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叔给昌其去电，说祖母病危，要他速返，时南昌机校已内迁至成都。昌其到成都时，西南联大正在招生。叔令昌其报考，可这时离考期只有3个月，昌其匆匆翻阅数理化书籍。考后自觉成绩还可以，数学做对4道约80分，余尚可。发榜之日，竟幸录取，昌其高兴，叔婶亦赞赏，时值中秋，婶还对昌其开玩笑说，赏你个月饼吃。
昌其在蓉与叔婶一家共同生活了3个多月，尤其在考取后，昌其心情很是愉快。当时叔婶的挚友李励侬，经他们介绍与王叔培热谈恋爱。一般都是王叔培先到，让昌其去李家呼李励侬，他们轮流请客，成都市面繁华，尤其是饮食业，成都小吃，颇为有名，几个大饭馆吃了个遍。
叔酷爱打桥牌，闲暇之时数人同聚。昌其渐渐地也学会了打桥牌。那时成都市内尚无公共汽车，交通凭自行车或步行。叔上下班骑自行车，家里另购有小自行车，后轮有两付轮。从弟昌一喜欢上街玩，他骑车在前，昌其走路跟在后。昌友、昌井尚幼，昌其带几个弟弟遍游成都的少城公园、望江楼、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处，春日郊游农村田间，亦颇开怀。当时日本飞机常袭击后方，一有警报，就出东门往乡下暂躲。
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昌其在那里读一年级，负责人是杨振声教授。二年级即去昆明拓东路工学院。1944年抗日已到最后阶段，胜利曙光渐现，美军源源而来协同抗日，需要大量翻译。校长梅贻琦下令，读满三年半学子，一律参军任翻译，否则不发文凭。昌其与同班同学多人经短期口语英语训练后参军。
1945年抗日胜利，译员复员，时任大定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的叔叔，令昌其往该厂报到。该厂厂址设在羊场坝，原因是有两个较大可用以防空的山洞，一个是乌鸦洞，另一个是清虚洞。乌鸦洞内，木结构占有上下三层，中层是金工车间、热处理车间； 上层是装配车间、工具库； 底层是库房。金工车间内，安装着较先进的车、铣、刨、磨、镗等精密机床。铸工车间设在洞外，有冲天炉等，可浇铸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等。
该厂在叔叔任厂长期间，利用美国进口的部配件加工试装成30台1050马力赛克隆发动机，经试车合格后送往昆明飞机制造厂，装上机翼，有一架飞往南京，表明中国靠自己力量制成了飞机。工厂同事均认为，叔叔王士倬为人廉洁，丝毫不贪，办事认真公正。
羊场坝地处偏僻。当时没有电视机，有收音机的亦极少，自家亦没照相机，业余生活枯燥。叔叔支持员工们自己组织郊游。周末晚餐后，叔叔牵头组织员工舞会，带头跳交际舞，经常跳到 11点多。舞会结束，还会轮流做东，一起去吃馒头、包子、烧麦等。
昌其与工厂职工子弟小学的老师江辉在羊场坝结的婚，是叔婶介绍竭力促成的。
1948年，叔调任南京航空工业局副局长。1948年，借调至邵阳善后救济总署乡村工业示范处任总工程师，直至解放。1950年，调往北京重工业部。1981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8年6月，婶去世。9月，叔约昌谷从上海到南京一聚。后由昌谷、昌又陪伴同赴无锡，到港下昌权家住了几天。这是叔阔别40年后再一次回老家。那年9月25日是阴历中秋佳节，叔说，在港下故乡过节，别有一股滋味。昌谷、昌权陪叔和昌又各处走走看看，旧时的关门王家墙垣散落，已经无门可关了，仅找到叔幼时走过的一小块砌成人字形的砖地，他觉得可纪念。
1990年，昌其出差到北京时，在西坝河东里见过叔，并与他合影留念。那时他讲话不多，常呆呆地在想些什么。昌其还看到叔在为中国航空史写一些回忆文章。
叔一生历尽坎坷。但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原则，只愿做事、不求做官、淡泊名利、公正清廉。作为后辈人，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写于2007年2月17日春节
往事追思
王昌一[3]
爸爸匆忙地离去，作为他的长子甚至来不及与他交流，以便让我能读懂他的一生。所以在他的告别仪式后，在我的脑中仍留下很多不解之谜。他留下的这份未完稿的自传，让我读后才对他多了一些了解和认识。仔细想来，爸爸对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尽管在我们兄弟中，我与爸爸相处的时间最短，但有些往事潜移默化的熏陶扎根极深。
一、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我们家住在成都沙河堡。当时，爸爸在国外工作，家中只有娘和我们三兄弟，但是我们家有更多的与我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赵妈是跟我们从清华园离家到大后方来的老太太，张嫂则是我们到成都后来的，都和我们像亲人一样。还有小牛兄妹俩和他们的外婆，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形成一个九口之家。
