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报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大观成长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小的时候，勤劳诚信的舅舅对他影响很大，舅舅家的一副对联让他记忆一生，该联上联是“传家有道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这后来成为了他的一条行为准则。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众的苦难刺痛了吴大观的心灵。加之他一度在国民政府的机构中工作，对社会的黑暗看得深切：政府无能，官员贪腐，日寇横行，盗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广大贫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一切更激发了吴大观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
1944～1947年，吴大观到美国深造，之后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工作，但他心系灾难深重的祖国，毅然回国。然而刚回到祖国，就发生了一件令他痛彻心肺的事情。
从美国回来吴大观随身带有50美元。到了上海港，吴大观一行人还没有下船，就有人乘小船到轮船上来，说政府有规定，必须把美金换成法币。忠厚善良的吴大观相信了，就稀里糊涂地换了。下了船，到了码头，家里来人接，说起此事，才知道上了大当，被人家骗了。
不久之后，在上海，吴大观年仅4岁的女儿得了白喉，送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说需要打针——白喉血清，要家里人自己去买药，买来才能打，孩子躺在那里，呼呼地喘气。吴大观仅有的美金被骗了，没有钱，就和爱人四处奔走，直到第二天，借到钱，买了药，赶到医院的时候，活泼美丽的女儿已经没有了。
吴大观强忍着失去女儿的悲痛，继续留在中国寻找着报国之路。他不愿意借助自己留洋归来的牌子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公司找工作，而是先后从广州辗转到北平。1948年，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吴大观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了吴大观一本《毛泽东选集》，同时，还发给他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认真学习，吴大观发现，著作中的话语将他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此刻他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后来吴大观又见到了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群众、为人民服务。吴大观从内心觉得，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1949年，吴大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对自己说：“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为事业发展甘为人梯
吴大观为祖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吴老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领军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设计研制了数个航空发动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在于他为祖国培育了一支航空发动机研制队伍。今天，我国追赶航空强国的脚步不断加快，特别经过“太行”发动机的型号研制，已经锻炼了一大批航空动力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吴大观的功绩不可磨灭。
吴大观深切地懂得，航空发动机研制事业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航空发动机研制事业关系到国家战略，而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吴大观常说：“我愿做一磴阶梯，让青年一代踏着自己的肩膀向技术高峰攀登。”
吴大观十分爱惜人才，他立足党和国家的事业，用大爱精心培养人才，在实践中锻炼人才，造就了一批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精、勇于攀登的科研技术队伍。一大批年轻设计员们在型号研制中成长起来，成为了日后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栋梁。
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之初，发动机专业技术人才稀缺，吴大观与当时的党政主要领导一起筹划，千方百计，广泛招揽发动机研制的各类人才。经过上级批准，从全国重点院校和大型企业挑选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和技术工人来所工作。吴大观深爱这支刚组建起来的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为了培养年轻的科技人员担负起研制发动机的重任，他一方面把他们放到科研第一线锤炼，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国外的经验，跟踪世界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
“科研人员不懂数学是全文盲，不懂外语是半文盲。”吴大观经常拿这样一句话来激励年轻人学习英语，弥补不足。他亲自组织培训班，请英语好的同志讲课，对科研人员进行分批轮训，并号召大家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自学英语，晚饭后1小时学技术。当时，全所形成了学技术、学外语的浓厚氛围。每天晚上，科研楼里灯火辉煌，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许多人都是在10点经领导催促才回去休息。对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吴大观举办英语强化班重点培训他们。没有老师，他就亲自授课；没有教室，课程就在自己家的小平房里进行。一次集中学习时，吴大观上来就开宗明义要求大家只用英语交流。一位技术人员紧张得很，一上来便把一句简单的“晚上好”说成了半句俄语、半句英语的混合，惹得大家一阵好笑。这些挑选出的技术骨干，在吴老的亲自培养下，英语水平显著提高，也为日后成长为航空发动机研制的领军人物和专业技术带头人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
