儿，也绝对跳不到这个高“坎”上来。
我忍不住地又看了她几眼。想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上判断一下，她是不是个华侨？因为华侨，或者洋人，兜里有洋钱（而且他们所在的国度里，大概也不时兴报销旅差费的办法）。可惜得很，这个年轻女人，鼻子不高，眼珠不蓝，头发不卷，脸蛋儿虽然白里透红，却仍然属于浅黄色皮肤；她的上身脱掉了外套，露出鲜艳的紧身红毛衣，胸脯虽然高，却仍难据此断定其国籍；下身穿一条法兰绒的男式长裤——哈哈，有了，仅此一件便可认定她是中国人了！因为这个星球上，大概只有中国女人才心甘情愿地穿男人服装。
那，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哦，我猛地想起来了，瞧我多么傻呀，真是死脑筋，忘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古话儿！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她一定是个高干子女，说具体点儿，是部长的女儿，或者将军的儿媳妇，否则，谁肯花八十七块钱（相当我一个月的工资）来坐“软卧”哩！
就在我猜来猜去的时候——请原谅，琢磨各种人，是我的职业习惯，“文学就是人学”，我们从事笔耕的，都具有随时随地观察人、分析人的本能，否则就没法吃这碗饭了。我不自觉地瞅着她点了点头，错不了，高干小姐！
“您干嘛一直瞧着我呀？”
高干小姐（或儿媳）大概被我看得发毛了，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质问。
“不对！不是我一直瞧着你，而是你一直瞧着我。”
我只能寓庄于谐地以攻为守了。
“我才不会一直瞧着您哩！”
“那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瞧着你呢？”
“咯咯咯！”她第三次爽朗地笑了起来，“您真会说话！能当外交部长。”
“我才不是当官儿的材料哪！”
“知道！您是个作家。”
包房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对面坐着的两位老干部模样的男人，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眼珠儿却转来转去，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瞅瞅她——这也是许多旅客的习惯吧，彼此邂逅相逢，又要在这小小的斗室里“同居”一昼夜，如果互相不说话，谁也不答理谁，那多憋闷呀！特别是干我这一行的，时间虽紧，却从不拒绝聊天儿——谈话本来是人们交换情况、抒发感想的重要手段嘛。可是，要谈话，就必须先猜测对方的职业、身份和脾气，才能掌握好交谈的内容与分寸。现在，他俩大约已经摸到了我和这个年轻女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也跟着笑了一阵。
“是回北京吧？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胖子问我。
“是的。您呢？”
经过彼此简短的问答，互相取得了最起码的了解。我和胖子是到长沙出差，回北京的；瘦老头儿是长沙人，已经离休了，是去北京看病的；只有年轻女人要在石家庄下车，然后再换车去一个什么县城，那地名我可没听清楚。
四个人的话题儿，从长沙温暖如春的天气，大丰收的桔子，即将取消布票，逐渐转到了物价和商业工作方面……这种话题儿的转换，既迅速又自然，因为纯属闲谈，毫无目的。如果一定要说它也包涵着某种目的性的话，那就是彼此试探着寻找共同语言，大家都感兴趣的事儿。
女列车员送来了四只白净的醴陵细瓷茶杯，提着擦得银光锃亮的不锈钢开水壶，掏出几小包纸袋茉莉花茶，柔声问道：“要茶叶吗？一角钱一包。”
我刚要掏钱，却被年轻女人拦住，“我有好茶叶，君山银针。”
