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之间，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矫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诸役之所由酿成也。兹录清流党言论、逸事数则，以供外交家之参考焉。
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道出甘肃，为某将军奏留军中，效力赎罪，后以功赏四品顶戴。同治三年卒于花马池军次，开复巡抚，追赠右都御史，予谥文勤，并于扬州地方建立专祠。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藉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令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杨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误解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
甲午之年，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实在上海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大侠王五为之备车马，具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同，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
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某太史曰：“尔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某君之使随泰西也，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是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郭后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缓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读近世中国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书牍，未尝不太息痛恨于书生之误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