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底，我离开邵阳，行前示范处还燃放鞭炮欢送。到衡阳航空站，该站出介绍信到汉口航空站。当时中国分为四个大行政区，即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及中南区，武汉市是中南区的首府。汉口航空站给我一封介绍信，是给中南区空军司令部的常参谋长的。是日正值5月1日乃国际劳动节，下午放假。我也没有打听清楚空司究在什么地方，误以为是北京中央空军司令部，因此拿了介绍信，就迳奔北京来了。
到了北京，先赴西城杠房胡同张任家住下。当时周克旭就对我说，凡带有军字的机关顶好不去，他自己在军医界就很不自在。
我找到空军司令部，就在东交民巷东口，传达室告诉我，空司没有常参谋长其人。我就把介绍信交给传达室，并把张任家的住址也留下。自己想回清华大学教书，事前曾给清华领导同志写过一封信，叶企荪告诉我该信转交给航空系了。
后来听说该系的屠守谔教授很反对我。屠守谔是西南联大1940年航空系毕业生，考取了公费留美到MIT进修，赴美前曾在成都航空研究所工作约一年。实际上屠与我从未接触过，至今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反对我。后来庄前鼎建议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并说该校机械系主任艾维超正在物色教授呢。
艾维超是清华1934年机械系毕业生，曾在我班上当过我的学生。艾同我讲好了上燕京教书，并介绍我见了机械系主任美国人Samuel Dean。事有凑巧，我早就听说Samuel Dean，因为他的胞弟David Dean和我同乘一架飞机，从加尔各答到重庆。David Dean 告诉我，他们出生在Mt. Carmel Pennsylvania，而该地恰巧是我的女友Dorosty Howerston的娘家； 我曾到过Mt. Carmel，是一个煤矿工人住区，很偏僻，连一家饭馆都找不到。
艾维超同我约好在燕京教书，8月1日起薪。我就在清华吴景超32教授家暂住，吴景超夫人龚业雅非常好客，留我住在她家。忽一日，张任来电话，说杨青海找我。
杨青海是邵阳乡村示范处的同事，河南人，是张仲鲁介绍给马 的。张仲鲁是清华1922年级同学，当时他俩都在重工业部工作。重工业部教育司有一个路秀山，路曾在河北工学院与王冠英同事，从王冠英处得知我学航空工程，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杨青海替他找我。路秀山在重工业学校，其前身乃中法大学，物色人才创办航空系。我当时有一种想法，重工业部不办航空工厂，就办航空教育，似乎本末倒置。正犹豫间，碰到了吴大观33。
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筹备小组
吴大观，原名吴渭升（注：应为吴蔚升），大定发动机厂技术员，曾赴美在赖可敏厂实习。吴告诉我，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34，正让他联系旧社会的航空技术人员。于是，吴大观、李兆林和我三人就开始成立航空工业筹备小组，暂在灯市口中国工程师学会北京分会会址办公，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联共党史。
后来郑际睿35、刘谋佶、陈耀华、张阿舟36等相继加入筹备小组，云铎、沈一龙等亦从南京来加入，徐舜寿及黄玉珊37等仍在南京，但与我们互通声气。我们的人数逐渐扩大，学习地点从灯市口西口迁到靠近东口的重工业部第一招待所。重工业部派来一位周秘书，以及专管人事的姚欣来同志。
重工业部旋即发起一个“忠诚与老实”的学习运动，何长工部长讲了好几次话，然后让大家写自传，交代历史问题。这一运动后来发展成为镇压反革命运动，北京就枪毙了199个反革命分子。重工业部教育司的路秀山因为解放前在天津开过黑名单而被镇压。我们航空组的人都通过了，姚欣来认为我比较老实。后来我们都到重工业部办了脱离国民党党籍的手续。
航空工业筹备小组最后由重工业部派来段子俊38同志领导，并聘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认为解放前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遗留下来的破摊子都没有价值，主张重起炉灶，旧的技术人员一律不用。段子俊局长就动员我们去教书，办中等专业学校。我和沈一龙被分配到汉口311工厂，即在王昆山所办的空军锻铸厂旧址。厂长叫黄国光，是新加坡华侨。
黄国光对于办学校不感兴趣，他让我替他设计一个工厂，以311厂现有的4只煅烧炉为基础，配备其他机器。至于他心目中的工厂，要生产什么东西，完全心中无数。我当时真觉得啼笑皆非。黄国光因接受某商人赠送的一架收音机，被认为犯了贪污罪，调至南昌320厂工作。上级另派李旭当厂长，并派其妻韦英同志为教育科长。韦英很开明，也很虚心好学，她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的政治嗅觉很低，一语道破了我之为人。
