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
山路爱山（1864—1917）是日本明治、大正时代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史论家。青年时代接受洗礼，开始信仰基督教，这成为山路爱山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1888年，24岁的山路爱山从家乡静冈上京，入东洋英和学校学习英语，毕业后回静冈做了三年传教士。后复上京，作为政论记者加入民友社（《国民新闻》社），很快便成为民友社具有代表性的史论家（《国民之友》）。1898年《国民之友》被关闭，山路爱山遂改任《信浓每日新闻》主编。1903年创办《独立评论》。此后十余年间，山路爱山迎来了其写作生涯的巅峰时期。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论著，也基本完成于这一阶段。
山路爱山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论著如下所示：
明治二十七年（1894）：《论支那哲学》（《国民新闻》1月9日—4月22日，十一次连载）
明治二十八年（1895）：《读唐宋八家文》（《国民之友》第253—269期，十一次连载），后作为“补遗”收入《支那思想史》。
明治三十八年（1905）：《孔子论》（民友社）。
明治四十年（1907）：《支那思想史·日汉文明异同论》（金尾文渊堂）。
明治四十三年（1910）：《汉学大意》（古今堂书店）。
大正五年（1916）：《支那论》（民友社）。这是山路爱山最后一部中国学研究著作。晚年的山路爱山开始关注当时代的中国以及当时代的中日关系。《支那论》就是这样一部著作，里面探讨了有关明治以来的日中关系、辛亥革命后日本对华认识等问题。
一、近代立场的文化批判色彩
山路爱山于明治初年学习过汉学。作为一般的教养，阅读过一些儒学的经典著作，如历史方面熟读了《二十二史札记》。山路爱山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明治三十年代前后，其任职民友社的时代。明治二十七年（1894），山路爱山在《国民新闻》上发表了最初的中国思想研究文章《论支那哲学》，其锐利的笔触，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犀利论说，于此时已初露端倪。可以说在山路爱山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要想探究山路爱山的思想体系构成，对于他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是不能忽视的。
继《论支那哲学》小试牛刀之后，在《信州每日新闻》时代（1899—1903）的读书生活中，山路爱山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他撇开既有的注疏、解说，直接从文本入手，以“原典批评”的方式，对孔子的思想展开了思想史分析，发表了很多卓有见识的评述。首先问世的就是出版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孔子论》。这部著作也可以看作是山路爱山作为日本中国学早期批判主义民间研究的奠基作品。从《孔子论》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山路爱山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孔子研究的基本态度。山路爱山表示：
余之所信，孔子乃日本思想界之共有物，其教诲为日本人民之遗产。余欲与日本人民追求新知识之同时，保存此旧有之思想。孔子之流风余韵，今犹影响于吾人之社交，甚至及于法律。吾人之祖先，蒙孔子遗训之所教诲，吾辈则胚胎于此教育、而生于新时代。余深感研究此思想之鼻祖，实乃我日本读书人之义务。[1]
首先，山路爱山给儒学及儒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定位，即孔子是日本思想界、日本社会乃至全体日本人民的精神共享物，孔子是大家的，学问也是大家的，因此对孔子的研究应该是关于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社会化的、大众化的研究，而不应该是将孔子束之高阁、奉为神圣的官方独占的研究。
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大抵是集中于帝国大学的官学研究者，即所谓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在他们的日本文化史及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孔子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境地，也就是说，美化孔子、神化孔子，把儒学儒教化，成为这一学派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考路径。而以山路爱山为首的隶属于民间史学流派的研究者们，因其私学出身的立场，使得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先天地带有与学院派历史学家们迥乎不同的特质。
