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根
1283年1月9日（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柴市，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了。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句始终激励着后人，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产物，也是后世乃至今天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下面，拟就他有关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加以评述。
一、奋起勤王是为了救国
南宋德祐元年（1275）初，文天祥正在赣州知府任上，接到了腐败无能的临安小朝廷发来的《哀痛诏》。讲到国家面临着困境：蒙古南侵的铁骑已“闯我长江”，形势危急，国内度宗已死，四岁的恭帝继位，政局动荡；“田里有哀叹之声，而莫之省忧；介胄有饥寒之色，而莫之抚慰。”诏书号召“文经武纬之臣”、“忠肝义胆之士”迅速起兵勤王。文天祥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捧诏涕泣”，在两三个月内组织起第一支勤王队伍，“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四月，文天祥领兵下吉州。七月七日，大军从吉州出发，沿赣江而下，八月，开抵临安（今杭州），驻兵西湖岸。
这么一支队伍，临时凑集，未经战阵，战斗力是可以想见的。他的政敌黄万石，甚至攻击此为“乌合之众”、“儿戏无益”。作为一介书生，素昧韬略，文天祥深知自己的短处和部队的弱点。他并不希冀凭这支队伍阻止元军的南侵。他起兵的意图，是想以此树立起一面抗战的旗帜，召唤全国军民投入反侵略的斗争中去。正如他所说的：“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馀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德祐二年（1276），局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八日，元军统帅伯颜已经打到距首都临安三十里的皋亭山。这时，临安乱作一团，而文天祥却镇定自若。他以临安知府的身份，慷慨上疏，提出救国方略，并愿率义士背城一战。但统治集团不听忠言。当晚，宰相陈宜中逃跑；次日，主将张世杰等也走了。南宋政府陷于瘫痪。此时，“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这时才有人想到文天祥了。早上，封他为“枢密使”，主管军事；中午，又加封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了。显然，这不是器重他，而是利用他的爱国热情将收拾残局的责任推卸给他。对于这一点，文天祥想的是“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当投降派要他出使元营谈判时，他以为“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遂毅然接受出使元营的任务。在强敌面前，他“抗辞慷慨”，使敌人“上下颇惊动”。可是，由于投降派“吕师孟构恶于前，贾馀庆献谄于后”，他不幸被元军扣留，“羁縻不得还”。
二月底，伯颜大军进入临安，南宋朝廷终于覆亡了。太皇太后和恭帝均当了俘虏。不甘心当俘虏的文天祥，却从元营逃了出来，决心再干！四月八日，文天祥逃到温州。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位兄弟）已逃到福州，他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到福州，任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后又命他为同都督。这时，文天祥打起帅旗，并“遣其将吕武入江、淮招豪杰，杜浒如温州募兵”，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抗元复国斗争。七月十三日，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设立同都督府，号召四方起兵，收复失地。十一月，文天祥移兵汀州（福建长汀）。同时，陈宜中、张世杰拥端帝入海，向南逃亡。
1277年正月，文天祥督府移屯漳州龙岩，三月，至广东梅州。五月中，引兵过南岭，入江西。抗元大军进会昌，取得于都大捷，接着攻克兴国县，督府也随迁兴国。此时，抗元斗争如火如荼。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文天祥部所向披靡。赣州所属各县全部光复，仅赣州一座孤城未克。而吉州八县，亦复其半。邹硏以赣诸县兵，直指永丰。江西境内临（临川）、洪（南昌）、袁（宜春）、瑞（高安）各州郡，皆起而响应，真有席卷江西之势。与此同时，湖南张虎在宝庆府（今邵阳）起兵，收复新化、安化、益阳、宁乡、湘潭等县；进士赵璠，起兵收复湘乡；张唐等人也在衡山、湘潭、攸县等地起兵；攸县人陈子全还打到江西，收复了萍乡。在湖北黄州一带，也有淮西义兵活动，刘源等攻克黄州寿昌军（今鄂城），坚持四十天之久。此时，文天祥的声威，震撼了江南。文天祥成了南宋末期坚持抗元斗争的实际领袖。
为了坚持抗元斗争，文天祥不惜毁家救国。1275年起兵勤王时，他就“尽以家资为军费”。自开都督府以来，他的母亲以及妻妾子女共十二人，都投身于抗元斗争，并先后献出了生命。他的两个妹夫（龙泉孙栗和永新彭震龙）也曾参与勤王和收复县邑，事败亦均殉难。他的妹妹文懿孙，因支持丈夫孙栗抗元，事迹感人，被列入《吉州人文纪略·列女传》。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关键时刻最能考验人。当蒙古贵族的铁骑南侵时，南宋王朝上自太后皇帝，下至文臣武将，不是投降，就是逃亡；挺起胸膛和敌人斗争的寥寥无几。以状元作宰相的有留梦炎，在关键时刻逃跑了，投降了，又作了元朝的权臣。青年时代以反权奸出名后来作宰相的有陈宜中，在关键时刻，也两度逃走，最后客死于异国（占城）。在士大夫无耻成了很坏的社会风气之下，文天祥却能够傲然挺立，独树一帜，国难越深，斗志越坚。只有他，可算是南宋末年坚持抗元爱国斗争的中流砥柱。
