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网络媒介为专业性网络自组织聚集成员提供了平台
网络青年自组织基本都以在线形式聚合，他们通常运用QQ群、论坛等平台聚集在一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以资源共享、情感互动为目的的QQ群。对于“抖森翻译军团”这样的互联网翻译小组来说，组织成员正是由于在网络虚拟环境中基于对英国男演员汤姆·希德勒斯顿的喜爱和认同才聚合在一起的，他们热衷于寻找并翻译有关汤姆·希德勒斯顿的资讯，虽然遍布在世界各地，这种相同的爱好使得他们聚集在一起并产生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QQ群，群里的成员采用网名匿名制形式，群成员从招募到进入组织都通过网络在线方式进行，组织成员分散在世界及全国各地，大多是中国海外留学生和国内高校的在校生，基本未曾谋面，一直以来基本都是线上联系。
可以看出，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可供进行人际交往、信息沟通以及情感交流的场所，移动终端的普及也正改变我们的交流沟通、信息共享的方式，没有地域、时间界限的网络传播，为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陌生人得以摆脱空间束缚聚集在一起提供了平台。
2. 网络媒介为组织成员交流沟通提供了主要的渠道
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指出：“‘社群’（community）及‘传播’ （communication）这两个英文词汇并非由于巧合而拥有相同的词根。人类无法离群索居，而只要人类聚集在一起共谋生计，就必然会有某种传播与沟通行为发生。”[12]杜威也认为，“在共同（common）、社群（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存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关联。人们认为拥有共同的事物（包括对目标、信仰、知识、渴望等的共同理解）而生活在同一社群内，传播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13]由于现代媒体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社交网络的发展，媒介使用与组织群体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直接影响组织的稳定性。
“抖森翻译军团”的QQ群分为主群和灌水群，主QQ群分派翻译工作，讨论翻译问题，灌水群专门提供给组织成员聊天。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保证了QQ群信息内容的单一和讨论质量，另一方面也为群成员在翻译工作之外在线互动、加深情感提供了场所。灌水群大部分的内容是讨论有关汤姆·希德勒斯顿的信息，或聊聊欧美圈其他喜欢的演员和作品和网络热点，有时候成员间也会在群里聊私事，气氛比较活跃。在访谈中成员们表示，抖森翻译军团的QQ群几乎是他们每天必看的群，军团给了他们很大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是也收获了友谊，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尽管军团成员遍布各国，只有个别人在线下也比较熟悉，但并不妨碍组织成员进行在线社交。他们拥有共同爱好、为同样一份“事业”而贡献，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自然会建立一种较为稳固的圈内社交关系。
3. 网络媒介提供了组织成员分工合作的虚拟办公空间
与传统组织形成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不同，网络青年自组织的特点就在于组织成员基本所有的互动都依托于网络在线传播。在网络组织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媒体息息相关，每一个环节都无法脱离媒体使用。媒体在互联网翻译小组这样的网络自组织中，是组织产生发展的平台，也是组织运作的重要平台。
在具体翻译工作方面，“抖森翻译军团”翻译小组的工作步骤有筛选、听译、校对、润色、制作、审核、发布七个主要环节，七个环节大多是通过网络媒介完成的。视频资源大部分来自海外成员，由海外的组织成员在国外相关网站下载后，通过QQ群文件传递，共享给组织成员，组织成员收到资源后，在QQ群中沟通工作时间和分配任务，分工协作翻译作品。每个组织成员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后，会在群里上报自己的工作进度，并把本职责内的作品上传至群共享，最终作品由国内组织成员上传到“抖森翻译军团”的新浪微博和优酷、土豆等网站中，供国内用户观看下载。筛选、听译、校对、润色、制作、审核、发布，组织成员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使用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而作品从发掘到生产发布完全通过网络在线传递。新媒介传播形态的转变与发展，让资源分享变得更为便利，信息聚合度更高，也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有效的聚合渠道和互动平台。
4. 网络媒介为提升组织影响力提供了宣传平台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手段不断创新，方式日益更新，渠道逐渐拓展，这就为网络自组织提升影响力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以互联网小组来说，通常他们都是在翻译的影视作品中添加小组名称和制作人员名单的水印，以在受众观看作品时达到宣传的目的，但这样的组织宣传仍然还是停留在小众领域。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添加水印和论坛发帖已经不能满足网络组织扩大影响力的需求，拥有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是必备之举。
“抖森翻译军团”不仅将官方水印加入作品中，还拥有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优酷账号等传播平台。“抖森翻译军团”的微博上经常发布组织的作品信息，并通过不断转发的形式将之扩散，建立组织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目前“抖森翻译军团”的新浪微博账号已有粉丝17871人，微博发布数量2089条，单条微博平均转发量200至300次，微博内容以原创为主，偶有相关官方账号和微博草根大账号转发他们的内容。通过“知微”工具分析，“抖森翻译军团”发布的微博单条消息曝光量166524，超过70%的微博。女性参与转发的热情比男性高出不少，北京、重庆、广东等地区的用户相对参与度高，而且没有发现有水军痕迹。[14]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抖森翻译军团”的微博具备相当的传播影响力。
三、媒介使用对专业性网络自组织成员的影响
1. 对媒介的积极使用建构了组织成员的传播者身份
新媒体环境已经使线性传播模式转变为去中心的多点式复合传播模式，更重要的是，传播环境的变革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与媒体的关系。人们越来越重视媒体，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甚至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新媒体网络中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共享性和互动性使得人本身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多重的身份，他们不仅仅是受众更是参与信息生产的传播者。与普通剧迷相比，互联网翻译小组从单纯的文化的接受者转变为跨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要深入理解剧集中所蕴含的语言习惯和该国的历史、政治、民俗知识，还要在翻译字幕的过程中在视频页面加入注释的字幕进行解释，属于生产性的粉丝。
