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管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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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清华大学(2)

管德现在还记得:

有一天,我送一个“老虎”走到这个桥上,他趁我不注意就跳到河里去了。那河水很浅,跳下去以后水才没到膝盖处。他不肯上来,对我说:“你说吧,我是不是‘老虎’?你要说我不是‘老虎’,我就上去。你要说我是‘老虎’,我就不上去了。”

他这个突然的举动,弄得我哭笑不得。我怎么能说他是不是“老虎”?但我一个人没办法把他弄上来,最后只能请旁边的人帮忙,把他拉了上来。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政治运动中,教学活动基本停止,学生、教师都把时间用在了参加运动上。管德和一些同学被派去参加调查两家营造厂的工作组。

当时被称为营造厂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建筑工程公司,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接各项工程。有几家营造厂在运动中被揭发出的问题比较大,政府部门组织工作组进驻。管德回忆:

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一个县级干部,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武明月。第二个组的组长官大,是地级干部,叫侯朴,他经常可以到曲园饭店吃饭。

我在这两个工作组里,分配我的工作是算账,就是算营造厂的老板到底有多少非法利润。怎么才能算出这笔账呢?我的做法很简单,营造厂有账,我就看他的账,比如说买了1000块砖花了多少钱,我就打电话问物价局,询问砖多少钱一块,从物价局得到每块砖的价钱,比如说一块砖一角钱,那我一算,1000块砖应该多少钱,高出我计算的那一部分就算非法利润。其实这个做法并不符合实际,因为买东西跟物价局定价完全是两码事。但我就很简单,所以这样一来二去,每个营造厂都算出一大笔账来,因为他要赚钱,肯定卖得贵。

当时工作组的做法就是不让“老虎”睡觉,我们这帮工作组的人也不睡觉,非得晚上干活,我那时也就20岁不到,几天下来,困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倒地上就睡着了。那天正好公安局来抓那个营造厂老板,要当场宣读逮捕令,但地上睡一个人太不像样子,于是就叫我,怎么也叫不醒。最后他们只好把我提溜起来弄到另外一个屋去了,就这样折腾我也没醒。那时冯钟越和我在一个工作组。我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冯钟越跟我开玩笑,你还睡呢?老板都跑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入团、入党

清华大学很早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6年,清华大学第一个共产党党支部成立,领导进步师生开展革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在南迁同学与在北方同学中间,发展出北系、南系两个党组织系统。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返回北平。根据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南系、北系仍保持独立。

抗战胜利以后,清华大学继承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的革命传统,从抗暴运动开始,一浪接着一浪的学生运动,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伟大的反蒋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到清华大学解放时,参加过地下党的学生有428人,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的学生有700多人。(《党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基层组织的奋斗历程》)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地下组织的南系、北系合并,但学校一级仍分别成立党总支。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党员和党组织从内到外,一步一步走向公开。党员把群众当做‘阳光’,党公开就是从地下转到地面,接收阳光的普照。航空系教师中的党员数量最多,有何东昌、樊恭囗(xiao)、屠守锷、何庆之、董寿莘等。

在管德跨进清华大学大门前两个月,“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以隆重而朴素的形式向全校正式公开,在二校门张榜公布了党员名单,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当时清华大学共有地下党员189人,只公开了187人(教师30名、学生148名、职工9名),另有2人因工作需要未予公开。”(金富军《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纪念清华园解放60周年》)

在此之前,1949年3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大学总支部已经成立,清华大学地下党建立的各类青年组织的成员,都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全校同学大约有1900人,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宣誓的团员就有526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在迎接解放军开进北平入城仪式的准备过程中,清华大学成立的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下设宣传部、联络部、生活部、总务部、秘书处等)能够在全校同学中编成5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小队。参加工作的同学有1821人。

1951年清华大学党员人数达到300人,总支改成了党委。

这是一个具有浓郁政治气氛的校园环境,在新中国阳光沐浴下,清华园处处生机勃勃。管德与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一起,以积极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

时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的何东昌曾经回忆:

对清华大学党组织而言,1952年是一个分水岭。1952年以前,主要是在学生运动的“赤色群众”中建党。

——何东昌《解放初清华党组织工作回顾》

1951年的5月4日,管德经叶锡林、高镇宁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于著名的“五四”运动,1945年陕甘宁边区救国会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其含义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管德进入大学不久就参加了青年团,以后又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其政治表现显然早已经被党组织列为学生中的“赤色群众”了。组织已经在培养考察管德,但他并没有觉察,只觉得入党仿佛是很简单的。

管德回忆:

我是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入党的,那时候学生中入党的人比较多,是成批发展的,入党手续也比较简单,就是自己讲一遍对党的认识和向组织提出加入的请求。不像后来入党还有很严格的政审、外调、问这问那。我印象中,组织上一句话都没问过我,就是靠你自己讲明白是怎么回事。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52年6月26日,由吴锡衡、吕慧敏介绍,参加青年团刚一年多的管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的1953年6月26日,他已经被分配至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在那里他如期转正。

大学毕业

“三反”“五反”运动的时间不算很长,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根据文件的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并纠正了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偏差。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在运动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后,管德和派出参加运动工作组的同学回到了学校,这时他们面临的是提前毕业。

195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五反”工作组时合影(前排左二为管德)

1952年底,新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国家建设急需专业人才。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高等院校里一大批学生提前毕业。管德这一届大学生在学校不到三年就面临毕业分配了。按照大学的课程安排,四年级以后的专业课没有学。

管德回忆:

出来工作以后,学校专门给我们补了一次专业课。我在航空工业局工作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都回去补过课。因为大学基本上没好好上。

我记得很清楚,空气动力学本来是三门课——理论空气动力学、实验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当时叫飞机空气动力学),当时就变成一门课,所有的课程都是这样,就是压缩,因为没时间学但又要学。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52年,管德从清华大学毕业,适逢又一次高等院系调整。

为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1951年3月7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航空院系会议,决定将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四校的航空系合并,在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学院。1951年5月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改设独立的清华大学航空学院。1952年第二次院系调整,仿照苏联模式,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与四川大学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为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

管德毕业时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已经合并入北京航空学院,但毕业文凭还是清华大学颁发的,因为那时的北京航空学院只是纸面上的一个决定,处于筹建初期,连校址都没有最后确定。1952年10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成立大会是在市内皇城根北京工业学院礼堂(中法大学旧址)举行的。直至1953年6月1日,北航才在元代土城外柏彦庄举行了奠基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