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策在波兰比在圣多明各要成功。他试图用宴会和演说赢得波兰。他对付犹太人最拿手。犹太人通过革命取得了平等地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莱茵河地区放高利贷，盘剥人民。拿破仑清楚他们经商的天赋，并未下逐客令。他想起了他们的习俗，下令在巴黎召开了犹太人的最高评议会，并让他们自行决定。须知，这种会议已经中断了数个世纪。最后，这个犹太人的权威机构宣布放高利贷为有罪。在西班牙，他却铸成大错，他忽视了危险，建议约瑟夫“以暴易暴，以悦民众”。
最让拿破仑惊奇的是德意志人。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缺少的一切，而他所有的，又是德意志人所缺少的。因此，在他叱咤风云的那些岁月，他对德意志人始终敬畏参半。他们令他感到害怕。他到达埃尔富特后，试图通过戏剧对德意志的大公们施加影响。他命令剧院经理不要上演喜剧，“莱茵河的对岸没人看得懂喜剧”。但可以上演高乃依的《西拿》，那部戏趣味盎然，里面还有一个场景，用以展现王室的仁慈，一定会获得很好的效果。接着他开始引用《西拿》的台词，但他记得不准确，雷穆纠正道：“天赐神座，授之于王。承天之福，惠赐下民。回溯过往，公正无私；眺启未来，自由不羁。履此王位，无愆无咎；王之所为，天之所佑。”
“棒极了！”皇帝喊了起来，“给那些冥顽不灵的德国佬看再合适没有了。至今他们还在谈论当甘公爵之死！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拓宽道德视野。这对于思想抑郁的人很有好处。在德国这种人数不胜数。”表面上他似乎在谈论自己一窍不通的德国音乐，可实际上他指的是德国哲学。可不管是哪一种，都让他既敬且畏。他喜欢的其实是意大利的咏叹调和伏尔泰的智慧。而“康德过于晦涩”。因此他从未担心过，如此迟钝的一个民族也能够迸发出激情。
这种误解也许源于民族隔阂。他在意大利北部非常成功，因为那时他年轻，思想单纯，同情被压迫者，因而成为革命的使者。成为独裁者后，他却不再向别的民族传递革命的火种。然而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民大众。“统治以民为本，而不是考虑是否会令某某先生满意……圣人高瞻远瞩，超越一切党派。因为加入党派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这是他的基本理念，可事实却是另一幅景象。
民众，包括法国人民，对他十分敬畏，这种情绪绵延达十年之久。然而，一旦当他受挫，怀疑也由此而生。“统治者面对民众应充满威严，”他说，“而不是曲意逢迎。否则的话，一旦承诺不能兑现，群众会觉得受到了愚弄。你问我为什么如此严厉？目的就是避免那些事情真的发生！”
但这种严厉逐渐背离他的天性，也违反群众的本能。他无法用金钱和荣誉去引诱他们，而只能向他们展示勋章、皇冠和加冕、宫殿、大排场和王孙子弟。但是人民感到与他日益疏远，他们不要再被他欺骗。
巴黎的人民知道，皇帝不许戏中的亨利国王说“我哆嗦”，而只能说“我颤抖”。因为国王虽然不过是一个人，虽然也会哆嗦，却不能承认。对此，他们有人愤怒，有人微笑。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皇帝曾告诉塔尔玛为何他不得不扮演恺撒：
“恺撒曾发表长篇演说反对帝制，其中说道：‘我对皇位不屑一顾。’可事实上他说的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罗马人正在背后看着他。他要他们相信，他厌恶当皇帝。可实际上这一直是他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却不可以信誓旦旦地说出来。”
宗教和戏剧同为他麻痹群众的工具。任执政期间，他在参议院精神饱满地说道：“宗教对我来说并不神秘，它只是一种社会秩序。它把平等和上天联系起来，以免穷人屠杀富人。宗教和接种疫苗有相似的功效：它能满足我们对神奇世界的好奇，保护我们不受欺骗，因为牧师们比卡里奥斯特罗伯爵那样的炼金术士、康德那样的哲学家以及所有德意志的梦想家们都有价值得多。没有财产分配的不均，就没有社会；而没有宗教，则不能维持这种不均。穷人忍饥挨饿以至冻死街头，他们只能梦想还存在更高一级的权力，只能希望在永恒的世界里，将会有另外一种秩序。”
