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给他讲了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
那是我在沈阳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涡扇发动机（涡扇5），是在涡喷6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后风扇。总想着能够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六院很支持，批准了计划，给了经费。需要进行加工了，当时刘鼎副部长在西安召开一个技术会议。我就带着一大套图样到西安向刘鼎副部长汇报，讲这个方案，加一个后风扇可以增大推力到3600千克力，能够提高飞机的速度。刘鼎一听，好啊！在一天晚上，把三个厂的总工程师找来，专门开会。哪三个厂呢？一个是沈阳的410厂，一个是哈尔滨的120厂，还有一个是株州的331厂。刘鼎同志让我把情况作了介绍，一场空，谁也不答应。三个厂的领导一致不同意接受试制任务。理由？很简单，没有这个任务。而且你搞新东西，我也没有经验，太费劲了，不能接受这个试制工作。刘鼎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六院曹丹辉组织，由621、625两个所把主要部件加工出来，在606所车间里加工装配，这个发动机还是做出来了，在武功的飞机修理厂装在一个轰炸机上，在地面作了滑跑试验。但军方不让试飞，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情况，我都向叶剑英同志作了汇报。我说，现在搞“厂所结合”对科研工作有害无益。
我还对他讲了当时搞涡扇6的一些情况，我拿着红头文件给他看，说这个项目是中央军委批的，有文件，问叶帅记得吗？他接过文件，看了看，哈哈大笑说：“我不知道此事。”
应该说，叶剑英同志是很客观的，但他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看来这是更高层的决策，所以，他只能执行。我的理解是，在当时情况下，迫不得已搞了一个权宜之计，我向叶帅如实汇报，也不可能起作用。会议最后作了决定，还是要搞“厂所结合”。要我既担任606所副所长，后来是革委会主任，又到410厂当革委会的副主任、党委常委，还加了个职务———410厂的总工程师（后加的这个总工程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在会议结束前表了态，实事求是地对党讲真话。我说，既然决定了，我组织上服从，我还是去搞“厂所结合”（对于这件事，后来我还是尽了力的），但我的思想没有通，我的意见要求保留。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问题，在1991年以后，我学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才认识到。
我们为什么这样搞呢？为什么航天没有这样搞，而我们航空这样搞了呢？我认为是由于中央决策层对航空的认识出现了转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没有钱，要搞“两弹一星”，陈毅同志说过，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两弹一星”。在这样的认识下，我认为，我们国家对航空工业采取了一个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就是把科研与生产放在一起，主要是准备打仗，保证完成生产飞机的任务。这样科研的费用就可以削减，一些科研的投入就放在了下面，放在工厂，由工厂“见缝插针”。
现在回头看，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的任务、性质、特点认识不足，当时的国营工厂是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产品生产的，完成生产任务是工厂的责任。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性质不同。西方是市场经济条件，企业、公司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必须研发产品、加工生产和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不管大小企业都是“哑铃型”的。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概念不同，一个是Enterprise，一个是Factory，这两者的范畴和任务是不同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有偏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以加工制造为主体，必然是“橄榄型”的工厂。
回到所里以后，我们又搞了两三年。
我们把发动机比成人的心脏。发动机研制数十年发展不正常，就好比我们的飞机有心脏病，供血不足、心动过速、忽快忽慢、心律失调。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毛主席的判断，要准备打仗，而当时没有钱，要造出好的飞机、发动机，是应付打仗，不是要搞新的发动机。
因此，现在来看“厂所结合”，不符合计划经济发展规律，研制新产品是难以进行的。
我从事航空工业几十年，我认为，这是一个对航空工业造成冲击的大事。
注释
10·刘鸿志：1920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1961年，任航空研究院党委委员、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1965年，兼任沈阳飞机厂第一副厂长、总工程师。1973年，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任航空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任党委书记。
编者补记：
对航空科研工作建言献策
吴老回忆自己在六院二所的工作时，仅仅讲到了自己所做的一部分工作。这一时期，他还与徐舜寿等同志一起为航空科研和航空工业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如：1962年底，六院全面展开摸透米格－21的任务，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六院来抓总。但院领导多为军队首长，不是搞技术出身，对航空科研方面的知识了解得不是很多，于是，徐舜寿、吴大观联名向六院提交了一个专题报告，建议六院成立总工程师室。
