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曲山隈四五家，
夕阳烟火隔芦花。
卖鱼沽酒归来晚，
扯篷耕海即生涯。
福建人的经商传统还是由福建的自然人文环境决定的。大概在南宋时期，福建先民已经将可耕种的土地开发完毕，再无荒地可以利用。到明代，福建缺粮的记载经常出现在地方史籍上：“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从明代开始，福建粮食不能自给，经常需要从省外调运。入清以后更加严重缺米，常由上海、乍浦运米往福建，“故岁虽频而米价不腾。”
土地贫瘠、人口过众、粮食短缺，为生活所迫，人们只好经商以图生存。唐以前，福建已有商业活动，如东晋末年，福建沿海已有商人走异域，被称为海商。南朝陈代，长乐人严恭，携钱5万，闯入扬州，开设写经坊，并将所赚钱财运回家乡。唐代，福建商人积极向外拓展经商，即使偏远之处也可看到福建人的踪迹。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福州唐益谦到安西四镇（今新疆境内）经商，带回一批奴婢、马、驴和货物返回福州。唐代莆田黄田，已成为商业中心。当时福建不少商人到南海诸国经商，闽南一带更是商业兴盛，如永春商人善贾，以陶瓷铜铁运至南海，取金贝而返。宋代福建商人遍布全国沿海各地，同时随着泉州港地位的日益重要，福建海商盛极一时，正如苏东坡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所言：“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凡沿海地区，争相以舟船贩货。”《宋会要辑稿》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这些外出的商人中以闽南人为多，也有不少其他地区的人，如建州（今建瓯一带）海商周世昌，因遇风暴漂至日本，侨居七年后始归。元代由于更加开放的外贸政策，泉州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繁荣，除了闽南一带海商活动更加频繁外，福州商人到海外经商的也不少。明清时期，由于沿海人口向海外流动与山区农民向外省迁移，产生了大量经商者。正如《漳州府志》卷三八《民风》所载：“商其利而农渐死”。从商人数不断增加，农民“辄弃耒耜而从之。”明清之际，福建商人对全国各地大量渗透，仅苏州一地，就有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等地商人。除了沿海一带的海商外，内陆山区也出现了专营该地商品的福建商人，如连城县四堡为刻书之乡，该地商人将其所刻古今图书运卖至海内外，不仅可维持生计，有的还因此致富。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盛产岩茶，出现了经营茶业的茶商，有的世代为业。上杭商人则经营当地产的纸张，兴化商人多贩糖、桂圆等。当时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带经商，这个时期的闽商与外来商人结合在一起，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泉州的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十分发达，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宋代古船就是当时闽商兴盛的见证，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风石刻则是当时航运业发达的见证。至少在宋代，闽人已完全掌握海上安全航行的各种技术。每年选择在北风南吹的秋季下南洋，选择来年暖风北吹的春季归来。在这两个季节，海面平静，风顺帆鼓，根据星象确定航向，商船往返安全系数很高。南宋时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带动闽北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建阳麻沙曾是当时全国的印刷出版业中心，现在图书馆藏的宋版书中还有很多麻沙版的图书。德化的瓷器，漳州的年画在宋代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宋元时期中国三大外销商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其中后两种商品大量产自福建。
明清时期是闽商的又一次活跃期，主要是航海业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郑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主要是由闽人用生命开辟出来的。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相当部分海船是在福建制造的，许多船员都是闽籍人士。明代是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发轫期，明末清初的郑氏航海集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清代以来史书多称郑芝龙为海盗，其实郑氏集团主要是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为保护商船并拥有海上武装力量的商人集团。成为闽商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声。
晚明的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领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余岁，聪明洒脱，唯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复如“富人左东溪，只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明人何乔远说，泉州安平一镇，其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雍正元年，江苏巡抚何天培论到苏州治安时说：“福建客商出疆贸易者，各省码头皆有，而苏州南濠一带，客商聚集尤多，历来如是。查系俱有行业之商。”苏州织造胡凤？也惊奇地发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氏，几及万有余人”。从闽商在苏州的经营情况看，这些论断是符合实际的。清前期，据说汀州一府“贸迁有无遨游斯地者不下数千百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在阊门外上津桥始建汀州会馆，即鄞江天后宫，落成于雍正七年，共耗银3万余两。这一会馆，由《汀州会馆碑记》所载，“其实为上杭纸业之一部分也”，一向也由六串纸帮主持馆政。一县中的部分纸商就可独立建造会馆，福建纸商实力非同一般。在南京闽商还是与徽商对垒的大商帮，《金陵琐事剩录》卷3载：“（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取利三分、四分。而徽商至今在福建一带还能见到的当铺“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故当地人最不喜欢福建的当铺，但“亦无可奈何也。”在这种情况下，徽州商人利用宗教势力等在南京采取统一行动，降低典当的利润，同福建商人开办的当铺竞争客户，最终挤垮本薄利高的福建商人，从而使徽商在南京的当铺业取得独占权。在此情况下，在南京的福建商人成了竞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