许多和吴大观并肩开拓的科技人员如今回忆往事，都会说起“黄豆干部”和“尖子宴会”。那是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许多科技人员吃不饱，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了浮肿。看到这一情形，吴大观非常着急，他积极向主管后勤的领导建议，寻找各种解决措施。后来通过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了一批黄豆，发给大家改善伙食，对消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科技人员们于是就送了个“黄豆干部”的称谓给他。后来，吴大观和所领导一起决定自己动手，在沈阳郊区兴建农场，解决粮食供应不足问题。1962年春节，所领导决定请技术骨干聚餐，吴大观和其他所领导亲自点了32名同志参加。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的“尖子宴会”。会上，所党政领导与他们亲切交谈，畅谈工作体会，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他们的辛勤工作给予了褒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困难时期，所党委和吴大观等所领导对技术人才的“优待”行为所反映出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鼓舞了广大的科研人员。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吴大观在西安红旗厂组织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当时急需选派一批技术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英国接受培训，那是中国刚刚从十年“动乱”的阴霾中走出，选派出国人员必须要“根正苗红”，当时韦龙庚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业务能力相当出色，但因为他的岳父是走资派，因此出国培训他被排除在外。吴大观得知这一情况后，说：“韦龙庚工作这么努力，能力也很强，为什么不能出国？”他多方协调，力排众议，最终让韦龙庚实现了出国培训。许多年后韦龙庚还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其中的细节，他百感交集，深情地说：“吴老对我们无私的关爱，才使得我们得以快速成长。”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
在无私关爱的另一方面，“严格”也是老一代设计人员对吴大观至今留有的一个印象。“就是当时的室主任、副总师甚至也有被吴老训哭的。”曾任“昆仑”发动机总设计师的严成忠现在回想起来笑着说。吴大观对技术积累工作高度重视，自己也是资料收集方面的榜样。同时，他严格要求，凡是出差的人回来后必须形成出差报告，要汇报各方面了解的点滴情况，并归档；否则就不给报销差旅费。在他的严格要求下，科研人员们都慢慢形成了收集、整理、归纳、归档资料的好习惯。
正是怀着对党、对国家忠贞的信仰，吴大观用博大无私的爱培养了一批继承祖国航空发动机研制事业的接班人。
“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信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吴大观也没有逃过遭受磨难的厄运：关过“牛棚”，扫过厕所，遭受过批斗严刑拷打，吴老迷惘过、困惑过，但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航空报国的决心。1972年，恢复工作后的吴大观，却从来没有因为之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发出丝毫怨言。他的全部精力倾注在了钟爱的航空发动机科研事业上。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说道：“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认识，现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做出的决策。”这样的胸襟何等开阔。
正是心中怀着坚定的信仰，吴大观才能以巨大的热情忘我地工作，每天，他总是上班最早的一个，下班最晚的一个，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办公室。在他的日历本上，从来就没有节假日。他像一台发动机，长期处于高负荷、高效率的运行状态。脑子里时时萦绕着技术方案、工作思路、发展目标。他坚持经常深入科研一线，到处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发动机每次重大修改设计，他都亲自参加讨论；重要环节、关键数据，他都精心审核把关；每次重要试验，他都亲临现场，指挥“战斗”。
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是吴大观的唯一嗜好。他眼睛不好，后期一个眼睛已经全盲，另一个眼睛的视力也只有0.3。但他却每天3点钟便起床看书，晚上也睡得很晚。少有的空余时间，就被大量的书籍所充斥了。这样一个几乎不懂什么娱乐的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了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的不懈追求上。
晚年的吴老，还坚持每晚都要去办公室的习惯，他脑子里始终琢磨着航空发动机发展的那些事。晚年形成的22本笔记，更是凝结了吴老最后的心血。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吴大观的这一精神，始终为人称道，而这也源于他对党的坚定信仰。困难时期，吴大观作为二级专家有专门的票可以到市里吃饭，虽然他也因为缺乏营养而身体浮肿，然而，他一次也没有去过。一次去当时的联邦德国考察，一心抱着真正学习技术态度的吴大观，走在异国的街头，竟因口渴就直接到水龙头下接自来水喝。他是希望节省些开支用于国家航空发动机研制。
吴大观和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节俭。记者走进吴老的家，看到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吴老的老伴华国回忆说，“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吴大观一家的生活是如此俭朴，但他对国家和群众的困难却尽心尽力地支援。1955年，他被提升为二级工程师，感到国家还很困难，自己的工资比工人高出好多倍，悬殊太大，脱离群众，曾多次打报告要求降低工资，未被批准；1963年，国家经济又遇到困难，他又向党组织打了要求降低工资的报告，仍未被采纳。刚好遇上援越抗美，他通过邮局先后寄出1200元，支援越南抗美斗争。后来战争结束后，他从1963年起，每月多交100元党费，每年就是1200元。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傻。他回答：“我们国家穷、困难多，作为一名党员多交党费，心里踏实。”1971年，他补发了“文革”期间欠发的6000元工资，随即便把4000元交给了组织。截至今年的46年来，吴大观坚持每年除正常交纳党费外，在自己工资收入和离休金都不高的情况下，多次上交“特殊党费”，金额累计达11万多元（不包括去世前一次性交纳的10万元党费）。
对周围的同志，他总是从政治上关心，技术上培养，经济上帮助，在沈阳606所时，清洁工王师傅的儿子要结婚，手头钱不够，他立即帮助了50元钱；老工人张师傅小孩多，没钱做衣服，他就从家里捆了一包衣服送去；有一位同志家在农村，要修房子，便送去200元给予帮助。凡在吴大观工作过的地方，这样的事例有许多许多。吴大观还为“希望工程”、灾区捐款累计9万多元。吴大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组织上安排吴老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但吴老都拒绝了。为了不给国家增添麻烦，不愿意再多花国家的医疗费用，他坚持在中航工业集团下属的医院——航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并一再表示，不要用昂贵的进口药品，反复恳求医护人员：“不要为我这种治不好的病浪费国家的钱。”
在2001年5月，吴大观在学习了《求是》杂志《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等9篇文章后，不顾年迈，写了一份万字的《汇报提纲》。通过理论学习，吴老对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答案更清楚了，“心里感到亮堂堂的。”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选择共产党领导中国是绝对正确的。共产党是科学，是光明。入党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这也是吴大观一生艰辛开拓、无私奉献精神的最深刻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