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特殊材料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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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求学,在战火纷飞的神州穿行(1)

北平,“宁波会馆”的寄宿生

1934年春季。

小小少年独自远行。

“咣当”一声,列车停下了。

这天下午,颜鸣皋来到北平。

颜鸣皋下了车,没有按照父亲的吩咐先找住处,而是直接去了他要投考的北京汇文中学。

北京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从1902年起,校址设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区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址,原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1919年,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汇文中学学生走在呼唤民族觉醒斗争的前列。1926年,蔡元培先生给汇文学校题词: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以后汇文中学将其概括为“智仁勇”并作为校训。

那天,颜鸣皋报了名之后,走出学校,天已经黑了下来,这才想起晚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急匆匆地往王府井旁小甜水井胡同的宁波会馆赶。

会馆的老乡看是一个小孩来投宿,很是惊讶,关切地问:“你家大人呢?”

颜鸣皋回答:

“我家大人没有来。”

“你家大人没来,你怎么来的?”

“我自己来的。”

“你一个人从宁波来的?”

“是我一个人来的,但不是从宁波,是从武汉来的。”

那位老乡瞪大了眼睛,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半大孩子千里迢迢独自一人能够来到北平,可眼前的事实又不得不让他相信,嘴里嘟哝着: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家大人也放心?”

“没事的。”颜鸣皋满不在乎地说。

“没事就好啊。你来这里干什么?”老乡又问。

“来上学,北平毕竟是大都市。”颜鸣皋回答得有板有眼。

那位老乡看着听着,不由得对这位不起眼的小同乡刮目相看,热情地为颜鸣皋安排了房间。

这里,我要多介绍几句宁波会馆。

前面说过,从宁波走出来的都是商人和学人。起初,走出来的是学人多。为了应试,他们来到京城。在明代,宁波的试馆就建在王府井旁的小甜水井胡同,因为那里离建国门内的贡院较近,举子赶考方便。后来,走出来的是商人多。在明末清初,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在全盛时期,宁波会馆的数量在北京多达13处,并且全部集中到王府井旁边的小甜水井胡同,形成宁波会馆一条街。

宁波各会馆为何集中到小甜水井胡同?其主要原因是会馆的成分已由清代的士子为主演变成宁波商帮为主。因为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士人不用再到北京赶考。由此,试馆的作用也就宣告结束,演变成民间联络乡情和同乡互助的同乡会馆。再加上王府井在民初已形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宁波商人纷纷在王府井开店营业,因此宁波人居住的会馆选择在王府井旁边的小甜水井胡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颜鸣皋来北平时,宁波帮和宁波会馆已没有了往日的繁荣,不但在京宁波人大大减少,而且宁波会馆的数量也锐减为几处。这是由于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北京的工商业也举步维艰、苦不堪言,只能勉强维持局面。在民国初期,由于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北京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北京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由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达官贵人纷纷南迁,一时深宅大院人去楼空,市面更加萧条。达官贵人一少,成衣业就不景气。由慈帮垄断的浙慈会馆慢慢地变成了北京成衣会馆、北京成衣业公会,从此不再成为慈帮裁缝的一统天下。另外随着西医西药业的兴起,中医中药业也蒙受巨大打击。1924年,曾经辉煌数百年的由宁波中医中药业垄断的“鄞县会馆”改名“四明会馆”,并成为宁波各县的公产,也即成为“宁波会馆”的附产,专供在京宁波籍人士逝世后停柩及埋葬客死北京而无力举榇回乡的义地。

颜鸣皋住进会馆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几具黑漆棺材。他不免心生恐惧,毛发耸然,眼里透出胆怯的目光。

看守会馆的老乡看出来了,安慰道:

“孩子,不要怕,不要怕,都是咱们老乡。他们也是在咱宁波会馆歇歇脚,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去。”

颜鸣皋嘴里说“我不怕”,但心中依然“扑通、扑通”地敲着小鼓。

那位老乡帮颜鸣皋放置好行李,又说道:

“那么远的路途,你一定累了,就早点睡吧,明天起早好上学。有啥事,你叫我。”

颜鸣皋急忙说:

“我不累,我不累。”

颜鸣皋内心里是想让这位老乡多待会儿,可老乡并没领会他的意思,朝他摆摆手,就轻轻给他带上门走了。

老乡离开之后,颜鸣皋虽然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可在他那个年纪能不怕吗?

