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自引疾得请后，忽闻浙东英夷猖獗，大帅奔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六月杪至衢州，探闻江南大吏，以千万金钱与英夷议和，许其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立马头互市，业经奏准。呜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权宜之计。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悯东南百姓久遭荼毒，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凡薄海含生负气之伦，无不感颂皇仁，而咨嗟太息于臣工措理之失当也。
七月初至浦城，忽闻英夷复欲在福州添设一马头，执事已为据情奏请，不胜骇愕。继闻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驳饬，仰见圣明载覆无私，洞鉴于万里外之。俾滨海臣庶，均各安耕凿于尧天舜之中，为之额手称庆。乃不数日，又闻执事以此事顶奏，求顺夷情，则诚某之所不解也。试问执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议和，乃我皇上之顺民情以顺夷情，此经中之权，史传中屡有之。今此之请添马头，乃执事之拂民情以顺夷情，果何说以处此？
以省分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该夷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马头，于直隶索天津马头，于辽东索锦州马头，则概将唯命是听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并援英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马头，则又将惟命是听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门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遥；苏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龛赭海门，亦不过百里；广州省城，则外距澳门，不过数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并请于各省会分设马头，又何词以拒之？
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若果福州已设马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舆情。使英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命。甚不愿后日以卢龙之责，归咎于当时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风，伏惟垂鉴，幸甚。
琦善、伊里布之畏葸
林公已矣，清廷命琦善代之；且命伊里布赴浙视师，与英定休战之议。英亦遣使至京师，请还王女，愿悉归浙东侵地。伊里布嫉林公之仇视外人，悉反其所为；而琦善至广州，亦大反林公所为，至裁撤水师，解散壮丁，尽废一切守具。伊里布又私返王女，遣张喜赴英舰馈牛酒，并谢以政府之重处林公。英将伯麦对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遂以偿军费、开商埠、弛烟禁、减税则诸款，要索于力主议和之伊里布。伊里布不思民脂民膏取之易尽，顾给以六百万金之偿款；不思国家领土权万不可轻弃，顾畀以厦门、香港之租地。厦门为全闽门户，香港一岛为粤海适中之地。宜郑廷桢力争之，清廷又赫然震怒，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谕。时东印度镇将璞鼎查，特奉女王命，以三万二千人至澳门，英军大振，遂废停战之约，再犯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