二、坚持爱国的民族气节
在敌人面前，文天祥大义凛然，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先后接触过的元朝首脑人物有丞相伯颜、元帅张弘范、平章阿合马、丞相博罗，以至皇帝忽必烈。不论见到谁，他都循礼，只作揖，不下跪，气宇轩昂，抗词慷慨，充分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文天祥率谈判代表来到伯颜军营。他对伯颜说：“今北朝将欲为与国乎！将毁其宗社乎？若以为与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若欲毁其宗社，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真是义正词严，有理有节。在伯颜威迫劝降下，文天祥大义凛然地说：“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并责伯颜留使失信，痛斥叛将吕文焕引虏丧国。伯颜见他是个抗元的危险人物，因而把他监禁起来。
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北五坡岭被执，后送到潮阳元帅府张弘范处。左右叫他跪拜，他不理。张改以礼相待，但他从不动心。次年正月，元朝水军大举进攻厓山，张弘范把文天祥押在船上，要他写信去招降张世杰，他不肯；张强要，便以所写《过零丁洋》一诗示之。末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既是自己身陷囹圄、宁死不屈的宣言，又是对战友的鼓励，同时也是对卖国贼的鞭笞。张弘范看了，只好“笑而置之”，以自解嘲。厓山陷落后，张弘范置酒庆功。酒宴上，张再次劝降，说：“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愤慨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馀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张弘范的诱降阴谋终于破灭。
祥兴二年（1279）十月一日，文天祥被押解到燕京。开始，住馆驿中，馆人热情招待，天祥不就寝，通宵达旦地坐着，而且“坐未尝面北”，以示不忘故国。已投降的状元宰相留梦炎前来劝降，被他唾骂一顿；被俘投降的恭帝（时年九岁）被派来劝说，他也委婉地回绝。元朝平章阿合马入馆驿，坐召文天祥，天祥则长揖就坐。对此，《文丞相传》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述：“马云：‘以我为谁？’公云：‘适闻人云，宰相来。’马云：‘知为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马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马）顾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公曰：‘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马默然而去。”
十一月初九日，文天祥从府学胡同兵马司监狱被带到元枢密院，元丞相博罗审问他。这在《纪年录》中有详细的记载：“予入长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博罗叱左右曳予于地。予坐不起。数人者，或牵颈，或拏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强予作跪状。予动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博罗于是怒，见之辞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义死，禁持何害也！’博罗愈怒……遂呼狱命史云：‘将下去！别听言语！’”由于文天祥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显赫一时的元朝丞相博罗暴跳如雷，无可奈何！
元朝统治者用尽一切办法诱降文天祥，但都一一被拒绝了。临刑前一天，文天祥被带到宫中见忽必烈。文天祥依然是只作了个揖。忽必烈以“当令汝中书省一处坐者”（即委以相当于宰相之职）为诱饵招降文天祥，但被断然拒绝。忽必烈问：“汝何所愿？”天祥回答：“愿与一死足矣。”结果忽必烈也无计可施，只好杀害他。杀害文天祥之时，元朝统治者如临大敌，“都城门闭，甲卒登城街，对邻不得往来，行不得偶语”。说明了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何等深广，也说明了元朝统治者是多么害怕人民起来反抗他们。可见，真正的强者是坚持反侵略的文天祥和人民大众，而侵略者是很虚弱的。
三、光荣的死才能永生
从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到元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初九日，前后共七年时间，文天祥在战场上、在牢狱中，几乎天天碰到生和死的考验。他宁死不屈，曾三次想自杀。一次是出使元营谈判时，他身藏匕首，随时准备应付于万一；一次是五坡岭被俘，他以“吞脑子”（即服冰片）自杀，但未遂；再一次是往北押解时，途经家乡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他绝食八天，又未死。此后，他决心坚强地活下来，“取义”而死。在《过零丁洋》诗中，他就打算要英雄地死去。在《正气歌》中，他又把这种愿望上升为理论，称之为普遍存在于天地之间和人类社会中的“浩然正气”。并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因此，他以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作为座右铭，忍受着一切精神折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也决不动摇。
