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制订全新的培养模式和教育方案之外，范绪箕也在思考怎样增强学校的航空特色，建立健全学科体系。师承冯·卡门之时，国外的教育方式让他深刻认识到多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根据我国航空工业的生产实际，为适应航空技术发展的趋势，范绪箕在校内展开了院系重组，一改过去学习苏联专业过细过窄的缺点，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理论基础，以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为进一步增强学校的航空特色，在他的指导下，学校加强了设计专业的师资力量，调整了工艺性专业。现在，南航飞行器设计学科已经成为全国重点学科，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为国家大飞机、直升机等的研制输送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范绪箕认为，航空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人才培养离不开试验设备。因此，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在范绪箕的带领下，学校大量专业实验室拔地而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2个风洞的建造。早年的求学经历让范绪箕意识到，风洞实验室在航空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风洞是航空院校标志性的教学和科研设备。然而，风洞的建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是国内当时没有完整的参考资料，二是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缺经费、缺材料。幸好范绪箕在浙大航空系时就曾自行设计图样，亲自组织施工建造风洞，积累了不少经验。在范绪箕的领导下，学校从1958年开始设计建造NH-1三声速风洞。也就在这时，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缺少经费和材料，尤其是建造风洞所急需的大量钢材。在他的努力之下，学校多方筹集资金，寻求钱学森的帮助，批复了大量钢材。之后，他带领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历经6年建成了该风洞。同时，1959年开始研制的小型气动力加热模拟试验设备也在他的指导下，于1965年建成使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南航的风洞已完成配套化，成为具备现代化测试手段的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试验基地之一，至今仍在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他的支持推动下，学校同时期建成的试验设备还包括进气道试验设备、低压燃烧试验设备、三自由度液压飞行模拟转台和大型连续工作式气源装置等。这些重大科研设备的研制，倾注了范绪箕的大量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向着正规高等本科院校稳步发展。
做科研 一马当先勇创新
1956—1958年，全校以提升教学质量为重点，完成了从专科到本科的转变。195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以任务带科研”的口号，范绪箕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引领学校实现以科研带教学的方针，并把办学水平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此时，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目的是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从苏联引进米格-15战斗机进行仿制，“大跃进”体现在航空领域的最大要求就是让飞机上天。各兄弟院校为响应中央号召，也纷纷打出了研制飞机与导弹的科研旗号，那时的北京航空学院 （简称北航，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北京工业学院 （简称京工，现北京理工大学）就提出了“北航一号”飞机和“京工一号”火箭弹来献礼。面对这一形势，南航怎么办，范绪箕决定研制无人机。“当时的考虑是，北航、京工等高校研制的是载人飞机和导弹，关系人身和地区安全，存在危险性，而无人机则是无人驾驶，没有风险。况且，无人机研发关系到航空科学的方方面面，国际上也属于先进领域。”正是这种敢想敢闯、不甘落后的精神，给范绪箕带来了新的灵感，更成就了南航无人机事业的斐然硕果。
范绪箕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的认同和支持。他建议范绪箕与第五研究院的研究项目结合，研究无人靶机项目，并给予风洞设计资料和器材的支持，这更增添了范绪箕对研究无人机项目的信心。然而这一连串努力却不为当时学校党委所理解，并被斥之为与毛主席的“大炼钢铁运动”唱“对台戏”，遭受连日批判。恰好此时南航接到教育部通知，要求范绪箕带队访问苏联的航空学院，这才使他脱离困境。在苏联参观的时间虽然短暂，范绪箕却受益良多。通过与两个飞机设计公司设计师的接触，他了解到了苏联飞机设计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另一方面，也全方位了解到苏联当时航空学院的学术水平也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高不可攀，这更加坚定了范绪箕对教学与科研结合以及无人机研制的信念和决心。