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鬼胎，日本显露狰狞
公元1931年9月18日深夜。没有星光月亮。
黑夜掩盖着罪恶，罪恶伴着黑夜发生，炮声、枪声交加，曳光弹在夜幕中拖着长长的尾巴，把人们从酣睡中惊醒……
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不过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突然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长春等东北二十多座城市。二十多座城市同时飘起了日本的青天白日旗。继而，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武装侵华事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日本裕仁天皇长期地酝酿造成的，是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华战略的继续。
1862年，孝明天皇正式批准了长州藩的《长州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步，实现内部联合和国家现代化，主旨在于增强国力。
第二步，向海外扩张，在日本与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也就是统一亚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这个政策，成为日本以后的基本国策。但此国策又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予以修改，增加内容和扩大规模。
明治革新后，明治天皇又进一步把《长州计划》肯定下来，并付诸实施。为此他在各方面积极准备。主要是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积累资金和皇室财富，扩充军备。
1894年，明治天皇开始实施侵略计划。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鲜内乱，继而侵占朝鲜；同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继位：他的侵华行动是于1916年10月策划刺杀张作霖，以吞并东三省。但此次刺杀计划没有成功。
1921年12月，大正天皇因病不能理事，由21岁的儿子裕仁摄政。裕仁摄政前，游历欧洲各国，网罗了许多日本留学生，这些人在以后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骨干。他们主要在巴黎、苏伊士和法兰西三角地带刺探和获取最新工业技术，并用于改变日本国的新工业技术。裕仁摄政时谨慎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宪政统治者，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但他暗地里又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研究周边各国情况，尤其是中国。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于1927年加冕。此时他已得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东三省面积为本国的三倍，有精锐的东北军，如果强取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裕仁为了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东三省，起初对东北军司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拉拢，当研究认为蒋介石最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时，便彻底地抛弃了张。炸死张作霖，控制张学良。开始同蒋介石秘密磋商，最后达成一个不为人知的协定：裕仁支持蒋介石反共，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资本家赶出上海，以独霸中国。按李宗仁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大业后，他又将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无据。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但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所以一般认为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来看，则又和密商之说吻合。权作蒋介石与日本的口头许诺吧。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突然易帜使裕仁计划落空。于是裕仁便产生了武力侵占东三省，驱逐张学良的念头。在裕仁的密谋和策划下，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九一八”事变。
应该说，事件的突发，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与汪、胡政治“分赃”和“剿共灭共”的政策上所导致的必然事件。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难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怒火。
然而蒋介石自有打算，他已经和裕仁有了口头之约，在事变发生前就做好了前期工作：
7月12日，蒋对张学良发电：“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7月13日，于右任（杨虎城的靖国军老上司）又电：“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8月22日，蒋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9月12日，蒋介石亲到石家庄与张学良进行密谈，令张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联”调解。
9月16日，蒋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急剧分化和破裂。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本土上的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义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无情的镇压。
再说日本几乎未遇到抵抗便占领了面积三倍于本国的东三省后，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1932年1月28日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同日，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介石还是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1月29日，蒋介石确定应付“一·二八”的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为国联与九国公约国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其最大限制。”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又确定以“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
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右、总领事村井仓松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未予答复。3月1日，日军向上海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惊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架架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氪思”、“得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的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此后，战火弥漫了大上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同时，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
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今天却一个个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锋利的钢钎；无法读书的大、中学生，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驻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越来越多的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涌向前方。叫喊声、咒骂声、命令声此起彼伏：
“到闸北去！到闸北去！”
“杀尽鬼子！杀尽鬼子！”
“鬼子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叫长官给咱们发枪！给大刀片也行，老百姓能打仗！”
“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失！”
人们的呼喊声压住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入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江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条石块砸成了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日本海空军发狂了。
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工事就往下撂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嗒嗒嗒”，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烧得焦枯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
偌大的祖国没有制空权。
上海遭空袭！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一声一声呼叫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
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力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蒋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日本为了挑拨十九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关系，孤立十九路军，竟故意放风说，日本只与十九路军作战，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中国军队为敌。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立即下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许其他军队支持十九路军。
再无援助的十九路军根本无法阻挡源源不断的日本增援部队，3月2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宣布撤退，并发表通电，宣布：“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至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
然而，无意抵抗的蒋介石却正在和日本议和。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驻扎，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设防……”
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私利，弃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真正成了民族的罪人。
张学良代蒋受过
再说北方。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忍让，日本却丝毫没有领情，不久又发动了“华北事变”。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
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没有抵挡住日军陆海军联合进攻的势头。
1月8日，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听了蒋介石话的张学良放弃了东三省，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对抵抗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等。专车由南京经徐州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到达北平西站。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前方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是敌方占领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子文、张学良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二十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还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总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义勇军。
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大政方针下，2月21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当地守军20万人，不作抵抗，望风而逃。日军长驱直入，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兵先头部队突入承德，热河失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与日军拼杀，收复失地热河，结果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