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傍大海即海商，
扯篷扬帆求富忙。
沧海求利不作羞，
家家报赛话夕阳。
在唐代以前，福建人的主要经济活动还是小农耕作的农业。在经历了唐代的开放和五代十国“政权空白时期”对外贸易的大气候后，重商逐渐取代重农。各种资料显示，宋元以后，随着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来闽的日益增多，福建人的经商对外贸易一发不可收，其足迹遍布东南亚、东北亚、印度洋，甚至远至东非、地中海等广大地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从商，则不得仕官为吏。但福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弱些；再加上商人的势力和影响，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冲击。早在闽国时期，统治者就对商人刮目相看，正如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中所言：“‘闽商’借雄厚实力，参与和介入闽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闽国统治者常有借助闽商之力，媾沟与五代中原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作为闽国的使者而‘奉表称番’于五代。闽商人林仁翰、林灵仙曾孙，后事闽王王延曦，曾谋求市舶司之官。”闽南一带更是推崇“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观念深入人心。宋泉州莆氏家族长于海外贸易，拥有大量船舶，甚至有私人军队，南宋朝廷干脆任命莆寿庚为举市舶，掌握泉州财政大权。元初，莆寿庚投降元朝，又被授官闽广都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累官直至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莆氏亦官亦商，进一步扩大其商业领域，直至拥有80艘海船，成为地方第一大势力。至明清，一些大商人集团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成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朝廷为了安抚这些势力，不得不多加拉拢和让步。这恐怕是其他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
经商给福建带来的影响巨大，不仅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鄙商观念，培养了一大批善于经商的商人。重视经商的结果不仅是富了地方，富了民众，也提高了福建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经济的富庶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文化的发展，也使福建形成浓郁的重商风气。从定海、宁海一带的风俗、民谚中就略见一斑，试举几例如下：
“弗买弗卖，三代分败。”
“不怕折，就怕歇。”
“家有千金，不如日进分文。”
“吃弗穷，着弗穷，下算弗着一世穷。”
“穷店比好汉。”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
“十里一个铺，凡百都有数。”
“福由自致。”
“石头瓦片有翻身。”
上述谚语都抄自明清时期的县志，这是那个时期出自平民百姓内心深处的感受，从这里听到的是，家藏千金，不如做一个日进分文的小买卖；开一个穷店可比得上做一个英雄好汉；只要能经营，石头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不做买卖，不到三代就要家败。充满了对经商的歌颂、追求和向往。在重农抑商有悠久传统的中国，从朝廷到思想家很少有重商的认识，可在舟山民间却发出另一种呼声，一扫内地那种轻商、贱商的声浪，歌颂商业，这就是勇为天下先的商业精神。
泉州民谚也说：“和气生财乡，顾客挨挨来。”为了拉拢顾客，店主还不时搞一些所谓开业若干周年大酬宾、换季清仓大拍卖、拆迁大甩卖，以及购物摸奖等销售活动。清道光《晋江县志？风俗志》中对闽中重商风气有所描写：“富者上吴下粤，舟车所至，皆可裕生涯。贫者背负肩挑，里巷遍招，亦堪资贸易。濒海之民，又复高帆键槽，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趋利之多，自昔为然。其小者如卖炀、卖饼、卖荔、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者，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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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标志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商业广告方式。《泉州市志？风俗志》描述：“肩挑小贩沿街巷叫卖时大多拉腔提嗓，如喊如唱，招徕顾客。有的则以吹响器或打击器物为记，如卖肉的吹竹管或螺号，卖蜜饯的吹唢呐，卖鱼丸汤的以汤匙碰击瓷碗，阉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新店营业开张，要装饰门面，并举行隆重的悬挂招牌典礼，老式招牌多制成匾额，墨迹多出自书法名家或名人之笔，这就是商业民俗中的文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