尽管他懂得这些，也采取了多种救危扶困的措施，但他把他们始终视之为暴民、群氓。从王公到民众，他对人类的蔑视虽未增加，但也没有实质性的降低。他只是利用民众，正如他利用其他的阶级。他说：“改变世界的道路不在于对领袖施加影响，而在于发动群众。前者只能造就阴谋家，也就只配拥有二流业绩，后者则能改造世界。”民主成了他必须直面的问题。他对于议会制度并无任何创造性的预言，有的只是批评：
“共和这种国家形式能够振奋精神，包含着伟大事物的萌芽。但正因其伟大，因此迟早会走向灭亡。因为为了统一权力，它必需使用暴力，而暴力则会导致独裁或贵族制。这是最糟糕的专制。罗马、威尼斯、英国包括法国都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如果共和国想有所成就，那么中央权力就必须依赖议会中永久性的多数……唯有通过贿赂才能实现这一点，而这却是民族之癌，也是中央权力手中最可怕的武器。自由主义者创建了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一种折中的好办法，自有其优点，但必须由普选选出人民大会，才能有效地限制君权。”
拿破仑看到了19世纪的所有问题，但他却不能理解成就其历史的社会问题。
7
幻想 欧洲 欧罗巴合众国
想象力是拿破仑本性的第三因素，也是他自负与精力的源泉。他的幻想和他精密的天性不断斗争，最终毁灭了这一矛盾的载体。想象力将诗人与政治家融为一体，这使得他既能了解别人也能了解自己的感情世界。这就是他的识人和待人之秘。而这些又借助于他的精力而得以发挥。为了分析的需要，人们需要将一个人物的所有活生生的特点都概括到一个体系之中，因此常常不得不掐掉某些线头，再接上其他的线头。
“我不知道我会做些什么。一切都有赖于事件自身。我没有什么主观意志，只是听凭事物自由发展……人越伟大，就越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人们总是依赖于事件和环境。”这些话写在他给他夫人的信中，笔调轻松，却表现出他清晰的想象力。因为只有敢于幻想的人，才会不受任何体制和原则的束缚，参与到时代的运动中来，任心灵自由翱翔，在前进中创造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发迹更像是一场即兴表演，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总会事先算定所有细节；而他的宏大计划却是环境和发展所唤醒的结果，所转化的结果，并且是临时凑成的结果。“一个实干家看不起任何理论。他应当像几何学家一样利用理论，不是为了沿着直线前进，而仅仅是为了不丧失方向。”
这种方向乃这位政治家的基本思想，也只有既富于想象又精于计算的人才能做到。欧洲，是他最热切的梦想、最冷静的计算，也是他的政治目标、希望和雄心。他只能通过武力来实现这一梦想，因为欧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屡次遭到各国君主的猛烈攻击。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热切地向往和平，然而他的军人本性上的缺陷又无法容忍这一点。他使用了错误的方式，这一点可从时代、环境和性格上得到解释。无论如何，这不会抹杀他天才的高瞻远瞩。就在他逝去100年后，人们重新为了这一伟大的政治目的而努力。
“欧洲有3000万法国人，1500万西班牙人，1500万意大利人，3000万德意志人……我试图为每个民族建立一个唯一的民族政体……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也许将有机会贯彻统一的法律、基本准则、思想感情以及观点和利益……然后就有可能以美利坚合众国或希腊城邦联盟为模板创建欧罗巴合众国……多么兴盛、强大、繁荣的前景啊！……法国已经实现这一目标，而西班牙还遥遥无期。统一意大利要花费我20年的时光，而德意志则更加需要耐心。我必须简化那些古怪的宪法。我将如统一我们的政党一样，为统一欧洲各国的利益做准备……我不会将各民族的怨言放在心上，结果会使他们最终拥戴我……欧洲真的将成为一个民族。每个人都会觉得是在自己的祖国内部进行旅游……这是大势所趋。或迟或早，这样的联合终将到来。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我所建立的体系消亡之后，我相信，唯有谋求民族间的联合才能使欧洲处于均势。”
这里指的并非是借助独裁加强民族间的融合，也非是狂热的博爱精神。这里指的仅仅是共同的利益，以及那些之前各自封闭的部落之间的联合。19世纪，各个民族忙于建立国家，从而为融合创造条件。而20世纪，则开始实现拿破仑的理想。