小牛兄妹的父亲是爸爸清华的同事冯教授，母亲是我娘的同事江姨。爸爸在自传中没有提到这家人，据说爸爸和娘是冯叔叔和江姨的媒人。后来他们夫妻离异，子女和冯叔叔的岳母就一直住在我家。爸爸回国后，我们这个十口之家从成都搬到大定（今贵州省大方县）。1948年年初，小牛兄妹随我们从大定搬到南京，同年底又从南京搬至长沙，他们兄妹才回到外婆家。小牛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江姨退休后也回到北京，仍与我家友好往来。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赵妈因年迈和思念音信全无的亲人而精神失常，但仍和我们一起到大定。我寒暑假回家，爸爸和娘都要我去看望她。两年后，爸爸找到了赵妈的儿子，把赵妈送回了清华园。张嫂在大定认识了厂里的技工薛杰三，经恋爱决定结婚，结婚之前爸爸帮张嫂取名徐璋，并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后来张嫂一家跟随大定发动机厂搬至台北。改革开放后张嫂的女儿到大陆旅游到北京时来过我们家，说她父母仍惦念我们。
多年来我们这个复杂家庭，虽几经风雨离合，但一直和睦友善相处，这来源于爸爸和娘的言传身教。他们不仅关爱家中的每个成员，而且要求我们兄弟尊敬赵妈和张嫂，绝不允许欺负小牛和小妹。在我们成长的十几年中，已经养成了与人和睦相处的习惯。在我离家参军后，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和同志们保持融洽和谐的关系，严于律己，宽容和善解他人。即使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我不得不和家庭划清界限，我还是负担起娘和正在求学的两个弟弟的起码生活费用，因而受到批判。
二、严谨的学风养成
记得在 1947年暑假，我在贵阳清华中学念初二时，期终考试国文不及格。我的各科学习成绩均优良，唯独对国文不感兴趣，成绩一直偏低，但还没出现过不及格。暑假回家，爸爸对我严加训斥，指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连国文都考不及格。整个一个暑假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住，每天到他的办公室去读一本《古文观止》的书。他亲自辅导讲解，要求我熟背这些名人的名著。至今我还记得像《出师表》、《陈情表》、《陋室铭》、《醉翁亭记》等华章中脍炙人口的绝句。经过一个暑假的苦读，不仅学到了一批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也激发了我对国文学习的兴趣，夯实了我的语文根基，训练了逻辑思维方法，养成了刻苦研读的习惯。
三、长远的事业追求
1950年冬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决心报名参军。当我告诉爸爸时，他并不同意但也不阻挠我。当时爸爸在清华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同学张任教授，已是国内有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并负责官厅水库的规划设计工作。他的儿子张京生比我大一岁，这年他已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于是，爸爸介绍我读一篇当时报刊上报道苏联“伏尔加 -顿河”运河水利枢纽建设的文章，启发诱导我认识祖国建设人才极缺，高中毕业生满足不了大学招生的需求，要我慎重抉择。是暑假后报考清华水利工程系去当张任伯伯的学生，还是立即中断学业去参军。两天后，我告诉爸爸我的选择是赶走了美国鬼子再搞建设也不迟。出乎我的意料，爸爸欣然同意，并和全家人一起准备送我参军。当时我只为爸爸在这件事处理上的民主作风所感动，后来细想起来，我的这个抉择与爸爸在1937年他从清华大学投笔从戎的抉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记得1948年在南京时，他曾对我讲起过，他当初到航空委员会筹办空军机械学校的理由之一，就是为清华航空系的毕业生找出路。而在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他们这一代人始终没有等到祖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大好机遇。由于历史的原因，爸爸错失了实现报国之志的时机，我们民族也错失了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我参军前的这段经历，促使我参军后一直重视学习，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为海军建设和祖国长远建设学好本领，也是我参军到大连海军学校，入学文化考试后填报志愿时，选择进机械分校学习的动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赶上了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期，也是我党执政能力迅速提高的时期。中华民族发达兴旺的和谐盛世来之不易，无数先辈未遂的遗愿将由我们继承，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四、诲人不倦的良师
