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606所
下面我要说说“厂所结合”对我的影响，我为什么会离开606所。
1976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派性比较少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候，8月的一个晚上，所里的五六个工人到我家里说，在111厂的42车间有我们四十几台机床，这个车间是606所早先在410厂里做试验建起的，怕搞“厂所结合”，机床被410厂没收，所以他们很不放心，要搬回所里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节。我在410厂兼职的时候，在那个大楼里坐了好几年，两边奔跑，忙得喘不过气来。1973年，部里来了一个文件说，为了加强606所试制加工力量，要给606所建一个试制车间，这个车间建在哪里？怎么建？要两个单位（厂、所）的党委研究，提出意见。那时，我的这一票是很关键的，因为毕竟是负责技术工作。究竟是建在410厂好，还是建在606所好？这里有问题了。我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可能孤立，要有材料供应、热表处理、锻铸、工具车间的支持。放在所里，要建起这样一大套是很费劲的；放在工厂里，“厂所结合”嘛，好一些。所以我就发表意见，应该建在厂里。这就不得了啦，所里就反对我。
厂党委决定，试制车间建在410厂里，这个事情就定了。所里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负责技术工作的，部里也同意。但是就得罪了所里的同志。
后来，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建起这个试制车间，有7000多平方米、几百台床子，做试验件、压气机、盘类、机匣、零件等。厂房布置很周到，由第四设计院设计。等车间快建好了，里面有机床了，我进去一看，感到很奇怪，这些床子是干什么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机床是干什么的？我一问才知道，厂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作为606所的试制车间，而要搞民品加工，吞并过去了。我就向党委提出，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没法交代啊！为什么这么干？党委的同志说，吴大观同志啊！从大局出发嘛，现在大家都搞民品嘛，厂子里困难嘛！以后有条件再给你们搞嘛！通过此事又充分证明，那时搞“厂所结合”对科研有害无益。
厂党委改变决定，我也没有办法，向所里没有法子交代啊！就因为这个，得罪了所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所里的人来到我家里，提出要将在111厂的机床搬回所里。
606所的这几位表示，连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都能被吞并，他们很不放心这些机床。我是革委会主任，劝他们，这个事要按照组织原则办，你们晚上不能动，我明天早上向410厂党委汇报，得到认可同意后，你们再去搬。他们说那怎么可以，那么大的车间都被他们吞并了，何况我们这点机床，一定要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搬，要搬了就把关系搞糟了。就这么说到很晚，到了晚上11时多，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去搬床子了。我这一下子就躺下去了，心脏病发作，脉搏摸不着了。马上送到所里医院抢救，抢救回来后，心律不齐，动不动就心动过速，出冷汗。后来在沈阳找了个中医大夫治了治，吃了一些中药，病倒了，不能工作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
9月底，我吃了药，稍微稳定了一些，部里说话了，要我去青岛疗养院疗养。我记得正好是“四人帮”倒台，到北京以后，部里安排送我坐火车到青岛，疗养了9个月，每天打丹参针，直到恢复健康。
身体恢复了，我就想自己的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离开606所的，我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当时的想法是打一点基础，为了将来好好干，在基地那里还有大设备，现在当然搞得更像样了。但想来想去，觉得搞不好自己身体就垮了。那时的“厂所结合”也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于是我向部里提出了调动申请。
正好，那时410厂和430厂争斯贝，就斯贝发动机放在哪里干的事，放在沈阳干还是放在西安干，闹得不亦乐乎。其实应该是在沈阳干，但也有派性问题。斯贝发动机被江青列为她提的“蜗牛事件”中，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蜗牛事件、洋奴哲学等。要说条件，沈阳比西安好，但就这么一闹，闹到西安去了，闹得也是人手不够。
我是1977年9月离开青岛的，休养得差不多了，就要找工作。当时是王震副总理抓斯贝这个事情，他说，正好，西安430厂缺人，外文资料需要人整理，技术上也需要人。于是我就在1977年底到了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那时中央对这个工作是很重视的，连吴仲华（注1）也被请去参加筹划斯贝生产问题。
从此我就离开了606所，主要是对搞“厂所结合”不抱希望。
注释
1·吴仲华（1917.07—1992.09）：杰出的工程热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创立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吴氏通用理论”。1980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1981年，当选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编者补记：