翻译小组制作的作品并不属于他们的原创作品，他们在网络或其他渠道上获取了相应的视频等资源后，才可以着手进行翻译制作。汤姆·希德勒斯顿是一位英国演员，他的信息多出现在欧美等新闻媒体上。“抖森翻译军团”的优势就在于组织成员分布在世界各地，任何一条有关汤姆·希德勒斯顿的最新资讯他们都有渠道获得，可以说组织成员是一群积极寻找相关信息、主动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网民。组织成员在国外观看或下载了相关资源后，通过QQ群发送给组织成员，经过组织成员挑选整理，分工协作为资源制作中英文字幕，再作为传播者通过国内社交网络传播给更多的受众。这整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是一种积极参与制作的传播者角色。
2. 媒介使用为组织成员提供了自我实现与群体归属感
从马斯洛理论看，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五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级，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15]对于专业性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在加入组织并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的过程中获得了情感归属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作为以翻译工作为主的网络自组织，“抖森翻译军团”翻译制作的作品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传播给更多的受众，这种自我能力的提升和作为传播者甚至“意见领袖”的优越感，虽然来自虚拟空间，但自我实现的心理感受却也不会因此而打折，组织成员寻求尊重的需要也由于“抖森翻译军团”组织品牌的确立而得到了满足。自我实现常常使人感到自己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是每个社会人都寻求的。所谓自我实现，正是这种个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发展自己的能力、才干与个性，实现自己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等价值追求的过程。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尊重的获得，网络媒体在为更多受众提供媒介内容、创造新意义的同时，受众的接受和反馈绝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一次“抖森翻译军团”制作的作品被转发、点赞和受众的称赞评价，不仅仅是整个组织的被认同、尊重，对组织成员来说，每个个体都能在作品被肯定的同时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3. 对媒介的积极使用提升了组织成员的专业能力
作为以翻译工作为主的网络自组织，“抖森翻译军团”翻译小组不仅为组织成员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成员间针对英文翻译工作的共同学习和互相帮助，也提升了组织成员的个人英语能力，使他们获取了更多知识，提高了英文听译的能力。“抖森翻译军团”翻译小组的工作步骤有七个主要环节，成员并不固定从事某一个环节，在每次任务分配中可以根据成员的能力和兴趣进行分工。不同的环节要求不同的技巧和经验。组织成员常常在QQ群里彼此交流经验，有时为了一个词汇的翻译是否达到了“信、达、雅”而激烈争论。另外，组织成员之间也有着非常好的彼此帮助的传统，老成员要有带新成员的义务。访谈发现，加入小组的成员都觉得自己英语专业水平得到了提升，而且这种边干边学的方式非常有效。
四、结语
总起来说，类似“抖森翻译军团”这样的互联网翻译小组只是众多依托互联网形成和发展的专业性自组织的一个代表，网络空间上还存在着成百上千个以不同兴趣、专业集结起来的虚拟组织。新媒介环境使有共同专业追求、分散的社会群体成员聚集起来，在沟通交流中建立起彼此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从而获得社会的、心理的支持和专业能力的提升。这些专业性自组织在互联网空间里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作用，在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专业品质和精神品格，不计回报地凭借个体的努力为网络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成为网络文化领域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案例3社会协同视角下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考察——以河北402爱心社为个案
中国共青团是联系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被赋予了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而在整体呈现出青年化倾向的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中，中国共青团所具有的组织特征与优势，都使其在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积极社会管理格局方面扮演着重要独特的角色，其与以青年为主体的草根志愿组织形成协同治理的伙伴关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的一大亮点，亦为其他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中新局面的开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层设计经验。本文将以河北402爱心社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线索尝试运用一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方法，分析还原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的实践逻辑。
一、共青团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实现社会协同探因
协同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并与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相关研究相耦合，形成了社会协同治理理论。这一理论跳出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关系的认知模式，进而深化了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甚至第三部门失灵的深刻认知。它“试图通过协商、对话、承诺，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公民等组织和行为者各自资源、知识、技能等的优势，承担各自责任，使系统在不断生成和转化的过程中达致更高级的平衡，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整体功能大于局部之和的治理功效”[16]。当然在这样一个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一定差异性。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提供者，应当因应社会管理大形势而主动变革，以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为契机，提供更优质更积极的社会管理政策创新。社会组织则需要在现有“嵌入式”社会政治结构框架下，不断强化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自律机制的完善，积极地发展与政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承接政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改革过程中转移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一理论提供了中国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以及各类志愿组织之间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协同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