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一）论封建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治于元，而极盛于吾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乎？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恭，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相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恭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文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设使江充掘蛊之时，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承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
（三）论兵制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
（四）论隋炀帝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几希’等语。隋文帝以勤劳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
（五）论人主
“其论人主也，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朕临御以来，日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
（六）论相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属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
（七）论王安石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睽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
“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虞疏虑，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用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光武务勤吏治；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又云‘绛度数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夫嘉谋嘉猷入告于尔后，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者。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以倾险倖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曾静、吕留良文字之狱
湖南靖州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
雍正七年五月乙丑，谕：“吕留良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犯吴三桂书，亦曰清，曰。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此伪永历之实迹，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瞽说荒唐，诞谬极矣！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饷千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清寇氛，与民休养，六十余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彗，日光磨荡，皆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处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失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若以捉影捕风之语，指为灾异，传诸后世；或谓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生轻忽，漫不经心，凡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胜言乎？”
“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神人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版焚书，以灭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结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倖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骜，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世恶相承，罔知儆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见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曾静逆书，朕已洞悉，知外间逆党颇众，竟有散布讹言，希图搆乱者。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凡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将已故逆贼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