说着，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只精雕细刻的竹节茶叶筒，往每个茶杯里捏了一点儿。
女列车员由于未能推销自己的茉莉花茶（如今代售书报、茶叶等等的经销额，都与她们的奖金挂着钩哩），心里多少有点儿不愉快，一边沏水一边说：“这怕不是真正的君山银针吧？”
年轻女人反问：“你喝过真的吗？”
女列车员坦率而略带嘲讽地说了句：“冒嘞，我掐（吃）不起！”就出去了。
倒是瘦老头儿认了真。他戴上老花镜，打开竹节茶叶筒，凑到灯下仔细地察看良久，惊叹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把茶叶筒盖严，郑重其事地双手奉还年轻女人。同时，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复又端起茶杯，深呼吸般地闻着味儿，轻轻吹开水面似有似无的茶沫儿，又对着灯光看茶水的颜色……他足足鉴赏了三分钟吧，才放下茶杯，喜形于色，连忙拿出自己的牙具袋，用浓重的长沙口音大声宣布：“果然是真的！漱哈子口克——我这湖南人的嘴巴，刚掐过辣椒，莫要对不起君山银针哟！”
瞧着瘦老头儿过于虔诚、近乎寒酸的举动，胖子朝我转转他鼓起的金鱼眼珠，有点像咳嗽般地干笑了两声。我也回报以会心的微笑，表示：你我都是俗骨凡胎，不懂茶道。只有那年轻女人不动声色地等着瘦老头儿回来，才好一同品茶。
瘦老头儿出去的时候兴冲冲，漱完口回来时的表情却变得严肃了。“请请！”他像主人似地招呼着我们，然后双手捧起白瓷茶杯，象饮酒般地小口细呷起来，眉毛上下跳动，眼皮直眨巴，唇齿之间还发出愉快的“啧啧”之声。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如此恭而敬之地细品过茶水。今番大约是受了瘦老头儿的情绪感染，同时也意识到了这是上等佳茗，才正儿八经地喝了几口。不错！这茶水清碧明澄，微苦而回甜，果然是色香味俱佳的上品。再偷眼看看胖子，他却满不在乎地作牛饮状。
瘦老头儿干涩的眼角有点儿湿润了，露出责怪和惋惜的神色，叹息着：“好茶呀！真不该这么喝……”
胖子不悦，反问：“那该怎么喝呢？”
“不不，你别误会，”瘦老头儿急忙改了口风，“我是讲，应该用砂锅白炭烧泉水，这茶具嘛，也要用泥陶器皿才好。”
年轻女人已喝完了头遍茶，又续上水，才微笑着参加了谈话，“君山银针是好茶，可要像您那样砂锅陶器的讲究起来，也太不现代化了！”
“不不，你这位妹子，让我又一次尝到了君山银针茶，我是蛮感激的。可是，依我看，你还年轻，也不晓得这号茶叶来之不易呀！”瘦老头儿的脸色更加肃穆了，声调抑扬顿挫地讲解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从前哪，真正的君山银针是绝对不卖的，只在岳阳楼上招待远道而来的茶仙诗圣……后来，解放后吧，湖南人民想念毛主席，一年才送给他老人家一斤！”
胖子吃惊了，赶紧端起茶杯又尝了一口：“这么珍贵呀？”
谁知瘦老头儿还很了解君山银针的底细哩，他滔滔不绝的一席话，使我猜想他本人可能就参加过君山茶园里的劳动或管理工作。“君山是洞庭湖里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冒得飞尘，岛上的茶树，每天都象是露水洗过的一样油绿，洁净极了。这里的茶园，从来不施粪肥，更不用化肥，只用榨过了油的茶籽饼——我们湖南话叫做‘茶枯’的做底肥，连土壤都是洁净的！我们湖南的茶，每年在春雨以前采摘的嫩叶子，统称雨前、毛尖，也叫明前，就是清明节以前采的，都是上品。春雨过后，叶片长大了，天气热了，有虫子，打农药了，再采来炮制茶叶，产量虽高，却是中下等的大叶子茶，大路货，冒味道，不值钱了。唯独这君山银针，比雨前还要采得早，采得精，专选那早春的、满身白毛毛的顶尖针芽子，连展成形了的嫩叶子都要不得的。一架采茶女，心灵手巧眼睛尖的妹子，一天也只能采到半茶杯呀！这是珍品、极品。世上唯独湖南有，君山年产十几斤！”