其次，从上述“序言”可以看出，山路爱山并不排斥孔子这样的所谓“旧有思想”之代表，反而极欲保存之。山路爱山称孔子为“思想之鼻祖”，称孔子思想为“教诲”、为“遗产”、为绵绵不绝的“流风余韵”，足见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国古代思想的敬重。正如他的朋友在追忆他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山路君做过牧师，也做过基督教报刊的主编，但是山路君的信仰与思想，从来不曾离开过儒教”。[2]
第三，山路爱山在这篇“序言”里，表达了对于应以什么样的方法来保存和光大孔子以及孔子思想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他强调，作为当时代的日本读书人，有义务以新时代人的新眼光，重新理解古典、发现古典、阐明古典，即对孔子这样一位“思想之鼻祖”，亦应以时代的眼光、以自由科学的态度对待之、研究之。
于是，在山路爱山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力作《孔子论》及《支那思想史》《汉学大意》等著作中，我们领略了山路爱山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犀利的理论评说。
二、《孔子论》的方法论主张
山路爱山的《孔子论》，全书共分三部分：一、材料论，二、时势论，三、《论语》中显现的孔子。在每一部分中又设列若干小标题。
首先在“材料论”部分，山路爱山开宗明义论及孔子其人的定位问题。山路爱山通过把孔子与释迦牟尼、基督进行对比，从而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孔子是历史上之人物”。山路爱山说：
孔子为历史上之人物，此点与释迦相比，实乃确实无疑。即比之于基督，亦当为明白无误之事实。……较之基督时代之犹太，孔子生于文化远超乎其前之中国，不惟尽享其时代之教育，且其本人即为一通达文艺之学者。……孔子以其时代而拥有优秀之文明，以其作为而成就一代之学者，以其子孙而得传其家业。此足以表明孔子乃较之基督而更为明确之历史上之人物。[3]
这就是说，孔子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确实的人物，而不是某种宗教崇拜的偶像，因此对于孔子的研究应该是关于“人”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神”的研究。这对于当时弥漫于学术界的“孔子神话”不啻当头棒喝，表现出在野的民间史学家们的近代主义的理性思考以及超越时代的冷静批判精神。
就如何复原孔子真形象，再现孔子真精神，山路爱山发表了自己明确的见解。山路爱山反对以“书籍制造术”的方法，简单粗疏地拼凑出并非真实的孔子形象。关于这一主张，山路爱山阐述得极为明了：
概观近来书生所论孔子，关于对古书大抵应相信到什么程度，并无仔细考量，而是将所有古籍视作具有同等价值来对待。先依《史记·孔子世家》略考孔子年谱，继之剪贴《左氏》《谷梁》《论语》《孟子》《大戴礼记》等古书，并就这些剪贴部分既有的古人注释展开论说。如此这般便构成孔子传记（如蟹江氏所著即为此一例），余断言，对于求得真实之孔子，此等书籍制造术决非正途。[4]
山路爱山在这里明确指出，以往以“书籍制造术剪贴”出来的孔子，都不是真实的孔子形象。这表明山路爱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欲保存“旧有的孔子之思想”，廓清以往传统的孔子观，必须打破对古书的迷信和盲从，抛弃依赖古书的“书籍制造之术”。从山路爱山欲塑造一个“真实之孔子”的主观诉求中，我们可以看到山路爱山的中国思想研究的鲜明的批判主义特色。而所谓“书籍制造术”的议论正是针对当时以井上哲次郎[5]为首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所谓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而阐发的。
