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阿道夫在那时候确信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他究竟如何才能打开通往实践的大门呢，即便是通过彻底的自学，他也无法获得任何推荐信和学历证书——这从未让他感到过丝毫担忧。而对此我们几乎闭口不谈，因为我的朋友十分确信，待他学成之日，社会状况将会发生改变（既非平静，也非动荡不安，这是由于他的革命风暴所导致的结果），到那时，传统意义上的学历将显得不再重要，而真才实学才是人们唯一的衡量标准。
“那时，建筑为我所爱，我对它的狂热也在情理之中。除开音乐，建筑在我眼中可以位列艺术之首。在这样的情形下忙碌，我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的压力，而是莫大的满足。直至深夜，我还能够阅读或者绘图。我从不知疲倦。这加深了我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要实现我的美梦，尚需经年累月地磨炼，但我几乎敢肯定，有一天，我会在建筑圈内享有盛名。”
以上文字引自他的《我的奋斗》。
就这样，阿道夫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回想在林茨的岁月，他曾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全部贯注在了自己选择的学习上，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战胜了学校对他所谓的偏见、不公平，以及愚蠢的待遇，因此，当他在维也纳的住处想起相同问题的时候，便显得得心应手。他诅咒艺术学院保守而僵化的官僚主义作风，称他们完全不懂，何谓真正的艺术。我还记得他言辞极端地讲道，学校狡猾的设置这些障碍，唯一目的就是要毁掉他的前程。但他会向这些无能的“老棺材”证明，没有他们，他照样能够一往无前，逆流直上！从他对学院猛烈的抨击中，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将这个年轻人拒之门外的老师们，无意间激发了阿道夫更多的热情和能量，这是他们的教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但我的朋友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在学习期间，他靠什么维持生计？要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自学。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带着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学习，人们断难想象，从他那虚弱的身躯里，竟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围绕着任何实际目标而展开。相反，他不时还会迷失在大量的计划和思索当中。相较我的音乐学习而言，我的进度完全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我只能说阿道夫的网撒得太宽，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对于任何事情，即便是与建筑学联系甚微的事情，他都一并囊括；而且对待每一件事他都务必做到仔细、精确。照此一来，如何确保所有事情都能善始善终——更不要说他层出不穷的奇思怪想会扰乱他的专业训练。
他那种遍地撒网式的辛勤付出，与我在音乐学院的系统学习形成了一种反差，这丝毫无益于我们的友谊，但愿我们之间那不可避免的冲突只是因为各自的工作而造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在波斯切蒂教授分配给我一些私人学生之后，我们的分歧变得越发的明显。他说，如今是个人都能看出他霉运缠身；他最大的一个难言之隐就是他目前还挣不了一分钱。
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给一个学生上完课之后——我找准时机，试图劝说他去寻找一些有报酬的工作。他说，当然，要是一个人走运，他就能够给这些年轻的小姐们上课。我告诉他说，这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而是波斯切蒂教授自己将这些学生分配给我的——很遗憾，她们要学习的是和声学而不是建筑学。顺便说一句，我这人性格过于保守，要是我像阿道夫这么有天赋的话，我早就去寻找一些兼职工作了。
他饶有兴致地聆听着，就好像整件事情与他毫无关联一样。我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绘画，这是他真正能做的事情，就连他的老师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报社或者出版社找一份工作怎么样？也许他可以给书籍绘制插图，或者给报纸画漫画。他推脱道，他很高兴我对他的绘画技艺如此的信任，但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将这类书报插图绘制的工作留给摄影师，因为就算是最好的画家，他的创作速度也没有摄影师快。
那么我接着说道，从事戏剧评论工作如何？
这项工作他完全能够胜任，因为每次在剧院看罢演出之后，他都会向我发表一番严谨，具体却又不失趣味的综合性评述。偌大个维也纳，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倾听他的观点，他应该试着去联系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但又必须要求他小心谨慎，不要过分地暴露出他的偏见。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道，无论是意大利歌剧，俄国歌剧还是法国歌剧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们同样也应该接受外国的作曲家，正所谓艺术没有国界。为此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然而无论何时，只要一讨论起音乐，我总会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在替自己作辩解，而是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代表学院说话。虽然我十分乐意分享阿道夫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巨大热忱，但我也不能够排斥其余的作曲家。然而阿道夫却固执己见，毫不妥协。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在我对阿道夫饱含激情的说辞中，我引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段唱词，“亿万生灵，信仰吧！全世界的爱正把你包围！”艺术家的作品必定是属于全世界的。因此，在他还未接受戏剧评论这份工作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可化解的矛盾，阿道夫如是说。于是乎，这个计划也同样泡汤了。
阿道夫在这个时期里搞了大量的文字创作。实际上，我发现其中主要是剧本和戏剧。这些创作大都取材于德国神话，或者德国历史中的故事情节。但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真正完成了的。可不管怎么说，要靠这门手艺挣些钱，倒没什么大问题。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一些草稿，那壮观的舞台设计让我为之惊讶。然而除了关于基督教诞生的那个剧本以外，其余的我都记不清了，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制作成本不菲。我们已经习惯了瓦格纳那些自命不凡的制作构想，但是阿道夫的设计构思，会让所有大师的作品都相形见绌。我对歌剧制作还算精通，因此不假思索地便道出了我的疑惑。我对他解释道，像他这样的舞台布景，不是寒冰就是烈火，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任何一个制作人都不会接受。他应该选择那种比较适中，比较柔和的舞台布景。总而言之，他最好别去碰歌剧，就去搞纯粹的戏剧创作，或者喜剧——这在老百姓当中是很受欢迎的。最有利可图的事情莫过于撰写几部平庸的喜剧。平庸？单是这个词就足以将他激怒。因而这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我渐渐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便我说服了阿道夫，让他将自己的画作或者文学作品递交给了某个报社编辑或者某个出版商，那样还是不行，他很快就会跟老板吵起来，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给不给他钱都一样。他只是不甘忍受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因为阿道夫只听命于他自己。
所以我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了我父母的慷慨资助，加上我教授私人课程挣得的报酬，使得我在经济上优于阿道夫，因此，我总是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并且最好要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他显得极其敏感，只有在我们去散步或者远足的时候他才会同意让我请客。
后来，在我们彼此分别以后，阿道夫想到了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使他既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又能够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他的绘画天赋更多地体现在建筑上而非人物肖像上，因此他就以最工整最细腻的画笔将维也纳的着名建筑（比如卡尔斯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类似建筑）勾画出来，并加以着色，绘制成图，然后等他一有空，就拿出去卖掉。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当时（他指1909年到1910年）我靠创作素描和水彩画为生。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这样做符合我的职业选择。”换句话说，他宁可忍受饥饿，也不愿放弃自主。
由于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当时，我也无法对阿道夫开展的特殊学习给出任何建议。再说我都自顾不暇，哪还有闲情去为他操心。然而我所留意到的是，他泡在书堆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尤其记得他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建筑史》，因为他最喜欢任意从书中选出一幅图片，蒙住标题，然后告诉我图上所示为何建筑，比如沙特尔大教堂，或者佛罗伦萨的碧提宫。他记忆力惊人，总是过目不忘，这当然也是他工作中的一大优势。
他不知疲倦地从事着他的绘画工作。我记得他在林茨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制图术的基本要领，尽管这些知识仅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不知道阿道夫究竟有没有将他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上，我也记不得他到底上没上过建筑制图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