一连几夜,颜鸣皋一躺在床上,就紧闭眼睛不敢往四处看,大夏天里也不怕热,还用被子蒙上头,捂得周身上下如水洗过一般。由于紧张再加上天气热,他怎么也睡不着。睡不着,他就强迫自己看书,直看得眼睛困得睁不开了,才敢睡觉。可是在夜深人静时,哪怕有一丁点儿响动,他都会被吓醒,并惊出一身冷汗,紧闭着眼睛数数儿熬到天明。

颜鸣皋在这会馆里住的时间不长。他入学后,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宅居住。

颜鸣皋在汇文中学也只读了一个学年。不是学校不好,是因为另有原因——手头拮据。

虽然父亲在颜鸣皋来北平时给他带了一些钱,并定期给他汇生活费。但他怎么省着花,一个学期学费加生活费也要100多元。

颜鸣皋知道父亲挣钱不容易,家中兄弟姐妹又多,他应该为父母分忧。

颜鸣皋决定另择一个便宜点儿的学校。

通过多方打听,颜鸣皋选中了通州潞河中学。

通州,放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桌

1935年春,颜鸣皋来到了通州。

通州潞河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它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1867年创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始称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谢卫楼先生。潞河书院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2年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

说起来潞河中学和汇文中学有着非常深的渊源。1917年华北协和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组成燕京大学。其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为私立潞河中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与阅历的丰富,颜鸣皋已不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穷酸学生,而是一名关注世事的热血少年了。

在颜鸣皋来北平之前,当时政府对日本人步步退让、卖国求和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就已先后签订了。

国耻也是教科书!

颜鸣皋在汇文中学、潞河中学受到的教育,不仅仅在文化知识方面,还有思想品德诸方面。

当时的通州,尚属河北省,由于三个卖国协定的签订,中国军队已全部撤出。中华民族的败类、日寇的走狗殷汝耕,正在那里掀起一阵阵浊浪。在主子的授意下,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被封为委员长。

颜鸣皋进了潞河中学之后,对此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感受到一种压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甚至对自己为了省学费选择到通州来上学的决定是否正确有了怀疑。

同学们表面上都平静地坐在课桌旁读书,可平静的课桌时时刻刻都在喧嚣!私下里,他们回顾着日寇攻打长城时师生们如何救护抗日将士;痛骂着汉奸卖国贼的罪孽;袒露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心迹……

颜鸣皋在一旁静听,很少说话,更加沉默。如同火山在即将爆发的那一刻,异乎寻常地沉默。听着同学们的诉说,他的眼在流泪,他的心在泣血……

1935年11月,日寇又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华北自治”。

清华大学等10所学校的学生发出了怒吼,联名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义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及卖国求荣者的嘴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国的自由。

10所学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学校的支持和响应。

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12月初,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12月9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游行。12月9日清晨,北平市上万名学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冒着严寒,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防共自治!”

“武装保卫华北!”

……

学生们要求向南京政府驻北平长官何应钦面交请愿书。可何应钦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怀仁堂,而是躲进了西山的别墅,拒绝会见学生代表。

更令人发指的是:国民政府的军警对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封闭了西直门,阻止学生入城参加游行;他们用高压水龙驱散游行队伍;他们用大刀、木棍袭击游行学生,逮捕30余人,打伤100多人……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一二·九”运动!