明治二十年代的日本，以《教育敕语》的颁发（1890）为端绪，传统汉学重又浮出水面，显现出复苏的趋势。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儒学与以德国国家主义为中心的西洋近代国家主义观念合流，逐步成为近代中国学中的主流学派之一翼。1891年文部省派出留学德国七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家井上哲次郎担纲《敕语衍义》的撰写，从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官学体制学派”之魁首。20世纪初期，当“官学体制学派”向“新儒家学派”发展的时候，他们所崇尚的儒学的内容也发生了极微妙的变化——即强调儒学的真精神在于孔子，而“孔教”就是儒学[6]。山路爱山以《孔子论》为发端的批判主义主张，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被山路爱山点名道姓加以指斥的以“书籍制造术”来塑造孔子形象的“蟹江氏”，就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在山路爱山的《孔子论》稍前出版了《孔子研究》一书的蟹江义丸（1872—1904）。
出身于富有传统汉文化教养之家的蟹江义丸，自幼受其祖父影响，逐渐培养了对于圣贤之道的渴慕。22岁时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26岁升入大学院，开始从事有关东洋伦理特别是孔子学说的研究。大学院在读期间就开始在早稻田专门学校净土宗高等学校讲授哲学课程，毕业后又历任东京高等师范伦理学讲师、教授等职，并翻译过《西洋哲学史》等西方哲学伦理著作，特别是还与井上哲次郎一起合作编辑过《东洋伦理汇编》。1903年，蟹江义丸以论文《孔子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04年，此论文以单行本出版问世。在这部著作中，蟹江义丸分列十章，就“孔子的身世”、“孔子的游历”及“孔子对时势的慨叹”等专题展开论述。在《自序》中，蟹江义丸表达了对于受教于恩师井上哲次郎并在其指导下完成此书的谢意。从其家世及受教经历来看，可以说蟹江义丸是一个在传统的、正宗的学院派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年轻学者。因此这部《孔子研究》前有井上哲次郎为之作《序》，后有桑木严翼[7]为之作《跋》。井上哲次郎在《序》中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文学博士蟹江义丸君年来研究孔子事迹及学问，自叙其所见，辑以一书，题为《孔子研究》。其论证大抵精确，断案亦概妥当，要之为近来罕见之良书。若世之学者一读此书，始可领悟孔子之真相，不觉穿越古今之间隔，仿佛间顿生与精神伟人相接之感。果如此，则君所寄予学术界者，岂鲜少乎？[8]
桑木严翼在《书于〈孔子研究〉之后》的“跋文”中亦不乏溢美之词，称：“不拘古，不泥新，自创真研究之途，岂非此书之抱负乎？”[9]然而，山路爱山在其《孔子论》中，却以演绎“书籍制造术”的蟹江义丸为靶子，批评他“缺乏文献批判的见识”。其实际的矛头当然是直接指向以井上哲次郎为首的学院派学者群体的。从中不难看出，明治末年日本民间学派与学院派在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事实上，把山路爱山引为同道的人在当时亦不在少数，这一点或许从下面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得更为清晰：
蟹江氏自云此书写于大学院在读之时，拜井上博士指导之所赐而成，博士当然极口予以称赞。……此书固非无可取之处，著者涉猎诸书、一一摘抄之劳，吾辈即堪称佩服，仅作为座右之重要参考亦无不可，然以之‘可领悟孔子之真相’，则非以为然也。井上氏虽称‘论证大抵精确，断案亦概妥当’，然著者多为引述诸书，于是非之判断则多有迷失。坦言之，其论证多不精确，断案亦甚有误。所谓‘仿佛间顿生与精神伟人相接之感’，吾辈实无从生也。
由来大学一派之人，材料为其所长，故有自由缉缀之便，然于材料之选择批评，却几近毫无才能。向井上博士著《释迦牟尼传》，于传载释迦事迹之文献，不作历史价值之评判，而唯依一己之哲学思考，随意判断历史事实。此当即被吾辈所指出。蟹江氏之《孔子研究》，与井上氏之《释迦传》如出一辙，擅依一己之议论，而于历史事实绝少判断。苟欲传之孔子事迹言论，则其经何时代、由何人所传一概不问，只据古人有关之议论而不辨其真伪。故与其说是氏之判断不如说是古人之判断。
……帝国大学乃我国学问之中心、学者之渊薮，殊以闻名世界之井上博士者流汇集于其文科大学，就中满足吾辈希望之著述理应存焉。奈何井上博士向以其《释迦传》令吾辈失望，今蟹江博士复以其《孔子研究》再令吾辈失望。莫非文科大学井上博士一派学者实无以令人信赖乎？[10]
当时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民间派学人，对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们，特别是以井上哲次郎为首的聚集在文科大学的声名显赫的学者们的研究，颇不以为然，在他们毫不留情的批判中，固然不乏囿于门户之争的激愤，但也确实点击到学院派研究的致命伤。蟹江义丸本人就在《自序》中表示过“本书付梓尚不完备，期请得世间批评，他日得机改订”，并准备增补《孔子之时代》《孔子之子孙》《孔子之门人》等三章内容[11]，但是就在此书出版过程中，蟹江义丸便以弱质之躯辞世而去，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