中南第一工业学校
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展开了，天津市市长刘青山及政委某某被枪决。武汉某厂制造的纱布药包因消毒不良，致使抗美援朝将士的创伤感染，引起舆论广泛谴责。
李旭厂长不愿办学校，上级调他到辰溪兵工厂当厂长，另派张时超来当校长。张时超是湖北人，曾在武汉大学读过一年书，在解放军里算是一名知识分子。
写到这里，我必须追叙一件小事。1950年下半年，航空工业筹备小组刚成立时，和汽车工业筹备组在同一处办公，汽车组内有一位老前辈叫江超西的，被称为江老，于是李兆林就开始把我称为王老。起初是闹着玩的，陈耀华还把云铎叫成云半老。后来沈一龙和我被分配到汉口，沈一龙继续叫我王老。张时超听到了，很不高兴，就禁止这种称呼。
张时超有一次看到我洗衬衫，说我的劳动态度好，我说洗衬衫并不难，只须注意领子与袖子两处最脏的地方，多擦些肥皂。张时超说我的话是污蔑领袖，并当众给我批评。
这时，毛主席在北京发起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我在那时还不知道胡风是什么人，以为是胡适之的风气。反胡风运动发展到后来的肃反运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肃反运动
现在看来，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打垮，但总觉得政权不够稳固，在1955年搞一次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合乎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而且是搞航空的，可以说是国防要害部门的一分子。对我这个人做一次彻底清查是必要的，我应是肃反的对象。
在航空工业学校经过三次斗争大会，我被送到南昌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坐监牢。看守所的监牢，比判刑后罪犯坐的牢要好些。
记得那是1955年的8月11日，下午3点多钟，在航校第三次斗争大会会场上，两名公安警察拿手枪对着我，再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铐在一起。我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很觉奇怪，当然顺从警察的指挥，坐吉普车到了看守所。
到达看守所之初，有人把一顶黑布缝制的大帽子让我带上，从头顶直至颈部，不让我看清出入的途径，大概是怕犯人逃跑的意思。我被关在一间单人房，时值夏末秋初，不需什么被褥。没有床，坐卧都在木板上，木板高出泥地约一尺。有一个瓦钵子，供吃饭和喝水之用。伙食是菜叶子煮稀饭，一日两餐。
终日的工作主要是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历史。主要审问我的干部叫范仁学，我觉得他很讲道理，他让我看哲学辞典。审问的内容主要牵涉到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尤其是我与史德沛的关系。中共很怀疑史德沛是特务分子，经过抗美援朝运动，中美关系很紧张，连我自己也怀疑史德沛是特务分子。骆炳麟原是示范处替史德沛管档案的，首先揭发史德沛。
值得一提的是史德沛在他家中安装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大概是1944年年底安装的，起初由史德沛自己操作，与上海的一位美国人Hopkins联络，他俩对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现象感兴趣，看法币怎样一天比一天贬值。后来又从上海调来龚汉侠，专管无线电收发。1945年初，史德沛经常住在广州，而苏罗门则住邵阳，他俩靠无线电联系。史德沛每天从广州通过民航局电台向邵阳示范处发一电报，龚汉侠把每天收到的电报都收集在一个抽屉内，这就算是龚汉侠的成绩。解放后共产党抓到这一抽屉的电报。英文他们看不懂，就认为是密码电报。
范学仁审问我的案情，最后亮出底牌，让我看那些“密码”电报。我说那不是密码而是英文明码，每一张我都能立刻翻译。南昌市公安局最后对我做出结论：“不起诉处分。原职原薪回原单位工作。”把我关了350天，南昌市公安局曾派人到我工作过的地方，调查了解我的全部历史。我对公安局的处理是满意的，但张时超不满意。
那个时代，1956年，共产党对于法治的概念很薄弱。张时超另外组织一个五人复查小组，对我的案情进行复查，小组的结论是让我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小组文件让我看一遍，不让我抄，亦不公布，纳入我的档案。这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我一直戴到1981年，等胡耀邦当共产党总书记时，才平反冤假错案摘掉。那是凭高士其39给胡耀邦的一封信办理的。