“咯咯咯！”年轻女人又笑了起来，“我这挎包里就有两斤！”
“恐怕是冒牌货吧？”胖子脱口而出。
瘦老头儿又使出了一种湖南人的绝技——用小拇指把杯中喝剩下的茶叶全都挑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吃了。
真有趣儿。我走南闯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还没见过吃剩茶叶的。只听瘦老头儿喃喃地说道：“从味道上鉴定，不是冒牌货……只不过筋脉稍稍粗了一点嘎子。”
经过这次“茶话会”，我们已经知道这位瘦老头儿是“管过农业的”老干部。只不过他自己支支吾吾，不肯明确地说出来，到底是个厅局级的干部哩，还是个离休之后“享受厅局级待遇”的处级干部？
中国的事儿就是复杂。解放前把客车分为头、二、三等，解放后大概是忌讳这种等级观念吧，便改个名称，叫做软卧、硬卧、硬席，再加上专列、特挂，名堂还是不少。细究个理，除了专列、特挂“不计成本”，尚未“商品化”之外，别的都要花钱买票。当然罗，内部还有个财务报销的规定，谁“软”谁“硬”，谁“卧”谁“坐”，皆有明确的级别限制，不得僭越，倒也说明尚未“完全商品化”。这些规定，我们都是自觉遵循的，习惯了的，毫无意见可言，本应如此嘛！不过，今天我们包房里发生的两桩特殊的个别事件，却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其一，我虽不够级别“软乎”一次，却偏偏崴了脚……其二，这个年轻女人（我敢断定她也不够级别），没有崴脚，却也要来“软乎”一次，而且挎包里还装着两斤君山银针……现在竟然心安理得地解鞋带，准备“软而卧之”了！
正当我如此这般地胡思乱想，并且等待那个向我许过愿的女列车员进来“搀你老爬到上铺克”的时候，一没留神，身边这位高干小姐（或儿媳）已经实行了一件感人的壮举——像只猴子般轻快地爬到上铺克了。
“这！这……太客气，真叫我过意不去，太难为你啦！”我虽未感激涕零，却也有些抱愧地语无伦次了。
“咯咯咯！没啥，我年轻嘛。倒是难为这位叔叔了——可惜我只有一个下铺，没法照顾他啦。”
此时，那胖子正费力地往上铺攀登着，手脚既不灵便，肚子又大得碍事，脸上表露出一种拼搏神情和羞愧的笑容——因为在两个上铺的同一水平线上，传过来议论“胖叔叔”的女人声音。
我们四个人全都安顿下来了——两位高干，一位高干的小姐或儿媳，外加我这个因伤脚而“越位”凑数的文人，总算物以类聚，彼此平等相待（别人并不知道我不够级别），各得其所，可以和平共处了。女列车员轻手轻脚地进来关了灯，一分钟之后，斗室里只剩下胖子高水平的呼噜声伴奏着车轮碾轧钢轨的隆隆声了。我的左脚也随着这两种相当可观的轰鸣节奏阵阵作痛，难以入睡，脑子里总也排除不掉两个疑问：我的软卧车票能报销吗？这年轻女人的车票又由谁批准报销呢？
天亮以后，特别快车已穿过湖北省，进入了河南境内。我进一步“认识”了同包房的年轻女人，开始叫她小徐，并且问长问短，亲切地与之交谈。这是因为，她一大早就主动帮助我做了许多事情：搀我去洗脸间；帮我从餐车端来一碗热面条；还替我换了一杯新茶——我们坚持不再要她的君山银针，沏的是瘦老头儿主动拿出来的古丈毛尖，这也是上品呀。
胖子不甘示弱，在信阳车站买了一只肥大的烧鸡，动手撕成四大块，把带鸡腿的一块给了小徐，另一块带腿的留给自己吃，我和瘦老头儿得到了带鸡头和带鸡屁股的二等待遇。我俩没意见，谁都知道烧鸡没有四条腿，不能搞平均主义的。于是，我又掏钱请女列车员从餐车买来一瓶“湖南茅台”白沙液，她还主动送来四只高脚酒杯。附带说一句，如果乘坐硬席或硬卧车厢，我决不敢请列车员去买酒，她也绝对不会主动送来酒杯的。今天不同了，既然冒着“不予报销”的危险坐了软卧，何不干脆摆出高干的谱儿来，彻底地“软乎”一番哩！
没想到小徐具有大丈夫的海量，饮了一杯又一杯，脸不改色心不跳，还一个劲儿地要跟我干杯，“难道咱们四个人还不能把它干掉么？”她用挑衅的眼光盯着我，又摇摇盛白沙液的瓷葫芦酒瓶儿，证明存货不多了，“这一瓶总共只有九大两。现在装酒谁也不肯装满一斤的，这也是变相涨价儿的一种绝招儿，是吧……来，干掉它！”