景炎元年（1276）五六月间，他在为《指南录》写的《后序》中，回顾从正月二十日被羁留元营到四月八日抵达温州这八十天惊心动魄的艰苦历程时写道：“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馀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可是，文天祥终于闯过来了。他不愿轻易地死去，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而是要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死得其所。
《宋史·文天祥传》讲，文天祥曾有贪生之念：“倘缘宽假，得以黄冠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实在是诬蔑之词。我们查遍他在狱中亲书的《纪年录》和刘岳申所写的《文丞相传》，都无此语。他挚友邓光荐在其《文丞相传》中提到这件事，但那是别人的想法，不能栽到文天祥身上。邓写道：“是时南人仕于朝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这件事，挨过文天祥唾骂的留梦炎不愿干，他私下同王积翁说，要是文天祥保释出狱之后，“忽有妄作”，那我们保人怎么办？他一说，王积翁也不愿坚持了，“遂不果”。后来，王积翁一个人奏，说：“南方宰相，无如文天祥。”忽必烈才“遣谕旨，谋授以大任”。为此，王积翁致书文天祥，转达旨意。文天祥一听，断然拒绝：“数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这次尝试又告吹，“事遂寝”。最后，王积翁还要给忽必烈出点子，说：“若释而不杀，因而礼待之，亦可为人臣好样子。”这时候，忽必烈“默然久之”。他恐怕是不同意这样做吧。但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且令千户所，好好与茶饭者。”文天祥知道这件事后，又向王积翁严肃地表示：“吾义不食官禀数年矣；今一旦饭于官，果然，吾且不食！”从此，“积翁不敢言”。这分明是文天祥毫不妥协、视死如归的品格，那里有半点贪生的影子呢？
邓光荐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他是文天祥的同乡、挚友，对文天祥的思想是很了解的。文天祥在狱中的生活及思想情况，邓可以从庐陵义士张弘毅（号千载心）处得知。因张氏跟随天祥至燕京，住监狱附近，侍奉天祥茶饭至尽节；然后，负骸而归。文天祥在给其弟文璧遗书中，也曾写道：“自广（州）达建康，日与中甫（光荐字）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为了给文天祥书写墓志铭，邓光荐便用心了解他的事迹。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
实际上，文天祥不是求偷生，而是求“义死”。他的战友纷纷敦促他以身殉国。如王炎午、汪元量等人，曾写《生祭文丞相文》、《生挽文丞相》等诗文给他，勉励他保持气节。传统的名节观念，也支持着他。虽在狱中，但他所写的诗词，纷纷传出，“翰墨满燕市”，全国注目。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以实际行动谱写末代忠臣的悲壮历史。他在《言志》诗中写道：“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杀身慷慨犹易勉，取义从容未经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他也身体力行地总结历史、编写历史（如《纪年录》等等）。虽然他的夫人、女儿同在燕京，他也忍痛割爱，不求相见；他给舅舅、弟弟及嗣子等人写信，一再说这是“绝笔”。这一切，说明他义无反顾，无时不为牺牲做好准备，他堪称宁死不屈的大丈夫！
四、以“社稷为重”的“忠君”思想
在跟博罗丞相的论战中，文天祥鲜明地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就是宋恭帝出面劝他投降，他也置之不理。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受君命的表现，对于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熏陶的文天祥说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见，仅以忠君来看待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够全面的。
忠君和爱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君主代表国家民族利益时，“忠君”才与爱国相一致。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不在于忠君，而出自于“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它要求把人民和国家民族利益置之高于一切的地位。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包含着这种进步思想的因素，因而在他的实践中曾对“愚忠”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御试策》中，他除陈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基本观点外，还针砭了时弊。对天变与民生问题，人才与士习问题，兵力与国计以及国防等问题，文天祥都分别提出了精辟的意见。他指出：朝廷只有“壮正人之气，养公论之锋”，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他反对答题要“勿激勿泛”，认为：“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耶？”说明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是不怕批评皇帝的。