爸爸一生做过很多事情，道路曲折坎坷。他留给祖国最珍贵的，是培养了一批人才。教师这个称谓对他是最贴切的。从1932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一直从事航空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爸爸曾和我谈起过早期在清华学习航空工程的学生，戏称他们的师长们为“老板”，意思是老师要为毕业的学生介绍工作，以免毕业与失业直接挂钩，可见他们师生的情感十分融洽。
钱学森在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并改学飞机设计之后，爸爸是他当时的导师之一。爸爸力荐钱学森师从冯 ·卡门教授。我曾听爸爸谈起过，卡门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曾教过他。卡门是匈牙利移民，对华裔学生有较深的民族情感，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 由于学术原因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建议钱去加州做冯 ·卡门教授的研究生，钱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成长为世界顶级空气动力学专家——冯 ·卡门最得意的弟子和助手。钱老回国后，成为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一代宗师，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他本人的才华与刻苦是主要的，爸爸对他的指点也是负责任和中肯的。
爸爸在航空委员会工作的十年中，除了直接从事机械学校的教学工作外，其中在美国工作的四年也一直担负着赴美航空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爸爸在大定发动机厂任厂长期间十分关注员工训练班的工作。把爸爸推荐到重工业部去工作的吴大观叔叔，现已是90高龄的我国航空发动机专家，那时他就是员工训练班的学员。在我参军时吴叔叔和夫人华国阿姨送我一本日记本，要我记下新的革命生活历程。山东工大的陈寿祖教授当年是厂里的年轻技术员，他退休后曾和我谈起，爸爸在大定发动机厂时常去他们住的单身宿舍与年轻人讨论技术问题。有一次他要大家回答能用几种方法来证明“毕氏”定律，以此开阔他们处理工程技术问题的思路。
解放后，从汉口航校到南昌航校爸爸又当了多年老师。1976年回到北京在医疗器械厂当工人时，还当了英语培训班的老师，为在“文革”中失去学习机遇的人补习外语。与爸爸晚年往来的朋友们，多是些老老少少不同时期的学生。学生们的成就，给他的晚年带来欣慰。爸爸热心育人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促使我们兄弟三人都能坚持完成高等学历教育，能为社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算是幸事。
细想这一桩桩往事，细读爸爸的自传，才逐渐看清了中国20世纪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使我们更加珍视上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大家风范，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成熟的中国共产党。
爸爸和他的两位同学
顾学华[4]
1958年我从北京农大（现名中国农业大学）毕业以后和昌一结婚成了王家的长媳。婚前没有见过爸爸——王士倬，当时爸爸一个人在南昌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控制使用，很少回家。我从昌一和娘的交谈中多少了解一些爸爸的身世，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一个从无锡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能考取清华学堂，又到美国留学深造，在旧中国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我对他是十分钦佩的。60年代初第一次在北京见到爸爸，他对我说当初他到美国本想学农业科学以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技术，走农业救国的道路，后来受工业救国思潮的影响才改学理工。但作为一个农家的孩子他对农业仍情有独钟，见到我这个儿媳是学农的，圆了他的学农之梦，满心欢喜。
一、见到高士其伯伯
高伯伯是爸爸在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1925级），毕业后又同去美国留学。爸爸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航空工程，高伯伯则在威士康星大学学化学，后因姐姐病逝痛下决心改学医。在一次做试验过程中发生事故，病菌侵入大脑以致瘫痪。高伯伯在抗日前夕毅然回到祖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工作。他抱着病残之身，顽强工作，笔耕不止，出版了160多万字的科普作品，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科普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