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演讲，对于他的“最后关头”的解释，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现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州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表明了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转变。
9月，当日本提出华北自治七项条件时，蒋介石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在提出的对案中明确回应：
——废止上海、塘沽协定。
——取消冀东伪组织。
——停止包庇走私。
——华北日军及飞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解散察东与绥北匪军。
同日蒋介石又指出同日本决心开战，绝无和谈之可能：“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然而正当蒋介石对于决心抗战举棋不定时，日本又要求和蒋直接谈判。蒋又萌生和谈幻想，派张群前去谈判，未果。
11月1日，蒋介石终于感到对日之战终不可避免时，开始准备迎战。他说：“对倭之政府，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服之；彼以不宣而来战，我以战而必宣之。”
将功补过，张学良倾心抗日
1933年底。
蒋介石看到东北军尚有很大的实力，为了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目的，遂把大部分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一带“围剿”红军。由于东北军有较强的抗日要求，不愿与红军为敌，在东北军将士的呼吁下，张学良于1934年1月被蒋介石电召回国，同时被委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为了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后尽早抗日，张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忠诚地执行着，以待时机。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鄂豫皖剿匪司令部”被撤销，改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时的他希望在西安站稳脚跟，扩大东北军实力，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谁料想到西安不到一个月，东北军就连吃败仗，损失了两个半师，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竟然取消了被全歼的两个师的建制，对于牺牲的两个师长也没有抚恤，张学良窝了一肚子的火。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形势，精明的张学良睡不着觉了，如果仗这样打下去，不仅不能消灭共产党，恐怕回东北老家都有困难。有着抗日思想的张学良开始反思中国的革命形势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的阴谋，指出蒋企图使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异己的目的，建议互派代表协商抗日，得到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在这种特定形势下，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此时的杨虎城将军已和中共达成了停战协议，只是二人还没有取得对方的信任，没有及时联系罢了。
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初步谈判。由于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张派王以哲、赵镇藩先同红军代表接触。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他亲乘飞机直抵洛川。
一下飞机，王以哲邀他先去住所小憩。可张学良把头一摇，急切地说：“不，先去看红军代表。头一次和人家谈判，就让等了我这么多天，实在有失礼节。”
在从机场开往军部的汽车上，王以哲将自己和李克农谈判的情况与达成的协议，向张学良一一作了汇报，张学良连连点头并夸他们干得不错。汽车径直开进红军代表住的小院。李克农和其他工作人员闻声从房内走了出来。
张学良和李克农是第一次见面，王以哲作了相应介绍，于是，两双曾经敌对之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李先生，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张学良用审视的目光久久地望着李克农，诚挚地表示歉疚。
“张将军，你昨天上午还在南京，回到西安没有休息，便急急忙忙地赶来，太辛苦啦！”李克农微微笑着，友好而亲切地说。
两人手拉着手，走进那间小小的会客室。
为了避人耳目，张学良离开西安时是化了装的，他身穿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灰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墨镜，手里提着文明棍，完全是一副商贾的模样。李克农笑着说：“要不是王军长介绍，我还以为张将军是个阔商人哩，张将军什么时候解甲从商了呢？”
张学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身打扮，呵呵笑着：“我这个生意人，脚大手也大，专搞趸销，不是零售。”
几句玩笑一开，客厅的气氛顿时显得活跃起来。大家坐下后，张学良便诚恳地说：“李先生，你们和王军长的商谈，很好，达成的协议我都知道了，我完全同意。贵军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二十位领导人1月25日联名写的《致东北军将士书》，我已经拜读。我完全赞成和拥护贵党、贵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并期望与贵军进行全面的合作。最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直接对日军作战，这一行动，足见贵军抗日的诚意与决心，学良十分钦佩。不过，对于贵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这一点我有不同见解，愿意提出来和贵党商榷。”
张学良英年气盛，性格开朗，李克农早就有所耳闻。今天一接触，快人快语，肝胆磊落，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李克农微笑着说：“请张将军直说。”
“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指挥陆海空军的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对付强敌日本，就得联合他，否则一切都很困难；统一战线不要蒋介石，我认为是个很大的失策。而且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贵党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容不得蒋介石在内呢？”
尽管张学良的语气很平缓，李克农也一直微笑地听着，但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王以哲生怕谈僵，连忙站起来打圆场：“好啦，张副司令旅途辛苦，需要休息。我们下午再谈吧！”
“好，好，下午再谈。”张学良大概意识到自己性子急了一点，连忙附和着说。
下午，正式谈判一开始，李克农就首先发言，围绕张学良上午提出的问题阐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积极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意欲斩尽杀绝，这就是原则错误。蒋介石握有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本应抗日，却实行不抵抗政策，他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怎么能够‘与虎谋皮’，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从实际出发，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办法包括蒋介石在内。”
张学良右手托着下巴，紧抿着嘴唇，认真而仔细地听着。李克农的话音一落，他却自信地摇了摇头：“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保留个人的意见。蒋委员长也是炎黄子孙，抗日统一战线应该争取蒋介石参加，只有争取他参加我们才有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应该多做工作，争取他一起抗日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人都是要变的。”
“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我们对他的态度当然也可以重新考虑。不过，要他改变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难！很难！”李克农仍然坚持己见。
“这是长期形成的问题，双方意见不一致，可以暂搁起来，以后继续商讨嘛。”王以哲插话说。
“好，我回去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转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李克农也立即表示赞同。
3月5日，会谈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结束。双方除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不一致外，基本达成了抗日救国的口头协议。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堂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后，东北军和红军不但双方停战，而且进而互派代表、互通情况，张学良在这次会谈中也着重提出“拥蒋抗日”。
5月5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其同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可能争取蒋介石抗日。于是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呼吁蒋介石合作抗日。并以实际行动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
6月底，张学良请准蒋介石，在陕西王曲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整军剿共”，实则是训练抗日干部，为进一步“联蒋抗日”做人员和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