原来她是个精通酒道的行家里手。一仰脖儿便是一杯见底。我真不敢跟她“对着干”啦，心里记起了几次深刻的教训：凡是女人而会喝酒的，你可千万别惹她，鬼知道她们的酒量有多大！我这个“记吃不记打”的文人，多次被此种女人“击败”，醉得一塌胡涂……后来才听说，女人而豪饮者，大都是天生的海量，或者她们的肠胃并不吸收酒精，所谓“穿肠过”者也。
这位高干小姐（或儿媳），天生海量乎？“穿肠过”乎？不得而知。幸亏同车的胖子也善饮，才解了我的围。否则，有生以来头一次乘软卧，就吐脏了车上的地毯，岂不要被骂作天生的贱骨头了吗！
豪饮带来了健谈。我们四人全都撤掉了嘴边站岗的哨兵，一起打开了话匣子。
“小徐同志，你多大岁数啦？做什么工作的呀？”瘦老头儿年龄最大，嫌疑最小，便倚老卖老，问起女人的岁数来了。
“二十七岁，搞商业的。”
“哦……结婚了吗？”
“没有。搞商品推销，成年累月在外地跑，还是晚婚好些。”
“推销什么商品呀？”
“土特产，大红枣儿。”
瞧，我这个酸文人，一听到大红枣儿，马上联想起“望梅止渴”的典故，进而又联想到桔子可以醒酒，便扶着铺位站起来，要去篓子里拿几个桔子请客。这次又被小徐挡了驾。她行动敏捷，立刻从自己一个竹箱笼里拿出四只硕大的广柑来。
“哎呀小徐，拿我的嘛！我那是湖南的特产，无籽蜜桔。”
“还是尝尝我的吧，这是广西特产，叫血橙，比任何的桔子都好吃！”
说着，她已把血橙切开了。平心而论，这又是一种珍贵的水果，我只听说过名字，并未见过，自然更想尝尝啦。礁，这玩艺儿呀，一个足有半斤重，滚圆形状，皮色橙红，光泽油润，象是涂了蜡的。切开之后，果汁如血——每一瓣的珠蕊之上都布满了细密的“血丝”，真是奇异的仙果！
瘦老头儿又开始唏嘘感叹了：“这血橙呀，历来就是贡品……真甜！味正，汁浓，维生素丰富，功能补血健脾。惭愧呀，我这个管农业的老家伙，迈向古稀之年的人了，一生当中也冒掐过几架……”
如果说君山银针还没有打动胖子的心，现在这血橙却“征服”了他。“好东西！宁尝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血橙堪称国宝呀。你一生没掐过几架，总还掐过呀，可我哩，南征北战四十年，随着大军南下解放广西，如今当了副司长啦，吃这玩艺儿，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看，几杯白沙液和一只血橙的威力，已经迫使胖司长把自己的履历和盘托出了。至此，只有小徐的身世尚不明朗，我已在猜测，她的父亲或公公，大概比部长或将军更高一些吧？
吃完了血橙，嘴唇还是甜甜的，双手粘粘的，小徐又给我递过来湿毛巾。多会体贴人呀，她身上毫无高干子女的那种盛气凌人的臭架子。
我被好奇心驱使着，借着酒意，终于鼓起勇气，把心里憋了十多小时的问题提了出来。
“小徐，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农民，撸锄头把儿的。”
“啊？那……你公公一定是位首长罗！”
“咯咯咯！”她又爽朗地笑起来：“我坦白过了的呀，还没结婚，哪儿来的公公呢！”
“真对不起！是我酒后失言……”
“没啥。您大概不会再问我的丈夫是不是华侨了吧？”
“你爸爸起码也是个副司令员以上的大干部！农民出身倒兴许是真的，我从前的老首长，兵团司令，参军以前也撸过锄头把儿嘛！”胖司长笑眯咪地说：“别保密啦，姑娘，说出来也没关系，有资格坐软卧的都是有办法嘛！”
小徐第一次露出了严肃的神情。“我可从来不骗人。没那个必要！我爹，哥哥嫂子，都是普通农民。全家挣工资的只有我一个。可我们家去年的纯收入是七千元。”
瘦老头儿也单刀直入了：“那么，你自己的职务是什么呢？”
“帮办。大机关里也许没这个职称吧？我是县里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的外交帮办，相当一名助理员，集体所有制，把话说白了，也是个挣工资的农民。”