报告中提出了总工程师室的任务：
1·从技术上对我国航空发展方向提出意见，为院和上级领导决策提供资料。
2·根据院的总体规划，领导各所制定五年和年度技术发展计划。在型号设计方案、大型试验设备建设部署、重要研究课题方向等重大问题上做出方向性的判断和给出结论性意见，经党委批准后贯彻。
3·代表院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院外单位就技术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提出方案。
4·指导各所进行研究、设计、试验工作，协调各所技术工作，处理技术上的分歧、意见。
5·组织全院性技术活动，统筹规划全院技术教育工作，使全院技术力量得到迅速增长。
报告中还提出，希望六院能从院校请一些教授到总工程师室工作。总工程师室的专家和这些教授最好能直接领导所的某些专业对口的研究课题或研究试验设备的调试工作，这样既能弥补所的技术力量的不足，又能更深一步密切院对所的技术领导关系。
六院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在院里成立了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室以董绍庸、荣科、许锡缵、徐培林、吴仲华（兼职）等5人组成，并由董绍庸任组长。
又如：1962年5月23日，徐舜寿、吴大观共同署名，向六院唐延杰院长、王振乾政委呈送了《关于我院任务的意见》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建议：要带着任务摸透米格－21飞机，在工程上用“原准机设计法”，即以米格－21为原准机来进行设计。他们认为：“没有目的的‘摸’是很难有实际收获的，也是‘透’不了的，出不了人才、成果。”
5月31日，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和吴大观共同署名，向六院呈送了题为《关于设计什么飞机和发动机的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可以开展自行设计的设想：
1·根据总长指示，我们设计研究所的力量应首先保证米格－19和米格－21的生产，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关于自行设计的问题，我们以为应先尽一切力量保证上述生产任务，然后在此基础上，照顾发展需要，以余力先设计歼击机及其发动机。
设计歼击机的方案，应根据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在空军提出要求以前，我们从需要与可能出发设想，认为可以在复制和学习米格－21图样以后，以米格－21为原准机，开始设计一种马赫数2，甚至2.2～2.3的歼击机，以半主动式导弹作为主攻武器，代替被动式的红外导弹，航程较米格－21加长一半左右。发动机设计时设法改善其油耗性能，并在将来设法延长寿命。这种飞机大致与苏联苏－7相似，估计总重9～10吨级，推力8～9吨力级。初步估计1962年开始设计，发动机1965年开始制造，飞机1966年开始试造。这样，在前三年内是不需要很多投资和试造力量的。
2·将歼击机作为中心设计课题外，我们以为还可以根据目前的具体条件，利用现成的国产材料、成件，设计一些不难于试造、不需要较多投资而又有相当用途的飞机和发动机，这样既能满足使用要求，5年内国家经济条件也有可能，又能锻炼我们院的基本力量。我们的设想是：
（1）强击机可以以“雄鹰”302为基础，根据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予以改进。鉴于“雄鹰”302已经基本上设计完成，已做过不少试验，并将试造第一架，所以建议将头3架造完，试验试飞，以后再改进。
（2）一套教练机。1961年下半年，刘司令员曾指示我们研究全喷气式教练机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设计一套喷气式教练机，包括：
以“红专”502为原准机，改用500～800千克力级推力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设计一种初级教练机。
继续试飞改进歼教1，或者，如果空军认为要提高速度，则以歼教1为原准机，改成用后掠机翼的中级教练机，速度约为限制马赫数0.9（歼教1为马赫数0.8）。
以米格－21为原准机，改进Р－11Ф－300发动机的耗油率，设计一种超声速教练机。
据了解，空军还需要轰炸教练机。我们认为，如果有试造力量，也可以设想自行设计。
海岸防潜巡逻机。我们了解，海军过去提过这样的要求。设想可以用涡轮风扇发动机（以现有发动机加以改型）或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设计一种从陆地基地起降的，以近海侦察敌潜水艇为主要任务的巡逻机。
侦察机。待米格－19或米格－21试造成功后，可以根据需要加装各种类型的照相机，将飞机改为侦察机。
其他陆海空军需要的机种。只要有关军种提出要求，我们都希望研究。这样做，即便只是研究方案，也可以培养我们对战术技术要求的分析能力。
（3）为了发展，还希望空军能就垂直起降、短距离起降以及其他特种飞机等组织几次讨论，让我们听到空军对这些方面发展的意见，以便我们进行资料搜集和试验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以上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几个人的初步设想，还有待空军指示，尽可能开列详细的战术技术要求，出题目，指出方向。作为学习飞机、发动机设计的人，我们深信空军是会不断给我们指示的。
尽管这些意见由于与上级领导的意图不尽一致，甚至受到了院领导的批评，但从中可以看到他们那种急切地想使我国航空科研和航空工业发展上去的激情和坦诚表达不同见解的勇气。
有老同志回忆，在当时，徐舜寿和吴大观是航空科研方面站位很高的两位领军人物。
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徐舜寿、吴大观）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权威人物，一个是飞机、一个是发动机，都是“通天”的人物，就是直接可以跟总长（当时是罗瑞卿）对话的人。
———603所老同志座谈发言摘录
后来在与吴老谈及他做过的这些工作时，他笑着说，这些事算不了什么，都是应该做的！我们只是有那些想法，有的在今天看来也不一定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