难忘的往事
1997年10月底，年逾八旬的吴老利用出差机会，回到沈阳606所。吴老心情十分激动，回想当年，往事历历在目。老友重逢，难忘昔日旧情。11月1日，他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其中有他见到“文革”时下放劳动一起干活的工人师傅，畅叙友情时的情景。当这位工人师傅的妻子突然提及当时接受吴老50元钱帮助的时候，他们相对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吴老想的是“我的老师傅是我学习的榜样”。
看到所里研究员级科技人员住房比自己住得要好，他感到高兴和安慰。
这次去沈阳606所出差，利用晚上时间串了9家中层干部和老工人的家，收获很大。
1·车间钳工石化红老师傅，是我在“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时的师傅，在他的身上我学习到了工人阶级的高尚品德。1967—1968年间，除了在车间和他一同做钳工活，制造热电偶、总压管等外，我几次到他家中去。工人的工资低，爱人、两个小孩，粗茶淡饭，生活十分紧，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加班加点没有休假日，从不叫苦，埋头苦干，他是我学习的榜样，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有着他在工作台上流汗苦干的身影。
他现在有三室一厅，中层干部的房子，两个孩子结了婚，生活和30年前大变样。回忆当年，大家谈笑自若，他爱人忽然想起1968年前，我曾经帮助他们50元钱时，她说：“那时50元钱真解决困难啊！”哈哈大笑，我的老师傅是我学习的榜样。
2·606所的技术人员、干部大多数都住上新房，研究员的四室一厅，100多平方米的面积，一般都花了两三万的装饰费，客厅、卧室、厨房里的修饰，比起我的住房，他们真是高级漂亮很多。住的房比我高级，这次走了几家，我很高兴，他们的住房生活比我好，我就得到安慰。现在再也没有人喊什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也没有人喊生活困难了（当然新大学生工资还是很低哩）。
———吴大观日记（1997年11月1日）
在参观了410厂后，他回忆起1976年8月18日的事。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在沈阳21年，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航空发动机事业还有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他写道，“过去的个人小事，真是微不足道”，“问题是怎么把发动机行业搞上去”。
3·下午去410厂。汽车走过2号厂房，车中有人说，这个厂房就是1975年建成的606所7500平方米的试制车间。当时厂房建成以后，不给606所而被410厂占用接受民品任务调整厂房所用。我听到此话，转身一看，这栋当年争取建的试制厂房，一瞬而过，我回忆起，就是由于这栋厂房被410厂占去，我是厂里的兼总工程师、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占用606所在410厂新建的试制车间，连什么招呼也不打，就这么被占去。1976年8月18日晚，606所的“造反派”晚上8点到我家（当时我是606所的革委会主任），提出“今晚到111厂42车间把40多台机床搬到所里来”，理由是410厂既占用了606所新建厂房，也可能把在111厂42车间的机床占用去，我说等我明天向厂党委汇报后再搬，在我家辩论到11点离去搬机床。他们走后，我心脏病犯，心动过速，脉搏跳动不能计数，就这病例，后经中医治疗，仍时有犯。10月份“四人帮”倒台，我去青岛疗养院疗养到1977年9月出院，再也不能回606所工作了，到11月部决定调我到430厂抓斯贝。这是我在沈阳工作21年，结果一事无成，心脏病犯几乎送命，不得已离开了606所。
痛苦的回忆，确实可怕。但是我早就对此不计较了。我对410厂仍想在今后发达起来，问题是怎么把发动机行业搞上去，过去的个人小事，真是微不足道。
———吴大观日记（1997年11月1日）
我参加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生产
对斯贝发动机我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在那个时候，斯贝是西方国家新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是个很时髦的飞机发动机。现在呢？是落后了，推重比才5.05，结构很复杂，大家这么一批，好像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出息了。但实践证明，没有斯贝，就没有阎良的“飞豹”飞机。
我到430厂主要是跟英国专家搞装配、试车，专门搞质量，制造我不管。发动机制造出来，要搞考核、验收、持久试车。英国也先后派了六位专家来作考核工作，我们从英国专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一个新的发动机制造出来以后，怎样进行长期试车？有什么要求？经过什么程序？怎么保证质量？资料比较多，学到不少西方的持久试车技术。
后来制造出三台合格的发动机，选出两台到英国去做试验、考核，在英国完成高空模拟试车和零下40摄氏度条件下起动试车，以及六大部件的强度试验和寿命试验，6000个循环的疲劳强度试验，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制造的涡扇9发动机考核成功文件。我们是1980年初到英国的，还有任加耕，我们工作组在罗·罗公司，我负责技术，他负责组织领导，在英国待了半年。
涡扇9发动机的制造成功，使中国在20世纪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一项空缺。
涡扇9发动机
