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敌人进一步上当，红十二军的战士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沿途设下许多“圈套”：在经过的路上，每逢岔路，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部队由此前进”、“军团由此北上”等等；一到宿营地，会写字的战士便拿起粉笔在墙上、门上写“某团连驻此地”。还在显眼的地方留言：“同志，速到前边接我，有急事”等等，敌人误以为十二军就是主力部队，便尾随而来。
为了给主力部队创造更加有利的歼敌条件，红十二军见山翻山，遇水过河。江西赣南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荆棘遍地的山路，这对于行装辎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经验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就是难耐的苦刑。
体力上占优的红十二军还不停地对国民党军队进行骚扰，使得敌军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此时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个月，兵强马壮，士气旺盛。
毛泽东玩起“猫鼠游戏”，紧抓战机，全歼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还把蒋光鼐、蔡廷锴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纷纷败逃。
陈铭枢没有任何表情，他弹了一下烟灰，满脸惆怅。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在他自己看来，曾经打败过的名将不少，如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他们有的是军官学校的高材生，有的是从小拉杆子起家的土匪，有的是少年投军的行伍，他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培养的数十万大军也免不了成为他的败将，然而共产党才出现几年，毛泽东领兵不过三年，竟可以打败自己的三次“围剿”，而且是想找红军找不到，找到红军打不过，真是万般的无奈。
蒋介石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也不敢接受这个结果。
可是在南方非常会议事件开始进入宁粤合流阶段，北方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他只得暂时停止了“围剿”行动。
蒋介石亲自督师第四次“围剿”，再吞苦果
广州非常会议事件以蒋、汪合流而结束。
蒋介石于1932年3月再度出任军委会委员长，不顾日本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蒋介石置民族危急于不顾，再次自兼“剿匪总司令”，发动了第四次对工农红军的“围剿”。
蒋介石为“剿共”可谓费尽心思。
此时领导红军作战的毛泽东由于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而被剥夺了党权，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做了错误的批判，撤销了其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此时受“左”倾盲动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红军的战略战术严重失误，战斗力有所削弱。10月，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另辟川陕根据地；湘鄂西区的红二军团也于同时缩编为红三军，向湘鄂川黔区转移；湘鄂赣的红十六军也转移到湘赣根据地，于1933年6月成立红六军团。
何应钦看到“剿匪”形势一片大好，几次失败的他又亲自向蒋介石请缨。
1932年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剿匪”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陈诚出任中路军总指挥，下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共12个师；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下辖6个师1个旅；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下辖5个师1个旅。此外还有5个师2个旅与2个航空队作为预备队。
1933年1月，5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进中央苏区。
面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毛泽东不在位，而正值王明路线统治的红军在军事上采取了冒险主义，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作战重点是要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打破敌人的“围剿”，作战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对这个作战方案感到疑惑。因为南丰城为国民党重兵防守之地，红军围攻南丰城，耗费时日，不能筹款不说，还可能遭到其他敌军的夹击，届时可不是损失大不大的问题了，而是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但此时国民党的“围剿”步伐越来越快，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督师。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进行充分的讨论，强攻南丰已成为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2月13日，在蒋介石南昌行营。
“报告，中路军陈司令来电，共军已向南丰城发起总攻，已探明这是共军主力。”传令兵快速地将最新的消息报告给蒋介石。
“以卵击石，这是怎么回事？”蒋介石听完，忙查看旁边的军事地图，若有所思地说，“水已经抽干，鱼儿要出来了。”
“南丰城有我重兵把持，‘共匪’围攻南丰城，看来是要做最后一搏了！”旁边的参谋很有信心地说。
“电令陈诚火速增援南丰城，一举歼灭围攻南丰城的‘共匪’。”蒋介石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
南丰作为陈诚“进剿”赣南的踏板，有第八师的六个团据守。陈诚认为红军在短时间内拿下南丰不可能，遂令守军据城坚守。同时急令所属的三个纵队分三路进行增援，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以消灭。
2月14日，面对敌情变化的严峻时刻，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原有军事部署：留下少量部队佯攻南丰，牵制吸引增援来的国民党第二、第三纵队；将红军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等地隐蔽集结。
2月27日，红军主力于南丰西数十公里外的黄陂地区设下了埋伏，消灭了正在行进的国民党第一纵队的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活捉两师师长，大大地挫伤了国民党部队刚刚恢复起来的士气。致使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与担任先头部队的第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指挥上产生矛盾。导致了国军第十一精锐师被红军主力歼灭。师长肖乾负伤，罗卓英只身逃脱。面对惨重的损失和不断低落的士气，蒋介石不得已停止了第四次“围剿”。
“娘希匹，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蒋介石又开始跳脚骂娘了。