颜鸣皋虽说未能亲身汇入到游行的队伍里,但他的心参加了。近在通州的他,关注着这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和新闻。他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进北平,与反日爱国的同学一起并肩战斗。然而,到最后传来的却是学生运动被镇压的消息。

颜鸣皋的心情由兴奋转为悲愤,悲愤之余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更加沉默寡言了。白天,他常常端着饭碗在发愣;夜晚,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人也消瘦了许多。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他弄不懂,有许许多多的悲痛让他这年少的生命难以承受。他努力地想去探究,想去排解,可是,探究来探究去,排解来排解去,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

是的,他非常地失望,对来北平这一年多的生活和看到的事情非常失望。

可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失望正代表着他的成长。如果说他来北平时,还是一个遇事不知所措、只知埋头读书不谙世事的少年,现在则是一个敢于面对困难、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关心国家兴亡的有志青年了。

“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中华大地在哭泣。

炎黄子孙在怒吼。

经过一个个痛苦思索的日夜,颜鸣皋决定离开华北、离开北平、离开通州,回到父母的身旁,回到还未沦陷的武汉。

应该说,颜鸣皋在决定离开潞河中学时,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年来,他和这里的老师、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整个华北的大形势和那刺目的“太阳旗”又让他无法待下去,他难以忍受当亡国奴的日子。

“再见,通州;再见,潞河中学,也许我还会回来的。”颜鸣皋在向老师和同学们挥手告别时,心中这样想。

武汉,为民族的危亡发出怒吼

1936年的春天,和往年的春天似乎没有两样,草木依然抽叶发芽,花朵依然竞相开放,鸟儿依然尽情欢唱,辽阔的华北大地上,开了冻的河流依然顺畅地流淌。只是,颜鸣皋对这一切似乎视而不见,带着愤、带着怒、带着遗憾踏上了归途。

回到武汉,颜鸣皋重新进了母校博文中学。他是插班生,读高中二年级。

当时的中学,也和现在差不多,高一暑假时是要军训的。颜鸣皋因为是插班,暑假前没有参加。他找到负责此事的老师,要求补上这一课。

老师惊讶地看着他。

颜鸣皋没等老师发问,就连珠炮似的说:

“老师,我要参加军训,咱们国家正面临难以预测的危难,作为青年学生,要用军人的素质和要求把自己锤炼出来,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为国尽忠,所以我要补上这一课。我刚从北平回来,受过小日本的欺负。日本人得寸进尺,早早晚晚,咱们要和他们干上一仗。”

老师嘴角挂满笑意,连声说“好”。并将颜鸣皋的名字填进军训学生的花名册。还说:

“军训开始时,你给同学们讲讲北平的情况。”

颜鸣皋点头答应了。

他们军训操练的地点在武昌军营。在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里,学生们在这里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出操列队、学政治、学军事等。

烈日下,颜鸣皋挺立着;

汗水流,颜鸣皋坚持着……

在军训期间,表现好的可以加入“三青团”、“复兴社”。不知为什么,颜鸣皋没有被选上,大概是因为身体瘦弱,他又是唯一的一个高二学生。这倒歪打正着,为他的历史留下了一页清白。许多人都是这样稀里糊涂加入这组织那党派的,到后来有口难辩,怎么也说不清。

对于年轻学子来说,高中时期是学业最繁重、最紧张的阶段,也正值血气方刚、感觉异常敏锐的年龄段。生逢当时的中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颜鸣皋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何况他还有在北平生活和上学的一段经历,必然促使他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打倒卖国贼!”

唱流亡歌曲,宣传群众,抵制日货,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颜鸣皋总是亲历其中。

颜鸣皋至今还记得,当时他们博文中学学生剧社自编自演了一个活报剧,大意是日本鬼子侵略东北,到处烧杀抢掠,逼得老百姓四处流浪,卖儿卖女,后来大家组织起来,在中国军队的支持下,打回老家去,赶走了日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