“啊？！”胖司长惊叫一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立刻追问：“十七级是县太爷级。你们公司经理多少级？”
“他是个老同志，国家干部，十八级。”
“你呢？”
“相当于二十三级。”
“那你坐软卧，这车票能报销吗？”
“报硬卧票。多出来的，自己掏腰包，钱不多嘛。”
她回答得随随便便，又毫无炫耀或夸张的意思。从她的口气听起来，几十块钱的份量，就好像我们谈论几毛钱似的。
大概因为我们三人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感慨、惊讶和疑惑的神情，小徐不由得又笑了一下，才主动作了若干解释。
这次她到南方来，完成了三个任务：一是向广东、广西推销一百万斤大红枣；二是卖给湖南某地区的五十万斤大红枣出了点儿质量问题——一部分枣子有虫，买主有反映，她便赶来检查货质，当场拍板决定降价处理，退还货款五万元，以免影响了本公司的信誉；三是顺便从南方买点儿上好的茶叶和水果，带回去请本县的有关领导尝一尝，这可不是送礼行贿，是提醒他们注意发展本县的高档土特产品。“我们县并不是只出产大红枣儿呀，比如，还有鹿茸、牛黄，决不亚于君山银针和血橙的经济价值；再说蜂蜜和一种能制作‘乌鸡白凤丸’的黑体白翎母鸡，以及人工培育的蘑菇吧，只要领导重视，提供一定的条件，许多农户都可以兼营这些副业的。所以，每次到外地推销土特产，老经理都叫我买点新奇的南方特产带回去，作作宣传，开开眼界，争取领导。我们老经理是个开明人，他常说：多花几个钱没啥，只要本县的土特产发展的多了，咱公司的货源也充足了，还怕赚不回来吗？你们出门在外，困难多，只要完成任务，给一点奖金，值得，也是应该的。”
我相信她这些话。可是，胖司长吐吐舌头，瘦老头儿也几次摇头，还忍不住地评论道：“唉，农业搞得太活了，问题也多呀！”
小徐轻描淡写地反驳了一句：“农业搞死了，问题更多。”
我不愿参加争论，又问她：“你这趟出差，有额外的补助或者奖金吗？”
“任务完成了，有奖金。”
“一年出差几次呢？”
“四五次吧。”
“你们经理也经常出差吗？”
“不，他老啦。”
瘦老头儿的怨气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要向谁发泄，突兀地说了一句：“他老啦，为啥还不退休哇！”
小徐又淡淡地反驳一句：“他身体老了，思想并没老化。”
“滥发奖金，就算思想解放啊？！”瘦老头儿板起了脸，比喝君山银针茶的时候更加严肃了。
年轻的女帮办依然轻描淡写地据理反驳着，“十年前，我们县的枣树都快砍光了，死绝了……后来，老经理领着我们下乡组织货源，跑遍了全县，宣讲新农业政策，动员大家种果树，那时候我们可是一分钱奖金也没要哇。这几年，国家调整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儿，外贸抢着订货，南方也争着买枣，广东人连炖鸡都要放红枣嘛！湖南是粽子的故乡，离了红枣行吗？嘻嘻，现在卖枣的农户比我这个帮办可富得多哩！老经理说，照顾左邻右舍嘛，我也不能叫你这个外交帮办比撸锄头把儿的收入差太多了呀！”
火车上不是开展大辩论的场所，各执一词，谁也无权下结论。于是，借着酒劲儿，各自又眯了一觉儿，连午饭也忘了吃。
下午，车到石家庄，只有我扶着车厢过道悄悄地把女帮办送下了车，因为同室的两位男人还在呼呼大睡哩。
“我看得出，您还是同情我们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啥时候来给我们写点文章吧！旅差费——坐软卧，我们报销！”说罢，她又爽朗地笑了一阵。
这是个快乐的女人，财大气粗的新型农民呀。
待我返回包房的时候，才发现胖司长和瘦老头儿刚才竟是假睡，现在全都趴在窗口，指点着女帮办的脊梁，愤愤不平地说着难听的话：
“农民也学会了坐软卧，真讨厌！”
“她算什么农民？暴发户！”
198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