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1937.7—），江苏南通人，核科学与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某研究所长期从事核诊断、核分析及核技术应用方面的科研与管理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书记，研究所党委常委、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核学会理事、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核测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核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委、副主任委员。陈达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部委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1次，荣立三等功2次。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被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1997年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终身荣誉称号。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7年夏，陈达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他却在默默整理去上海一家工厂工作的行装。因为无法凑齐120元的学费，父亲让姑妈在上海联系了一家工厂，让陈达去学徒，学做“外国铜匠”，也就是钳工。母亲知道儿子的心，可也只能在一旁悄悄抹泪。而就在离开学的前半个多月，一次偶然相遇竟改变了陈达一生的命运，让他这位穷人子弟能够跨入核科学的殿堂。正当陈达绝望地沿着家门口的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竟然碰到了骑自行车下班的小学老师曹锦琪。曹老师给了他35元。就这样陈达凑够了大学学费，并在那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能减免的费用学校减免了，不能减免的，全靠国家助学金。国家承担了一切，他只要专心读书学习就可以了。
1963年毕业分配时，陈达填写的3个志愿都是到边远地区去。他可以填5个志愿，其中有一个志愿是“是否愿意留校”，他空着，没填。“是否服从分配”，他还是空着。因为他的成绩优异，先是老师找他，问他为什么不填留校，陈达支吾过去。接着，教研室主任亲自找他，他依然不置一言。“在当时，就有‘金北京，银上海’的说法。很多人都想留在大城市。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肯定是要好些，可我学的是核科学，我就应该到搞核研究的地方去，边远不边远，无所谓了。另外，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我不去最艰苦的地方，谁去？”26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陈达在这一段心声的指引下，一头扎进大西北茫茫的戈壁滩，这一去，就是30多年，等他再次回到城市，已是两鬓霜白的老人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惊动了整个世界。就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的4个月，陈达和一大批年轻的同事们住进了茫茫的戈壁滩。当时条件非常艰苦，6个人挤在一个很小的帐篷里，白天地表温度超过72℃，夜里大风却把帐篷刮得要飘起来。去野外作业时就带两个馒头，几根香肠，还有一壶水。水是从几十千米外的孔雀河里运过来的，因为水里饱含镁离子，喝了就拉肚子。随着原子弹爆炸时间的临近，他们的工作任务极其烦琐，时间非常紧迫，几乎顾不上休息。当时的任务是选择原子弹爆炸后采集样本的地点。一天要跑很多的地方。中午实在太累太热，就躲在卡车的车厢下面稍作休息。而这仅仅是工作的一小部分。陈达他们这一组的任务是采集原子弹爆炸后落下的尘埃，然后对尘埃进行物理和化学分析。采集尘埃的工作，并不像想象得那样简单，必须事先设计好详尽周密的方案。在什么地方取样？在什么时机取样？不能有丝毫的误差。时间早了，核辐射会带来致命的危险，时间晚了，又会失去数据的准确性。而如果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就不知道试验的结果如何，也就无法为以后的试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地面取样相对容易一些，事先确立好地点，在原子弹爆炸后，取出灰烬。而在空中取样就相对复杂了，因为那必须在蘑菇云腾空之后，极短时间内对飘浮在空中的蘑菇云的颗粒进行不同面的采样。选择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都需要他们事先反复计算，来不得半点差错。取到样本之后，对样本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原子弹的爆炸能量到底有多大？效果如何？全要看分析后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将会为下一次爆炸的改进或者核武器的更新提供重要依据。陈达他们就是靠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半年之后，硬是做出了完美方案。
年轻的中国有着太多的期待等待陈达他们前去。在陈达进入核领域工作后的七八年时间里，他的科研工作变动有7次。每一次，都是进入一个空白领域，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陈达在荒漠中工作了30年。起先的10年是学习积累，后来10年是认识开始深化，能够主动提出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接下来的10年才能在自己领域内找到一点自如的感觉，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在这30年中，他们每年的蔬菜就是三大样：萝卜、白菜和土豆。土豆常常发芽了，削掉再吃。主食就是苞米糊糊、窝窝头。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研究了在特定条件下各种核素分凝规律及其关联关系，创造性地解决了裂变燃耗的测试技术难题，研究了某些核燃料在深度燃耗后随时间变化规律以及在快速放化分离的基础上，创建了“增长法”诊断技术和极端条件下诊断中子剂量的放射化学方法。他解决了在本底干扰严重、体系复杂情况下放射化学诊断学的取样系数难题，领导并完成了我国第一座实用型铀氢锆脉冲反应堆。
陈达在他60多岁后将核医学研究选为最重要的目标。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核研究从来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现在，陈达更希望他的研究能够造福全人类。
2001年5月，陈达从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南航）。他初到南航便创建了核医学物理系。从核武器的研究，转为面向治疗癌症的核医学研究。10年过去了，在陈达院士的率领下，南航从本科起步搭建专业平台，在这基础上进行尖端的物理治癌探索，在核医学物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来南航之后，陈达院士不仅加深了对核技术研究基础，还进一步将核技术研究拓展到了航空航天领域。近年来，他与他的团队积极探索航空材料改性与诊断等方面研究，利用核技术改变材料的分子结构，来增强其强度、硬度或柔韧性，或者是减轻材料的质量；通过核辐照来检测航空材料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此外，还积极开展太空防护研究，主要是针对太空各种射线对人体、设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如在宇航服的设计中如何增加抗各种射线辐射功能、通过增加保护层来延长仪器设备在太空中的使用寿命等。
陈达坦言，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核医学之路困难重重，虽然意义深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在短时间之内体现出价值。在发达国家，医院里已经设有医学物理师的岗位，这对诊断准确性和癌症的治愈率都将有很大的提高。现代医疗水平，不仅显现于传统人体医学的进步，更是医学物理、图像、信息等高端产品等理化知识学科交叉运用的集中反映。为此，他曾经和中国科学院6名院士、十多名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希望推行医学物理师制度。
尽管已经是一名院士，可是陈达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为本科生上课。如同做科学研究一样，他上课也是一丝不苟，他所做的一本备课笔记竟然比课本还要厚。翻开备课笔记，只见红黑两色的笔迹工整清晰，除了上课内容，还有习题作业，院士竟然都亲自做一遍。他说，教书育人一定要兢兢业业，每堂课都要讲好，“差不多，没啥大毛病”可不行。陈达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又兼学部咨询委员会委员，还是江苏省党的十七大代表。在十七大期间，他除了参加大会和江苏代表团的各项活动，每天仍要完成一篇“参会日记”，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字里行间体现了一名党代表的炽热情怀。
陈达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