别人看皇帝的眼色行事，文天祥却不这样。内侍董宋臣，无恶不作，外号阎罗，却成了皇帝的宠幸。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今武昌），董宋臣吓破了胆，“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而初次授官、年仅二十四岁的文天祥，却勇敢地上疏，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以谢生灵荼毒之苦”。而且说，“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皇帝未予采纳，他只好自行“免归”。
1275年冬，幼帝虚设，实权被投降派操纵的南宋朝廷，追封投降元军的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将他的侄子吕师孟提为兵部尚书。“欲赖以求好”，为投降卖国铺平道路。吕师孟仗着敌国力量长自己威风，骄奢淫逸，不事防备。投降气氛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并提出抗元防御措施。这样，不仅得罪了奸臣，而且得罪了皇室。很显然，文天祥是从国家人民利益出发，才不顾这一切的。
对于贾似道那样的奸臣，文天祥更是嫉恶如仇。贾似道是理宗宠妃的兄弟。自1259年失守鄂州、与元私订盟约、谎报军情因而冒功以来，他的权势逐渐膨胀。度宗时，他官居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位于丞相之上。御史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等人，“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当贾似道为显露权势而假装退休时，皇帝要文天祥起草挽留诏，文天祥在诏中强调，大臣应以国家安危为重，全篇没有一句恭维话，对贾似道的假把戏给予当头一棒。他并非不懂官场规矩，而是认为“贾有要君之志，予当制裁之以正义”，“遂忤贾意”。其结果，自然是被奏免官了。
文天祥所深恶痛绝的，岂止董宋臣、吕师孟、贾似道等几个投降派的人物？他也不满于维护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团利益的弊政。这在他二十岁时写的《御试策》中就已表现出来。他抨击当时士大夫之家教子，“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让他们死记硬背，用以取得学位、官禄。“父兄之所教诏，顺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1271年，他罢职在家，“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至于自己，则“平生无官府之交，无乡邻之怨”，“自以为起身白屋、邂逅早达”。这说明，他早已不愿与南宋末期的腐败政治同流合污了。
由于“起身白屋”的家庭出身和“邂逅早达”的社会经历，使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比较能够反映当时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因此，他的抗元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275年，文天祥募兵勤王，一两个月内，就有一两万兵勇集于麾下。1276年下半年，他开督府，重新组织抗元队伍，各地人民纷纷响应。一些跟随他勤王、从临安被解散回乡的老部下，又重新活动起来，“一时知名者四十馀人，而遥请号令者，称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数。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庐陵邓光荐曰：‘天祥奉诏勤王，独行其志，屡踬而愈奋。故其军日败，势日蹙，而归附日众，从之者，亡家沉族而不悔。’”
五、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文天祥身处乱世，却能洁身自好。他的精神支柱何以建立？通过考察他的家庭背景及社会经历，可以看出，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
文天祥所受的教育，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无异，同为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文天祥就义以后，人们发现他衣带上的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少时就立志不凡，“儿时爱读忠臣传”。在《正气歌》中，他把自己所景仰的数十位贤哲一一列出。其中主要的有：西汉时，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誓不屈服的苏武；三国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东晋时，击楫渡江，立志恢复中原的祖逖；唐朝时，死守睢阳，壮烈牺牲的张巡；还有痛骂叛将安禄山，因而被钩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及其兄颜真卿）；以及晋国刚直不阿的太史董狐，蜀郡宁断头不肯降的将军严颜，等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在文天祥的心目中，是被视为楷模的。
在文天祥的家乡，也不乏这一类忠烈之士。文天祥对宋代吉州的“四忠一节”（有“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的文忠公欧阳修；有被金兵所俘，不屈而死的忠襄公杨邦；有上书反对宋金议和、乞斩奏桧的忠简公胡铨；有“立朝刚直，力排权幸”的文忠公周必大；有为官清廉，富贵不淫的文节公杨万里）的事迹，十分崇拜。吉州城南，曾有“忠节祠”祀奉这些乡贤。相传文天祥十八岁时游学宫，瞻仰这些乡贤的偶像后，曾立誓以此为榜样，表示：“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1255年，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求学时，该书院的山长欧阳守道是“庐陵之醇儒”，十分器重文天祥，彼此感情甚深。他的太老师，故相江万里曾守吉州，也“素奇天祥志节”，他在年逾古稀之时与文天祥在潭州（今长沙）相见，“公从容语及国事，悯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这两位师长对文天祥的道德、学问、志节、情操都有一定的影响。
