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圣诞节前，Jim 用他新买的车接我们全家到丽都饭店他居住的公寓吃饭，史德 夫妇在家里等候着我们。那天史德 夫人 Tonny 做了一顿美国饭给我们吃，记得回家后我的两个儿子会佶和尔佶连声说：“不好吃，不好吃。”父亲说：“我原以为Tonny最后会做一个苹果派呢，她做的苹果派是很好吃的。”我想在邵阳共事的时候，父亲肯定没少吃 Tonny 做的苹果派，所以印象那么深。
1989年Jim回美国工作以后，史德沛就没有再来中国，所以那一次是父亲和史德沛夫妇最后一次见面。
史德沛现在居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自己的庄园里，他的庄园在博尔德县一个叫金山的山上。2005年和2006年我和陈玉玲曾两次去拜访他，88岁的史德沛头脑清楚，身体健康，还能自己开车下山。他和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往事，如他和父亲一起到中国西部考察、见到马步芳时的情景；邵阳解放前夕撤离时，他如何与父亲研究保存乡村工业示范处财产的事情，等等。
他对我们说，1949年回美国以后，他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五十年代初，因为他曾经在中国等地开展乡村工业示范工作，被剥夺了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的权利。他说，当我在美国被反共产主义的麦卡锡法案迫害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却被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怀疑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这真是天大的历史误会。
他赠送过我们他和夫人写的两册书，书名是《A Town Called Shaoyang . Witnessing Dynastic Changes in China》（美国Gold Hill Publications出版），在那里面，他们详细地记述了在邵阳时期的生活和工作。其中专门有一节写父亲，并插入了他们与父亲在一起的照片。
在史德沛先生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一身戎装的马步芳的照片，上面写着：“史德沛处长惠存”，下面的落款是“马步芳敬赠三七年九月”。看得出是马步芳的亲笔所书，想来应该是他和父亲一起赴西北考察时获赠的。
回忆我的爷爷—王士倬
王晓钢[7]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任何爷爷的影子。我有一段时间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住在北池子小二条2号，一个四合院的小西屋里。奶奶是一位热情、干练的老人，人缘非常好，走到哪儿都有人热情地叫她王奶奶。然而她却总是一个人过，绝少听她谈起爷爷，家里人也从不和我谈爷爷的事。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是在我的户口本上，家庭成分一栏要填上“反动军官”，这是因为我爷爷在抗日前夕离开清华大学，去筹建航空机械学校，直到1948年才离开航空工业局。在这之前我还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军人的后代，因为我爸爸是人民海军的干部，我从小就在解放军的幼儿园长大。文革以后，家里人不再有顾虑谈爷爷的事情，我逐渐多地了解了爷爷。知道他所曾有过的辉煌，敬佩他为我国早期的航空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也很同情他后来所遭遇的磨难。我对有这样的爷爷多少有一些自豪感，也期盼着能早日见到他。
记得第一次见到爷爷是在1981年夏天，我从武汉到北京度暑假。当时爷爷已得平反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我还赶上帮着搬进国务院分给爷爷的房子——北池子大街17号。爷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消瘦的老人，他说话不多，但头脑很清楚，身体也还硬朗。表面上看不出他有多么高深的学识，倒更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但当我看到他的学生到家里来求教英语的时候，爷爷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他的讲授过程中可以看出他英语的深厚功底和曾经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所特有的为人师表的气质。从学生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对我爷爷的敬重，也让我对爷爷肃然起敬。直到我出国后还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向爷爷学习英语，可能是不想让爷爷知道我当时英语是那么差，还有一种敬畏和自卑的心理。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某大学教书，这样我就有机会在周末去看望爷爷和奶奶。那时奶奶由于腿伤及糖尿病已卧床不起，爷爷一直在床边照顾她。两位老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磨难与分离后，仍然是那么相亲相爱，且有着积极的生活态度。爷爷每天都要打太极拳，奶奶躺在床上还给爷爷读参事室下发的文件和报纸，因为爷爷的眼睛有白内障。爷爷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他的参事工作总是尽心尽力，从中可以看出他一贯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在我和爷爷接触的过程中，从没听他讲述过他过去的辉煌，也没听到过对他所受到的磨难的抱怨。我也不敢问起这些事情，怕勾起他老人家不愉快的回忆。只是偶尔在看国际新闻时，当中提到美国，尤其是听到英文原声时，他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1990年5月，我们的儿子出世了。在孩子十个月大的时候，我的小叔叔特地安排车接我们去见爷爷。我们虽然没能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为他生一个重孙女，但那短暂的四世同堂的时光，多少能给老人带来一些快乐和安慰。那天当爷爷抱起刚刚能站起的小重孙子的时候确实很难得这么高兴。
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1991年深秋，爷爷病重住进中日友好医院。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虽然病得很重，但头脑很清醒，仍坚强地配合治疗。爷爷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从他身上能看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很多优良品质。