8
毫无感情 感情奔放 财产 女奴
他思维清晰，因而得以很好地支配自己的精力和想象力。尽管他不愿承认，他依然爱多恨少。而战时，他的同情心与此决然相反：他可以牺牲100万人而无动于衷，而一个流血的士兵却足以刺疼他的心。他的幻想需要巨大的场面。有一次，约瑟夫宣称他是唯一热爱拿破仑的人，而他却生气地回答道：“错。5亿人的爱才能满足我。”这冰冷的话语犹如火山喷发。他儿时的老师早已听见它发出的隆隆之声。
为了治理好各民族，他把一切会令他分心的活动都抛开，剩下的就唯有偏执狂了。甚至在戏剧里，他也不赞成插入爱情故事。因为“爱情这种激情，只适合在悲剧中充当主题，而不能是附属题材……在拉辛的时代，它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社会的命运”。如果这种感情侵扰到他，他就会努力摆脱：
“我没有时间像其他人那样为爱情而烦恼……人类的所有行为均出自两种动机：趋利和避害。相信我，爱情既愚蠢又盲目……我从不爱任何人，连我的兄弟也不例外——对约瑟夫也许有一点，但那只是出于习惯，也由于他是我的哥哥。我也爱迪罗克。他既严肃又果断。我想他可能就没流过泪……多愁善感那是女人的事！男人们应该心如铁石，意志坚定，否则就不要搞战争和政治。”另有一次，他说：“除了达武，我没有朋友。他既冷酷又无情，和我正合适。”后来在圣赫勒拿，他说：“50岁的人不会再有爱情……我已心如铁石。我从未真正爱过一个人，也许对约瑟芬有那么一点，不过那时我才27岁。我赞同加西翁的观点，他有一次对我说，他对生命的热爱还没有达到可以将性命交与别人的程度。”
总是有些腼腆，又总是会突然道歉，口气中经常带着“也许”“有点”等字眼。——但就是这个人说出了下面的话：“无论是感情上还是行动上，我都是自己的奴隶。因为我以为，心灵远高于头脑。”在这里，他指的是情感比思想更重要，而这情感实际上就是他的想象力。
一个自视如此之高的人更易于陷入嫉妒，而不是爱情。他最初写给约瑟芬的信件表明，他当时正妒火中烧。若干年后任执政的某一天，他视察正在兴建的塞纳河大桥。此时，为了给对面驶来的车辆让路，他和随从闪在了一边：车里坐的伊波利特曾是他的情敌。那已是多年前的旧事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过去并得到谅解。从未有人，包括他自己提起过这个名字。而这次偶然的机会，却让他们擦肩而过。拿破仑脸色苍白，心神不宁，过了许久才恢复平静。
除此之外，他还具有一种仁慈之心，尽管这非他所愿，而他自己也拒绝承认。在意大利战场上，他看到一条狗坐在阵亡的主人尸体边哀吠。“这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像是寻求帮助或找人复仇。我被这条狗的苦痛深深打动。在那一刻，我一定会宽恕求饶的敌人。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阿喀琉斯会将赫克托尔的尸体交还给哭泣的普里阿摩斯。这就是人，性情变幻无方，根本无从解释。我将我的士兵派上战场，内心却无动于衷。我看着他们冲锋，数以千计的人倒下，而我却不曾流下一滴眼泪。可是一只狗的哀吠却让我的心颤抖。”
在他的许多信件中，都可以读到情真意切的话语。他给康巴雷斯（Jean-Jacques Régisde Cambacérès）写信道：“听说你生病了，我感到非常不安。希望你尽快康复。如果你不吃药的话，身体也许会好得多……无论如何，你还是应该尽早康复。即便是为了我们的友谊，你也要康复。”他在给科维萨（Jean-Nicolas Corvisart）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医生，我希望您能去探望一下大法官和拉西佩德（Bernardde Lacépède）：其中的一个已经病了一个星期，我怕江湖医生会送了他的命。另外一个有个体弱多病的妻子。请你去给他们看看病并治好他们。他们对国家如此重要，对我如此宝贵，请你一定要挽救他们的性命。”
谢尼埃长年写文章抨击他。而在他穷困潦倒之时却得到了皇帝的接纳和保护。卡尔诺是皇帝长达十年的政敌。皇帝得知他债台高筑之后，不仅为他偿清了借款，甚至都懒得看文契。同时，他让人算出卡尔诺作为现役将军应领的薪金，并一次性付给他一大笔退休金。在卡尔诺表示愿意为这笔钱做点事的时候，他让他写一篇军事论文，免得卡尔诺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得不为敌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