文天祥还有良好的家庭教养。根据近年在文物普查中文氏后裔所献的《文氏通谱》，文天祥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代。据《汉书·循吏传》载：文翁，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修学宫，兴教化，使蜀地文学比于齐鲁。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文翁历数十代至文彦纯（天祥的八世祖），宋初授蜀之新都主簿，升桂阳令。其后世代为书香之家，多有才学气节。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字士表，号革斋，乡称君子长者。文仪平生以竹子自喻，依竹辟室，傍竹而居，故又称为“竹居先生”。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在丈夫早逝之后，勤俭持家，继其遗志。天祥率兵抗元，她跟随部队转战广东、江西各地。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文天祥的思想及事业更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对于文天祥的弟弟文璧后来降元一事又应作别论。对一个人的事业前途来说，家庭出身和教养固然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经历与主客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文璧比天祥晚三年中进士，仕途平坦，随波逐流，曾官至广东总领兼知惠州。南宋景炎年间，璧守惠州，“竟以城降”。而文天祥先后四次从外省调京城作官，又三次被罢职，此后又经历四年的战斗与四年的囚徒生活，这就使他能够比较透彻地了解人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原则，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斗中，还是在污秽难熬的牢狱中，他都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时刻恪守信念，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取义成仁，以身殉国。
六、历史的局限
作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自有其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一面。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
文天祥以孔孟儒道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虽然事实上他也走过“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路，但在南宋理学盛行的时代，他无法摆脱忠孝观念的束缚。他在《正气歌》里宣称：“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在和元丞相博罗的论战中，他竟说出“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的话。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宋朝状元”、“大宋丞相”。对宋朝的覆亡，他看不到昏君的腐败，而只是归罪于奸臣的误国。在忠孝之间，文天祥同样存在着矛盾。他在给嗣子文升所写的《狱中家书》中就有这样的话：“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弟弟文璧归顺元朝并不是一概否定的。
由此看来，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是有其局限性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在他身上的反映，他是无法摆脱的。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指出其局限的同时，又不要苛责于古人。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声誉远及于欧亚非三洲。因而从历史发展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以此与南宋爱国军民的抗元斗争混为一谈。因为惯于游牧生活的蒙古贵族以它落后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严重地破坏了中原的农业经济；蒙古贵族曾声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以致大兵所到之处，无不残破，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因而，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复国事业是正义的。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文天祥仍不失为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爱国诗文，以及他的“浩然正气”，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向上。
王水根，男，1939年生，江西吉水人。文天祥研究专家。
以上“代序”选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为行文需要，编者对原文稍作修改，并删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