有人说，爷爷如果解放前去台湾或去美国就好了。而我爷爷却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我作为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非常理解爷爷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当看到自己的祖国在某些方面落后的时候，总有一种冲动想去改变它。爷爷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金钱、地位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条件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放弃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到更艰苦的地方，接受更低的薪水，去组建航空机械学校。爷爷选择留下，是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当时的腐败、无能是无法让他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像他这样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受不到重用，而夸夸其谈的人却能得志。所以，他期待着一个新中国去实现他的梦想。
也有人说，爷爷的政治嗅觉不敏感，才导致了他后来所遭遇的不幸。我倒是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文化认同问题。爷爷从中学起就在清华学堂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后来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直到拿到硕士学位。西方文化的熏陶对爷爷影响是很深的。我也是学习工程的，从我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能够体会到在西方社会，对于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就是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当一个方案出台，无论该方案是什么人提出的，都鼓励大家提出批评意见，而在批评之前，绝不需要褒奖该方案的优点。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文化基础上的。
爷爷是一位有责任感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深知自己职责，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总是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可悲的是我们的文化接受不了他。在爷爷的自传中有一句话：“据我看，清华毕业的同学，大都有一技之长，没有贪污的人。”（1948年）。我想这绝非偶然，但愿清华大学能永远保持住这个优良传统。现在，我们的祖国将她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的东西。让外资企业都入乡随俗了，恐怕有违我们的初衷。
2007年4月于新西兰
在武汉与爷爷的两次相聚
王晓阳[8]
记得是在 1982年的春天，我上高中，哥哥上大学，都在武汉，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看到哥哥也在家里，一般哥哥只有周末才回来，我问家里有什么事？妈妈说，爷爷来武汉了，只在武汉停留一晚上，住在洪山宾馆，让我和哥哥赶快去，并说爷爷特别想见我们。
我和哥哥赶到洪山宾馆，在宾馆的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那时洪山宾馆是高级领导住的地方），好不容易办完手续，进入爷爷住的房间，我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当时见面的情景我记不清楚了，但我想当爷爷见到两个孙子站在他面前时，一定比我们还要激动和兴奋，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因为那时交通相当落后，公共汽车很早就收班了，又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是爷爷到国务院参事室后，由参事室组织到上海等地参观，途经武汉，爷爷提出来一定要见一下两个孙子。爷爷是在1964年见过哥哥的，那时哥哥才三岁，爷孙俩的第二次见面竟然是在 18年后。而爷爷从来没有见过我。
我和爷爷在武汉的第二次相聚是1989年9月份，奶奶去逝后，爷爷在武汉小住了一周时间。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有一天爷爷提出来要去找一找他曾经在武汉工作过的地方，我就到单位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爷爷开到离我们家两站多远的水厂路。下车后，按照爷爷指点的方向，来到了一个工厂。爷爷说：“这里就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我看了一下那个工厂的牌子，现在叫中原电池厂。爷爷走到工厂的大门口，看了又看，好像在回忆什么，随后我们又围着工厂转了一圈。这天下午我们在附近走了很长时间，爷爷的心情特别好，可能是故地重游的原因吧！ 一周后爷爷从武汉到南京，随后又在老家无锡过中秋节。
在我工作之前，每年暑假都去北京探望爷爷、奶奶。爷爷的言语不多，也没有脾气。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慈祥、善良的老人，平平常常与同龄人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此次拜读了《王士倬自传》后，我震惊了。一个外表谦和的老人——我的爷爷，竟有如此辉煌的前半生，又有如此不幸的一段人生经历，而这一切的一切反差又是如此之大。爷爷能平静地面对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他所拥有的宽广博大胸怀是常人所不及的。
爷爷的晚年在我们晚辈面前从没有夸耀过自己曾经的辉煌，也没有因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有什么怨言，他始终以一颗平常的心面对自己的人生。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委曲，都无怨无悔，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我为有这样一个爷爷而感到自豪，同时也要像爷爷那样以一颗平常的心对待人生与事业，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他人与社会。
2007年4月9日
深切缅怀王士倬伯伯
——记我所知关于王士倬伯伯的几件事许椿荫[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