张时超可说是一个醉心于迫害知识分子的狂人。他在南昌航校，把40余名青年学生划成小右派，也送到青云谱新生机械厂。张时超原想送我到劳改农场，但南昌市公安局说他们要我这样的人。公安局曾对我进行了长期调查，他们了解我。于是在1957年5月，我被调到新生汽车修理厂工作，时值大炼钢铁的前夕。
新生机械厂
新生汽车修理厂除了修理汽车外，还搞不少其他机械修理与制造业务。那时大庆油田尚未被发现，中国仍是一个贫油国家，有人提倡从煤里提取焦油。我们按照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一本煤炼油小册子干起来，没有成功。我们制造水泵，制造鼓风机。毛主席提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青年们几乎都发了疯，社会上流行着一句口号：“超英赶美，不消十五年”。
新生厂有一个青年叫蔡厚洪，有一天，他指着该厂刚做出来的一具 LK -9水泵，问我道：“这样的水泵，可否说是超英赶美的产品？”我说，这不能由我们自己评，应该由社会上多数人来评。他就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崇洋媚外。
新生厂搞炼钢铁，一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先组织一批人，以刘文瑞科长为首的参观团，到湖南涟源去学习炼铁。我亦参加了参观团，觉得把石头丢进高炉，从高炉下部就流出铁水，很新鲜。老实说，我这个工程师，仅仅在材料学里面学过一点儿冶金常识，其实是门外汉。铁水与铁渣怎样区别，都搞不大清楚。好在上级也没有叫我负责，只好跟着大伙儿边搞边学。
在这时候，江西省机械厅组织一批人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机联机械厂的先进经验，叫“蚂蚁啃骨头”，即以小机床加工大零件； 参观团由机械厅李厅长带队，还到齐齐哈尔及富拉尔基，这是我所到过的中国最北的地方。才9月，哈尔滨就寒风刺骨，我都穿上皮大衣，还买了皮帽子。
从东北回来，看到新生厂已搞炼钢，自己做转炉和鼓风机，真是热火朝天。我不懂炼钢，只说一句话，钢是可锻的，炼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钢，拿到铁砧上去一敲就能辨别。结果是，新生厂没有炼出钢，而且南昌市谁也没有炼成钢。
这就是大跃进，还有一句口号，叫做“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大炼钢铁和大跃进，酿成了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饿得大家够呛。
刘文瑞科长是比较虚心、肯钻研的人，他对我帮助不少。当时新生厂买来一部西德龙门刨床，由我阅读讲解说明书，由刘科长主持安装，结果还不错。据说，这是当时华东五省最大的龙门刨床。当时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为史文斌，由他带着刘文瑞、傅贵荣、卢源远等把新生厂搞得颇有生气。
后来江西省劳改局的孙局长看中了新生厂，要直接管这个厂，于是史文斌、刘文瑞等就离开了。上级派李健为厂长，冉湘烟为政委，张振亚、吴泽为副厂长。张振亚是一个狂妄的人，自封为内行；他要自制一部龙门刨床，长 6英尺，比西德的那一部长一英尺，放在它旁边与之媲美。结果是新刨床始终没有开动。张振亚还要搞煤气发生炉。他买了一个大齿轮，直径约3米，一直放在露天，不知预备作何用。张振亚说我是绊脚石，因此我索性不管。张振亚的老婆不久完全发疯了，她跑到广播器上向全厂讲疯话。
另一位副厂长吴泽对我非常客气，甚至当众说他自己不懂技术，其他公安干部也不懂技术，只有王工程师懂技术。
文化大革命
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们，连续共8次。记得建国初期，国庆节机关团体游行，在天安门广场高喊毛主席万岁，我自己也参加狂呼。听说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曾劝过毛泽东，不要鼓励个人迷信，但毛说搞一点个人迷信没有坏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闲谈时讲到中国人胡子长得较少，不像欧洲人长满腮胡子，举例马恩列斯都有胡子，而毛主席则很少。这一句话是大逆不道，我被罚在毛主席像前跪一小时，还要在太阳底下晒着跪。另有人做高帽子让我戴，并做了牛鬼蛇神的旗子，插着游街示众； 让我自己打嘴巴，打轻了还不行，我自己把脸打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