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浦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英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出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协。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此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