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范绪箕提前将全校仅有的两台电动计算机和准备用于建造风洞而储备的钢铁隐藏了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又是一场接踵而至的批判，为此，无人机研究项目进展受阻。他提出的南航要在学术方面争取与其他高等院校并驾齐驱、争取一流的奋斗目标，也遭到了批判，被称为“白专道路”，但这一切却始终没有动摇他心中推行科研与教学齐头并进的决心。这个时候，学校许多科研项目在范绪箕的倡导和带领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大胆尝试了很多新项目。”范老向我们一一介绍道，“我们在导弹、火箭等领域都有涉足与创新。我们甚至在南京城外和连云港建起了火箭试验基地。可惜的是1962年，国家科委 （现科技部）要我们的新专业 ‘下马’，否则，我们在新学科和火箭相关的新技术方面也将在全国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范老带有惋惜地说。
同一时期，为了适应各科研领域的发展和避免兄弟院校干涉的压力，范绪箕不断进行新的院系调整和专业划分，电子、控制、测量等又一批带有南航特色的重点优势学科得以建立。而今，这些都已成为南航的特色和优势学科。他还创办了《南京航空学院学报》并兼主编，亲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大力推动学校科研工作，提升学术水平。“敢想，敢做，争取一流”正是范绪箕在教学科研态度上的真实写照。采访中，范老多次提到一个“闯”字。或许，正是这个“闯”字，给了他无穷的力量，让他在科研道路上大步前进。他认为，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对科学技术敏锐的洞察力。坐享其成肯定是要失败的，要随时跟踪新技术，注意国际发展动态，并要有迎头赶上的决心”。
爱航空 款款深情献祖国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之时，范绪箕正在国外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后修改，由于母亲病危被急电召回。当他在上海走下船舱时，备感国家破败、百姓流离的痛苦，这更加坚定了他留在国内、为祖国作贡献的决心。“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待遇是否优厚这个问题。在我们那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心中，为祖国建设作贡献才是我们的目标啊！”范老动情地说。
航空航天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科学体系，从浙大航空系的建立，到华航的创办，再到南航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赤手空拳摸索的过程，没有模板作为参照，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其他必备的条件，每前进一小步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然而，在采访中范老却面带轻松，向我们这样解释：“说老实话没有太大压力，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去做这些事情。我的专业就是航空航天，我的热爱和激情都在这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范老的一番话正是这句名言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南航的发展与浙大航空系和华航的发展模式确有不同。后两者都是通过原有老校的合并或改建而成，无论是教学制度、师资力量还是学术科研，都有一定的基础。而南航的发展则是要将苏式中等专科学校改造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本科院校，完全靠着自力更生去慢慢改善与提高，这中间的发展实为不易，尤其是还要顶着与其他高校的竞争压力和时事的干扰。然而，正是这些艰难困苦，培养了南航师生“负重奋进、献身国防，唯实创新、志在超越”的意志和决心，写下了新中国高等学校跨越式发展的成功案例。
后
记
交谈后我们得知，尽管年岁很高，范老却无论寒暑，雷打不动，依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看书、做研究、写文章。与范老的谈话时间不长，信息量却极大。他带我们领略了60年前南航建校之初的模样。镜头随着范老的记忆不断变换和丰富。那些我们不曾经历的奋斗岁月，那些我们不曾了解的艰辛校史，就这样一点一点被这位90多岁老人呈现出来。谈话结束后才发现，“团结、俭朴、唯实、创新”的校风正是前辈们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不断努力的目标和榜样。
在采访中，90多岁的范老时断时续地讲述着南航建设发展初期的点点滴滴，时而情绪激昂，时而沉默良久。清瞿儒雅的身影，深邃幽远的目光，既是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深重痕迹，也是他波澜曲折一生的展现。当年那个从美国学成归国、意气风发、曾目睹国家风雨飘摇而许下航空报国誓言的青年学子，那个百折不挠、负重前行，吃不饱、穿不暖、缺钱、缺材料却始终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的中年教授，即至耄耋之年仍不改其志，仍怀报国的赤子之心，这些身影在一霎那间重合在一起。这位南航早期的建设者、为南航发展殚精竭虑的奉献者、南航精神文化的开创者与传播者，在他那瘦弱的身躯中依旧蕴藏着、涌动着一股值得我们守望与传承的精神力量！
回到学校后，我们赫然发现，明故宫校区图书馆前40周年校庆纪念碑竟出自范老之手。碑上隽秀而苍劲地刻着“严谨、勤奋”四个大字。我想，这正是范老对后生们的期待和希望。在母校60华诞到来之际，就让我们向如范老一样为学校鞠躬尽瘁的老师们道一声辛苦，让我们共同祝愿母校能再创辉煌、续写华章！
（撰稿：徐 川 审稿：王 晖 编辑：徐文俊）
注 释
[1].友寄语： 严谨，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