我们由于没有新机研制经验，很多东西不懂，学到不少知识。我们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也认真地教，可是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但就是这样子，也比苏联过去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多。现在看，买回来斯贝专利，缺乏的是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我一直很反对的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卖给我们的是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不能买苹果，要把苹果树都买回去，这是罗·罗公司的那位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讲的。他说：“你们中国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儿。”这表明，我们早在30多年前就领会到了高新关键技术是难以买来的。
我们真的是想要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
回国以后，大量的资料封存起来，试车台封起来了，没有任务了，以后停了八九年。按照合同，买了人家50台新的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1980年，完成整机仿制任务。1981年，国家批准用斯贝发动机MK202为燃气发生器改装成舰用动力装置。我认为，在没有吃透人家的技术前，我们这样做是存在问题的。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在调试中发生涡轮叶片折断事故。
我曾经在1989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论发动机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根源关系》中，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由于对斯贝MK202发动机的性能、结构设计技术没有消化吃透；对海军提出的过高的性能要求，在发动机上不采取措施；对发动机研制缺乏经验，对舰改设计工作的难点认识不足，把改进改型设计看得过于简单，不做艰苦的研究试验工作，光凭满腔热情。上马以后，就是工厂全力以赴，由于预研工作这个大缺口，研制过程中必然要碰上‘暗礁’，这也是必然规律。”
我还在另一篇文章《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经验教训》里讲过米高扬和发动机设计师克里莫夫的故事。发表在1991年的《国际航空》杂志上。在我以后的文章里也讲过一点，没有讲得太细。
喷气发动机的发源地在英国和德国，1939年、1941年那个时候，相差没有几个月就都搞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刚把喷气式战斗机搞出来，二战就结束了，美、苏抢走了德国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人员。后来英国搞出尼恩（Nene）发动机，将专利权卖给了澳大利亚、美国、苏联，还有国民党的中国———中华民国。参加购买的人中，在大陆有彭成一，他现在在南航当教授，还有一个是我们科技委的荣科等16人（注2）。
同样地卖给几个国家，但结果大不相同。美国很快就搞出了F－80、F－86，他们用的发动机就是从英国买去的罗·罗公司的尼恩发动机。苏联是怎么搞的呢？当时苏联也存在发动机的问题，知道英国刚打完仗，很穷，要出售这个专利，就想买。怎么批准的呢？是搞飞机的专家提出来的，给斯大林打报告，说我们搞喷气发动机存在问题，涡轮叶片的温度达不到要求，老是过烧，搞不出来。
于是，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就和发动机设计师克里莫夫一起打报告，用了一笔钱，米高扬为团长、克里莫夫为副团长去英国买了这个专利。两三年内就仿制出了РД－45发动机，后来转为自行设计，把这个发动机放大，就搞出了ВК－1Ф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涡喷5发动机，为离心式压气机、单管燃烧室，带加力燃烧室）装在了米格－17飞机上。他们的飞机设计师，在发动机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和发动机设计师一起研究、解决问题。
但606所还是作了一些工作，在英国作了六个部件的试验，英国给了我们一些强度技术的资料。选了606所的王通北、624所的刘大响（注3）同志到英国搞高空试车台，我们搞了半年，学到高空模拟试车的设备建设技术，有助于624所高空台建设。
注释
2·荣科：原名荣贵勤，1914年1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2年，荣科去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被聘为金属学专家，任铸造车间主任。1956年，参与、领导筹建航空材料研究所，继之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77年，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技术顾问、航空研究院顾问。
3·刘大响（1937.10.14—）：湖南省祁东县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86年起，任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原624所）总工程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一航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