第四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非常遗憾，但他也看到红军内部的分裂，“围剿”的真正希望。为了抓住这个希望，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一方面充分利用“七分政治”分化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意图使红军成为无水之鱼。另一方面在总结前几次失败教训后提出“战术上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推行堡垒战术。意图步步为营，慢慢拉网。
此次“围剿”以南昌行营为总部，蒋介石亲自坐镇，下设三军：
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驻临川。又下辖三路：第一路军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为蒋鼎文；第三路军总指挥为薛岳、陈诚。共辖18个师，为各路军最雄厚的力量。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驻宜春，下辖10个师。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驻韶关，下辖10个师和5个空军队。
此外还有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的4个师和赣、粤、闽、湘4省的保安团。
规模之大，可以说蒋介石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了。
面对国民党100万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不在位，以李德为首的国际代表则完全否定了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而是采用以堡垒对堡垒，实行阵地战和短距离的突击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就在国民党部队快速收缩包围圈的时候，一份电报放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看了一眼，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使蒋介石如此惊慌失措？原来，上海抗战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围剿”红军，十九路军对此非常反感。11月20日，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人与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联合，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声明推翻国民党，提出打倒蒋介石，并释放了监禁的中共党员，并同中央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此时的十九路军已扩编为5个军共4万余人，飞机30余架。
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也怕红军向江、浙扩展，更怕的是自己的政权旁落。此时的他焦虑万分，不住地在屋内踱来踱去。
夫人宋美龄这时走了进来，看见丈夫一脸焦急的样子，知道又遇到棘手的事情了，忙问：“达令，遇到什么问题了，让你这么慌张？”
“哦，夫人，你来了，刚来的电报说十九路军已经声明脱离我们，自成政府了。”蒋介石叹气。
“十九路军的总指挥是蔡廷锴吧，我们见过面，子文不是也跟他打过交道嘛。”宋美龄给他递过一杯茶水。
蒋介石接过来，抿了一口，便放到桌上：“单是十九路军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共产党与十九路军联合，那这次‘围剿’看来又要凶多吉少了。”
“那十九路军与共产党现在还没有联合吗？”
“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听说他们已经私下与共产党有过接触。”
“如果他们真的联合了，就不好说了。”
“是啊，夫人，我现在正在头疼这件事啊！”
“那为什么不立刻攻打十九路军，趁他们现在立足未稳！”
“现在‘我们’的兵力都在‘剿匪’，各有任务，派其他派系部队，我不放心，若他们也与十九路军联合，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蒋介石不无忧虑地说，“现在两广的李宗仁和陈济棠虎视眈眈，早就想逼我下野。再说，如果十九路军得到国外的支持，我们也不好办呐。”
“那也应该先阻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将福建政府彻底孤立起来。”
“如果共产党增援十九路军，在江浙一带建立根据地，这也令我头疼。”
“共产党现在正被‘围剿’，损失惨重，可能没有能力支援吧！”宋美龄提醒丈夫。
“毛泽东已不是‘共匪’的领导了，这次‘围剿’中，共产党的这套战法完全不行，兴许共产党的领导……”蒋介石沉思了许久说，“我们可以试一试。”
21日，蒋介石从北路军顾祝同部抽调蒋鼎文二路军11个师以及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卫立煌的第五路军组成“入闽军”赴闽作战。同时以重金收买和政治许诺，得到粤、桂的支持；照会英、法、美等国，要求他们不同福建政府发生关系，不给以任何援助，使福建政府陷于孤立。
由于中央红军领导层的错误，未能及时援助福州革命政府，着实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完全孤立的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坚持了不到两个月便垮台了。“福建事件”的主谋者陈铭枢、蔡廷锴以及李济深、蒋光鼐等旋即逃亡香港。这次起义，据李德回忆，当时“周恩来、博古主张支援十九路军，但上海局反对支援。结果服从上海局”。
1934年1月21日，十九路军失败，为蒋改编后，又投入到第五次“围剿”中。
4月中旬，国民党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苏区的大门，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者也拉开架势，准备同敌人“决战”，但是面对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的轰炸，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后，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六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然而博古、李德却命令红军“分兵把守”，结果红军进一步遭到失败。随着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博古、李德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只剩下战略转移和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条路了。
此时的红军经过艰苦转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锐减到三万。
这时，蒋介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红军形势的急转直下让更多的红军领导人有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再次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与国民党展开了高度的运动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意图，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从此红军战略转移从被动走向主动。
蒋介石虽然将川、滇、黔三省归于中央统治之下，但对于中央红军尚未肃清感到忧虑，当他听说毛泽东又恢复了领导位置，不禁大惊失色，心里顿生一种不祥之兆，连连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