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号精卫，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之一，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事业，对推翻清政府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在袁世凯掌权期留学法国，后参加护法运动。抗日战争爆发时，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的副总裁，权势仅在蒋介石之下。汪精卫对日本的态度暧昧，主张与日本合作所谓的“和平救国”路线，但与狼子野心的日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1938年汪精卫叛逃越南，与日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谈判。1940年，在日本支持下于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替日本统治除东北外的其他日占地区。
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尝试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建立所谓的“和平建国军”和大量的伪警察、特工组织，配合日军对广大的敌占区抗日武装进行清剿；为了配合日军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开始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破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运动；配合日军对根据地进行进攻和清剿，妄图消灭在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人民实施法西斯统治，建立保甲制度，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财富。在经济上，大规模发行伪币，造成普通居民大规模破产；圈占土地，将工矿企业实行对日“委托经营”，为日本掠夺中国矿产提供了便利。强征棉粮等军事物资，还收取各种苛捐杂税，为日军的战争提供了数额庞大的军费。在教育上，延续东北的奴化教育，在青少年中推行日语的学习，把“东亚联盟”作为其“新国民运动”的核心思想，通过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等方式，达到扩大宣传的目的。在外交上，追寻日本政府的意志，承认伪满洲政府，加入《国际防共协定》，对美英宣战，成为日本政府的忠实走狗。
但还有一种说法说认为，在汪伪统治的日占区稳定了人民的生活，因为汪伪的求和使得日军没有在华再发动大规模战斗，和平地收回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租界。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日本租界，随后在七八月份又收回了英法两国在上海的租界，10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汪伪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或许除了他自己没人能说得清楚，真相早已随着他的作古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无论汪伪的真实目的究竟如何，他的政府都是对日本在华的统治和奴役沦陷区的人民提供了便利和帮助。
1943年，汪精卫因病去世，陈公博成为汪伪政权新的权力核心，接任了汪伪遗留的重要职务，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
伪满洲国和汪精卫的伪政权，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为日本维持统治区、掠夺中国的物产和资源提供了便利和帮助，大量的伪军警加入到了进攻抗日武装和镇压人民群众之中，充当日本奴化教育沦陷区同胞的刽子手和执行者。
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这两个伪政权也走到了尾声。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始进入中国，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在苏军机械化部队面前的日军很快就失去抵抗能力，随着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7日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伪满洲国灭亡。溥仪被移交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也宣告解散，包括陈公博在内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被先后处决。
第五节 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
向中国转嫁危机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掠夺资源，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战斗的突然性，日本获得了东北完整的工农业体系。关东军每占领一地，都首先抢占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其目的就是抢占黄金等贵重金属。东北有丰富的粮食、木材和矿产资源，日军强征中国劳工为其开采各种资源。日军在大陆作战的武器弹药大量都是出产于东北的兵工厂，通过对东北的压榨，为侵略中国积蓄了大量战略物资。
但这些没法满足日本的饕餮之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的资源短缺就愈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经济就很难承受战争的耗费。4年多的时间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完全来自于军事工业，其他产业完全成为战争的附庸。且由于日本短时间内灭亡中国的目的没有达成，日本的各项资源被迅速消耗。二战的时候没有可以出口资源。此时，日本国内的各项战略物资都开始实行配给。为了节省石油，日本国内的汽车都采用了木炭代替。
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和战争的需要，日军开始加快对中国物资掠夺的步伐。1940年11月，日本内阁通过一项草案：“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我方物资动员计划规定的对华供应额急剧减少。鉴于这一形势，中国经济措施应在我方指导下，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与此同时，要合理地降低我方在中国的消耗。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日军主要的掠夺目标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煤、铁、石油等矿产类和粮、棉、麻、油等农产品；二是对中国沦陷区财政金融的垄断和掠夺；三是控制交通，牢牢掌握中国的交通线；四是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珍品。五是中国的劳动力。
疯狂掠夺
矿产资源和农产品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一直都是日本极其重视的。从接收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开始，到占领了煤铁资源的重要产地华北地区，日本采取了各种方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比如在华设置的农、矿等行业的统治机构、利用傀儡政权军事力量抢占各类资源，并开办各种类型的所谓中日合资企业。日本在华各种企业全速运转，大量开采中国的煤铁资源。1941年，日本从中国掠夺的煤约5600万吨、生铁约140万吨；1943年则各是5000万吨和180万吨。1942年我国全年的煤炭产量是约6600万吨，其中有约600万吨被日本掠走，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88.3%。而且由于开采煤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又加剧了日本对劳动力的掠夺。为了掠夺煤炭运往日本国内，日军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采取各种方式强征了大批百姓充当劳工。比如日军占领大同之后，就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以人换煤”政策，到日本投降时，一共开采煤炭1400万吨，也导致了大概6万名矿工的死亡。东北因为采矿致死的民工多达200万之巨。同时，大量的劳动力被日军用来修筑战斗工事，甚至有大量劳工被运往东南亚开采石油、橡胶等资源。日本通过占领、武装移民等各种方式强征中国的大量耕地。到日本投降之前，仅在东北日本侵占的耕地就多达3.9亿亩之多，而且日军只允许沦陷区的人民耕种日本急需的农作物，通过棉粮统购和各种强买强卖措施，大肆掠夺中国的农产品。
在财政金融的垄断和掠夺方面，通过控制傀儡政权的财政权，对沦陷区人民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强迫人民购买各种名义的日本债券。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各地设立各种由其控制的“国有银行”，大量发行所谓的法币，明令禁止原法定货币流通，并通过贬值、回收等手段，搜刮了大量法币，用以套取中国外汇基金，购买非沦陷区的各项物资。通过各种欺诈手段，汲取和利用中国民族资本，为其经济掠夺服务。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随着军事入侵，从东北扩张到华北、华东并逐渐向南部市场扩张，排挤其他国家经济，掠夺我民族工业。日本经济入侵的手段，首先是通过降低或取消日本商品的关税，降低日本产品的成本，使日本产品占领中国市场。通过各种强制措施和正当手段侵占轻重工业，控制原材料和成品市场。日军还垄断了交通运输，控制了货物的调配和流通，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经济市场的命脉。
日本通过各种殖民机构完成了对中国交通的垄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通过“满铁”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全垄断了占中国当时铁路总长度的41%的东北铁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日本经营着整个东北地区的公路、铁路和航海运输业，可以说完全垄断了东北的交通运输资源。在占领华北地区之后，日本建成了公路、铁路、河运、海运在内的完整的水路交通系统，控制了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港口，通过这些便利的交通，源源不断地将掠夺的物资运往日本本土。
在占领中国的几年时间内，日本掠夺了文物400多万件，其中主要是书画类，约300多万件。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军通过王道士掠走了敦煌的大量文物。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每到一地，日军就大肆搜刮各种文物典籍，大量的珍贵书画、瓷器、典籍、工艺品被运往日本。目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收藏的近万件中国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工艺品无所不包，基本都是抗日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流失在海外的名画书卷，约有三分之一在日本。而且，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随处可见中国的历史文物。对于不能带走的中国历史文物，日本则丧心病狂地将其摧毁。日本的侵略战争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极其严重。
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国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日本约占领了1000座中国的大小城市，对这些城市进行了挖地三尺的掠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总共达6000亿美元，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造成的隐形损失更是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